第十二章　《山海经》与战国稷下学术

如上所述，《大荒经》神谱中显赫的诸神如帝俊、少皞、颛顼等皆为东方之神，《大荒经》所反映的原始天文学在大汶口文化的“日－月－山”陶器刻符上得以形象写照，而此种原始天文学同时也就是泰山封禅制度的文化源头，诸如此类的线索，无不暗示了《山海经》与古老的东夷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

东夷文明源远流长，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考古发现为此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但这些地下证据迄今为止似乎还一直没有与纸上证据和文献记载的古史系统有机地结合起来，文献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山海经》与东夷文化之间渊源关系的揭示，为我们认识东夷文化的来龙去脉提供了重要的文献线索。

齐文化是东夷文化的直接继承者，齐学术对后世学术的影响既深广又久远。战国时期，稷下学宫名士荟萃，百家争鸣，实为战国学术和思想的渊薮。稷下学者创立的五行说和大九州学说，为华夏知识和学术奠定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宇宙观体系，成为华夏民族的思想律，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想象宇宙、历史和人生的共同模式，深深地塑造了华夏世界的文化传统、知识传统和思想传统，可以说，不理解这两个学说的文化渊源和思想实质，就无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古往今来的学者们为了追究五行说和大九州说的起源，广为搜求，旁征博引，然而翻遍了有限的几本被视为可靠的先秦典籍，所能得到相关的材料不是只鳞片爪，就是语焉不详，对秦汉政治和学术造成根本性影响的、在战国后期和秦汉典籍中蔚为壮观的五行学说和大九州说，仿佛是突然间涌现出来的，仿佛仅仅是邹衍等几位高谈阔论、故弄玄虚的稷下学者、燕齐方士们无中生有的捏造。

很难想象，一种深深地交织于整个华夏文化、知识和思想传统中的学说，会是几位学者匠心独运、凭空想象的产物，即使是想象，也必定有其想象的依托和根蒂。实际上，这根蒂就是《山海经》其书，《山海经》就是稷下学者想象时间和空间、建构宇宙观的依托。我们下面将证明，《山海经》所反映的时空观是五行说和大九州说的共同原型，五行说不过是《山海经》所反映的原始历法月令知识的抽象化和玄学化，而大九州说则无非是《山海经》地理图式的形式化和夸张化。可以说，五行说和大九州说这两个华夏文化之谜的秘密都蕴藏在《山海经》这本奇异的典籍中，只是因为《山海经》在古代被视为单纯的四夷地理志，在近代又被视为古今小说之祖，越来越被排斥在正统学术的边缘地带，越来越不入正经学者的法眼，因此，才导致这个秘密至今没有大白于天下，也让五行说和大九州说的来历成了不解之谜。

《山海经》与稷下学术之间关系的揭示，将不仅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五行说和大九州说这两个重要学说的来龙去脉，同时也为人们认识《山海经》与东夷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提供了一条意味深长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