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王母信仰源于东方

西王母神话在先秦文献中就已见诸记载，说明对西王母的信仰和崇拜在那时业已深入人心了，但也许是由于这种信仰固有的民间性和鄙俚性，关于其信仰的具体情况的记载在先秦文献中皆付阙如。西王母信仰第一次浮出民间引起上层社会的震荡并因而被载入史册是在西汉末年。西汉哀帝年间，由于连年大旱，民不聊生，酿成了震动京师的大规模流民运动，而这种流民运动是以“传西王母筹”的形式出现的。《汉书·哀帝纪》云:

（建平）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

《汉书·天文志》云:

哀帝建平……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民相惊动，哗奔走，传行诏筹，祠西王母，又曰:“纵目人当来。”

《汉书·五行志》云:

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惊走，持槁或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践，或夜折关，或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阡陌，设祭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至秋止。

一种信仰可能在民间社会长时期默默涵养滋生，而不会引起上层社会的注意，但一旦下层民间社会因受大规模的天灾或战乱的扰动而瓦解，这种原本默默无闻的信仰就会因其为衣食无靠的灾民提供了精神上的寄托和社会上的归依而迅速传播，从而爆发为剧烈的宗教运动，撼动现实社会秩序，成为惊动朝野的政治事件。汉建平四年的“传西王母筹”事件就是这样一次典型的民间宗教运动。这样一次大规模的宗教运动，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其信仰必然已经在民间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和传播。

由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出，在“传西王母筹”运动兴起之初，这种运动还只是被汉代上流社会视为威胁社会秩序的社会动乱现象，后来，王莽为了给自己居摄篡汉寻求根据，遂将这次“传西王母筹”运动视为预兆元后女主摄位的瑞应，《汉书·元后传》云:

莽又欲改太后汉家旧号，易其玺绶，恐不见听，……于是冠军张永献符命铜璧，文言“太皇太后当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下诏曰:“予视群公，咸曰‘休哉！’其文字非刻非画，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为子，更命太皇太后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协于新室，故交代之际，信于汉氏。哀帝之代，世传行诏筹，为西王母共具之祥，当为历代为母，昭然著明。予祗畏天命，敢不钦承！谨以令月吉日，亲率群公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玺绂以当顺天心，光于四海焉。”

民间的西王母崇拜藉新莽提倡之势，到东汉时代已遂蔚然成风，并得到上流社会的热烈响应，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中大量的西王母画面就是明证。

这些西王母画像石中，西王母周围往往有鸾歌凤舞，瑞兽群处，羽人飞翔，仙人来往，灵芝仙草丛生，三青鸟、九尾狐、天吴、玉兔、不死药等也历历在目，呈现出一片安宁祥和、歌舞升平的仙界图景。图中的西王母则正襟危怀而座，有的图像中的西王母凭几危坐，头戴玉胜，正是《山海经》所谓西王母“梯几戴胜”的形象写照。

图27　山东嘉祥汉画像石上的西王母戴胜图

有些西王母画像往往上下分为数层，最上层表现仙境景象，而下面各层则是人间情景，常见的内容是车马出行、宾主酬答、宴饮聚欢、歌舞女乐等场面，有些画面中有六博、鼓舞等场面，再现了《汉书》所谓“设祭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的活动，由此可见，东汉西王母祭祀仪式往往伴随着热闹的聚饮宴欢、歌舞博戏活动。

图28　山东滕县汉画像石西王母图中的鼓舞、六博、宴饮、车马出行场景

现在发现的西王母图像，除少数属西汉中晚期之外，大多属东汉时期，主要分布于山东、苏北、河南、四川、陕北等地区⁽²⁰⁾，其分布非常集中，如在山东和江苏主要集中于两省交界的鲁西南和苏北地区，在河南则主要集中于南阳和洛阳地区，其中尤以鲁西南最为密集，其次则是四川的成都平原。而最早的道教教团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恰恰是出现于这两个地区⁽²¹⁾。

图29　汉代画像石分布图（采自李凇:《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第3页。）

西王母画像地区分布与东汉道教策源地的吻合当然不会是偶然的巧合，西王母在道教神谱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吻合现象表明，西王母崇拜从一开始就与原始道教难分难解。

原始道教源于东方燕齐之地，秦皇汉武所笼络的神仙方士都是来自这一地区，而来自齐地者尤众⁽²²⁾，最早的原始道教运动即东汉末年的太平道起义也主要以这一地区为根据地。《汉书·哀帝纪》云:“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关东”指函谷关以东地区，“传行西王母筹”的方向自东向西，就暗示了西王母信仰的传播方向。西王母信仰的这种自东向西的流动，同时也是西王母信仰的自下向上、自民间向上层社会的流动。正是西汉末年西王母筹西入关传入长安，才使这种原本只是在东方悄然滋生的信仰引起京师上流社会的关注，并经新莽朝的认可而在东汉时代广泛地传播开来。由此足见，中国境内的东部而不是中国境内的西部更不是中国之外的西域才是西王母信仰的原发地，西王母信仰是自东向西传播的，而不是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来自遥远的西方“西王母之邦”，可以断定，在这种信仰于西汉末年向西传播之前，必定在其原发地经过了漫长的酝酿时期。

实际上，最早记载西王母崇拜仪式的诸子文献正是齐人的作品《管子》，其《轻重己》云:“以春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夏至，而麦熟。天子祀于太宗，其盛以麦。麦者，谷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族者人（入），殊族者处。皆齐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讳也。”“王母”当即西王母，《管子》是田齐时代稷下学人言论的汇集，夏至祭王母，这可能是战国时代东方西王母崇拜所留下的惟一确凿可凭的文献线索。值得注意的是，《管子》称之为“王母”，这或者是意味着最初“王母”之前并无“西”字，“王母”之前被冠以“西”字而变成西王母是后人将王母误解为西方之人的结果。

神话与信仰息息相关，西王母信仰流行之地必定也就是西王母神话流传之域，也就是说，中国东部才是西王母神话的原发地和早期流传区。这一结论正能与我们对《海外经》和《大荒经》地域文化渊源的考证相印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