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昆仑与明堂

《海外经》所据古图为历法月令图，其四方所描绘的全系岁时场景，《海外经》古图在中央显要位置浓墨重彩地描绘出昆仑之墟的景观，表明昆仑之墟必定与历法天文、月令岁时有关。

我们还是不要贸然下结论，且从《海经》中对昆仑墟所作描述的具体分析入手。

实际上，《海经》对昆仑的描述，与后世文献中所想象和描述的西方大山的景观有天壤之别，两千多年来人们对此熟视无睹，全怪他们被神仙传说中的那座昆仑大山的幻想迷乱了视线。《海经》中的昆仑根本不是自然造就的大山景观，而全然是一幅人工建筑的格局。《海外南经》云:“昆仑墟在其东，墟四方。”昆仑墟方方正正，哪里有山峰耸峙、峰峦连绵的样子？纯粹是一座建筑物的格局。

《海内西经》则具体描述了昆仑的建筑结构:

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

这里并无一字表明昆仑墟是一座巍峨耸立的自然大山，而完全是一派琼楼玉宇的壮观景象。“方八百里”自是夸大之辞，表明昆仑在作者的眼里是神圣之地，因其神圣，故显得雄伟宏大；昆仑墟形状正方，“面有九门”，当指四面共有九门⁽²¹⁾，大概是每一面各两门，余一门为正门；每一门前有一虎形的守门神兽开明，就像后世庙堂门上的铺首或门前的石狮；面有九井，自然也是每座门前有一井，井以玉为槛，只能出于人为；昆仑墟上有一高大的木禾，表明这只是一株孤零零的树木，而非郁郁葱葱的森林，也只能是人为树立之物；尤其能够表明昆仑是人工建筑物的是昆仑“在八隅之岩”，即说昆仑之墟坐落在“八隅之岩”的上面，如果不求甚解，很可以由此得出昆仑是一座“维石岩岩”的高山的结论，但所谓“岩”，在此并非指岩石，而只是喻其高耸，《诗经·小雅·节南山》:“节彼南山，维石岩岩。”《鲁颂·宫》:“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岩”皆谓高峻，《广韵·释诂》云:“岩，险也。”“险”亦高峻之义也。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昆仑之墟基址的形状为“八隅”，“隅”者，方也，角也，“八隅”，表明昆仑的基址轮廓有八个方角，也就是说，昆仑的轮廓只能是作之形，十字形之四臂，恰成八隅，此种方方正正的轮廓，如果不是鬼斧神工，怎么可能是天然造就？它只能是出于人类的堆砌。实际上，《海外西经》谓昆仑为“虚（墟）”，就暗示了其作者所看到的古图上，昆仑不是一座山，而是一座建筑，《广雅·释诂二》:“墟，尻也。”“尻”亦即“居”字，王念孙《广雅疏证》云:“邱、墟，皆故所居也。”则“墟”之本义就不是指天然造就的巍峨峰峦，而是指人工雕砌的城郭墟落。

这九门、九井、神兽环卫、基址八隅、方方正正、琼楼玉宇般的“昆仑墟”是一座什么样的建筑呢？

这座被称为昆仑的宏伟建筑，实际上就是屡见典籍记载的明堂。

1.明堂:观象授时之所

明堂之义大矣哉。明堂上法皇天，下法九州，为祭天祀神之祭坛，为行政布令之宫殿，为施教兴学之渊府，为朝见聚会之庭堂，国之大事皆行于明堂，蔡邕《明堂月令论》云:

明堂者，天子大庙，所以宗嗣其祖以配上帝者也，……谨承天顺时之令，昭令德宗庙之礼，明前功百辟之劳，起养老敬长之义，显教幼诲稚之学，朝诸侯选造士于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死者论其功而祭，故为大教之宫。……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万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变化之所由来，明一统也。故言明堂之大义深也。⁽²²⁾

总之，先王所有重大神圣的活动都是在明堂进行的，明堂，可以说是华夏王统、道统和学统赖之而绵延不绝的枢纽，历代学者，尤其是清季学者，对明堂源流、制度、功用、建筑、变迁的考证钩沉可谓详尽，其中，尤以惠栋《明堂大道录》能够对明堂制度条分缕析，融会贯通。然历来言明堂者，多注意于明堂与政治教化的关系，实际上，追本溯源，明堂的最初功能是用来仰观天象的台式建筑，也就是原始的观象台、天文台。

《淮南子·泰族训》云:“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必用参五。何谓参五？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调阴阳之气，以和四时之节，以辟疾病之菑。俯视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陆水泽肥墽高下之宜，立事生财，以除饥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礼乐，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而除暴乱之祸。”此文天、地、人三者并举，下文乃是对上文的解说，“乃立明堂之朝”云云当即对上文“仰取象于天”的解说，道出明堂实为仰观天象之所，而“明堂之令”能够“调阴阳之气”、“和四时之节”，显然就是历法月令。

《礼记·月令》孔颖达疏引郑玄《三礼目录》云:“月令者，以其记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别录》为刘向所撰，《汉书·艺文志》六艺类礼十三家，其中有《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班固注谓:“古明堂之遗事”，当即郑玄所谓《明堂阴阳记》，另有《明堂阴阳说》五篇，当系汉人解说明堂月令之书，可见明堂与月令密不可分。东汉蔡邕著《明堂月令论》，并述明堂、月令之义，其列举明堂之功用，首云:“谨承天顺时之令。”“承天顺时之令”亦即历法月令，又引《明堂记》云:“明堂者，所以明天地，统万物，明堂上通于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宫象日辰也，水环四周，言王者动作法天地，德广及四海，方此水也。”⁽²³⁾《礼纬含文嘉》云:“礼天子灵台，所以观天人之际，阴阳之会也。揆星度之验，征六气之端，应神明之变化，睹日气之所验，为万物获福于无方之原。”⁽²⁴⁾而据《文选·东京赋》薛宗注，灵台亦明堂之异名，则明堂为观象授时之所明矣。蔡邕又云:“古者诸侯朝正天子，受月令以归而藏诸庙中，天子藏之于明堂。”⁽²⁵⁾明堂既然是观象授时制作历法月令的场所，自然也就是收藏历法月令之书的秘府。

《后汉书·祭祀志中》刘昭补注引诸书言明堂之义和明堂之制甚详:

明堂上圆下方，八四达，布政之宫，在国之阳。（《孝经援神契》）

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阶三等，以见俭节也。（《吕氏春秋》）

天称明，故命曰明堂。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风。（《新论》）

礼，天子灵台，所以观天人之际，阴阳之会也。揆星度之验，征六气之端，应神明之变化，睹日气之所验，为万物获福于无方之原，招太极之清泉，以与稼穑之根。（《礼含文嘉》）

左制辟雍，右立灵台。薛综注曰:“于上班教曰明堂，大合乐射飨者曰辟雍，司历记候节气者曰灵台。”（按:明堂、辟雍、灵台等原本同物，将之分而立之，是礼制繁衍之结果。）（《东京赋》）

《月令记》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气，统万物。明堂上通于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宫象日辰也。水环四周，言王者动作法天地，德广及四海，方此水也。《礼记·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盖屋，上圆下方，此水名曰辟雍。……其制度数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圆屋径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庙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径九丈，阴阳九六之变也。圆盖方载，九六之道也。八闼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宫以应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室之数也。户皆外设而不闭，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钟九九之实也。二十八柱列于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应三统。四向五色者，象其行。外广二十四丈，应一岁二十四气。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礼也。（蔡邕《明堂论》）

诸书所述之要义为:

（1）明堂是观象授时之所。

（2）明堂之建筑格局皆象天数。

（3）明堂基址方形四达，即作字形。

（4）明堂四周环水。

（5）明堂基址三级。

下面我们将会看到，明堂的以上特征皆在昆仑说中有所反映。

2.昆仑“八隅之岩”与明堂的平面结构

《海内西经》述昆仑的结构云:

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

昆仑“在八隅之岩”，谓其基址，昆仑的基址为“八隅”，“八隅”当指其形状言，隅者，方也，八隅，八个方隅也，也就是说，昆仑墟的平面结构有八个方角，八隅之形，只能是十字形，即形。

我们在上文引证郭沫若《管子集校》之说，指出《管子·幼官图》之所谓“幼官”，为“玄宫”之讹，而“玄宫”亦即明堂，则《管子》所谓“玄宫图”亦即明堂图，今“玄宫图”不存，但从现存《管子·幼官图》的文字，仍能依稀窥见“玄宫图”的大致结构。据《幼官图》文，“玄宫图”由分别描述春、夏、秋、冬四时月令的四幅图和一幅中方之图组成，中方之图自然是位于画面的中心，春、夏、秋、冬之图则应对称地分布于东、南、西、北四方，故分别谓之东方本图、南方本图、西方本图、北方本图，四方之图和中方之图组合所成的画面肯定是作十字形，亦即“八隅”之形，此种结构所呈现的是玄宫亦即明堂的平面结构轮廓。

明堂之十字形结构，于典籍中不乏线索可求:

1.《周礼·考工记·匠人》述三代明堂之制云:“夏后氏世室，……五室；……殷人重屋，……四阿重屋。周人明堂，……五室。”夏之世室、殷之重屋也就是周之明堂，夏之世室和周之明堂皆五室，五个单元对称分布，中间一室，四边各一室，自然只能呈十字形结构。殷之重屋四阿，《说文》:“阿，大陵曰阿。……一曰阿，曲阜也。”《广雅》:“曲京曰阿。”则“阿”实谓曲隈，重屋（明堂）“四阿”，亦即四曲，其形状像四把曲尺拼合在一起，这只能是十字形，则重屋（明堂）显然呈十字四出之形⁽²⁶⁾。又，《说文》“大陵”、《广雅》“曲京”，皆谓高台，则所谓“重屋、四阿”，意谓殷人明堂建立于高峻的曲形台基上，台上起屋，故谓之“重屋”，重屋坐落于十字形高台，这正是《海内西经》所谓昆仑“在八隅之岩”所象。

2.《吕氏春秋·孟春纪》高诱注云明堂“中方外圜，通达四出。东出谓之青阳，南出谓之明堂，西出谓之总章，北出谓之玄堂。”《淮南子·本经训》高诱注亦云:“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圜下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明堂“四出”，亦谓明堂由中间一室和四面之室对称构成十字形。

3.《尚书大传·虞夏传》述舜四时巡守之礼云:“惟元祀巡守四岳八伯，坛四奥。”郑玄注云:“奥，内也，安也。四方之内，人所安居也。为坛祭之，为祭四方之帝、四方之神也。”据《月令》，王者四时于明堂四方祭四时之帝和四方之神以迎气，此四奥之坛祭四方之帝和四方之神，实即明堂。坛四奥，“奥”即凹陷之义，既有四奥，必有四出，表明祭坛的轮廓必定呈十字形。

4.《汉书·郊祀志》引《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颜师古注云:“折，曲也。言方泽之形，四曲折也。”方泽为祭地之祭坛（亦即神坛），所谓“四曲折”，也就是十字形。祭地于泰折是在夏至，祭天于泰坛是在冬至，也就是《周礼·春官·大司乐》之冬至圜丘祭天和夏至方丘祭地。夏至和冬至是历法上的两个重要的日期，古人在这两天都要进行相应的天文观测活动，而冬、夏至的天地祭祀仪式则是由观象授时活动演变而来，也就是说，夏至祭地于泰折或方丘和冬至祭天于泰坛或圜丘，实际上也就是《明堂月令》所谓四时迎气之祭，而泰折和圜丘也就是明堂。明乎此，则由泰折之形“四曲折”，知明堂之形作十字。

5.东汉初年光武帝于洛阳立明堂，其遗址南北朝时尤存，郦道元《水经注·谷水》云:“谷水……又经明堂北，汉光武中元元年立。寻其基构，上圆下方，九室重隅，十二堂，蔡邕《月令章句》同之。”“九室重隅”，暗示光武明堂的基址也可能是四隅曲折之形。

6.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立命篇》对明堂的平面结构有明确的记载。彼云:

昔者黄帝质实好信，作自为象（像），方四面，傅一心，四达自中，前参后参，左参右参，践立（位）履参，是以能为天下宗。

“吾受命于天，定立（位）于地，成名于人。唯余一人□乃肥（配）天，乃立王、三公，立国，置君、三卿。数日，历月，记岁，以当日月之行。”（此为黄帝所言）

所谓“方四面，傅一心，四达自中，前参后参，左参右参，”说的显然是某种建筑物的平面格局，此种建筑物是干什么的呢？黄帝自言在这种建筑物中“受命于天，定立（位）于地，成名于人”，并“数日，历月，记岁，以当日月之行，”也就是建立顺应天地之道、日月之行的历法，此种建筑物不是别的，只能是观象授时的明堂。《黄帝内经·素问·五运行大论》云:“黄帝坐明堂，始正天纲，临观八极，考建五常。”说的就是黄帝“受命于天”，“数日，历月，记岁，以当日月之行”之事。帛书所描述的明堂平面格局显然作十字形结构:“方四面，傅一心，四达自中，”从中心单元伸展出四个分支，联结四方，成十字形，“前参后参，左参右参”，每一方面各有三个单元。据《月令》描述，明堂中间有太室，四面各有三室，中为太庙，太庙两边各为左个和右个，三四一十二，正与帛书所言黄帝“作自为象”的结构相合。帛书所谓“践立（位）履参，是以能为天下宗”者，王者按月居于明堂十二室以视朔布政也。

总之，古代文献中有关明堂建筑的记载无不表明明堂的平面轮廓是作十字形，阮元《明堂图说》⁽²⁷⁾、汪中《明堂通释》、⁽²⁸⁾王国维《明堂庙寝通考》根据《月令》等对明堂体制的记载复原明堂的平面图就为十字形⁽²⁹⁾。古之明堂虽然不必如此繁琐，但明堂之基址作十字形是毋庸置疑的。

此种十字形结构，亦即《西次三经》所谓“八隅”之形。这意味着《海内西经》描述的作为人工建筑的昆仑墟实际上就是明堂建筑。

那么，明堂建筑的平面轮廓何以必定作八隅之形呢？此种安排殆非仅仅是为了对称美观，而是由明堂建筑的功能所决定的。

如前所述，古之明堂亦即观象台、天文台，为先王观象授时、布令行政之所。明堂或观象台建筑的“八隅”之形和“面有九井”等建筑格局，就是源于其天文观测的功能。

图24　王国维之“明堂图”

古人观天授时，一件重要的仪器就是测影之表，即树立一根表木，观测表木投影在一天之内的变化可以知时辰，观测表木投影在一年内的变化可以知时节，但要进行天文观测，首先要确定准确的东西方位和南北方位，王应麟云:“作历之法必先定方隅，验昏旦。”（《玉海·卷十》）这也可以通过立表测影做到，春、秋分太阳出没的方向就是正东西方向，与之垂直的方向就是正南北方向，《周礼·冬官·匠人》、《周髀算经》、《淮南子·天文训》还记载了一种无需在二分之日就可以通过立表测影确定方位的方法。四个正方位确定之后，要作为长期观测的基准，就要在观象台上用特定的设置将之表示出来，这只要通过测影之表的基址刻画出指向东、西、南、北四方的十字线即可，十字线就成为“定方隅、验昏旦”的基准线，内蒙古托克托和洛阳金村出土的秦汉日晷上，通过树立表竿的中心皆刻有十字线⁽³⁰⁾。此外，要保证测影的准确性，用以生成投影的表竿必须垂直，而用以映现投影的地面必须水平，要做到这一点，也不难，只要将上述的十字线作成凹槽，槽中注水，就成了标准的水准仪。《管子·五行篇》云:“修概水上，以待乎天”是也，“概”即水准仪，其意谓用水作为观察天时的基准。古人很早就掌握了这种技术，温少峰、袁庭栋指出，甲骨文“癸”字就象征定方位取水平的十字水槽，“甲文癸作、，字象以水测平之水沟体系形，其测平之法为先挖直交之二条干沟成×形，再在沟之两端挖直交之小沟，遂成形，灌水其中，即可测地面之水平。故癸字本义即为‘测度水平’，为‘揆’字初义，故《说文》训:‘癸，冬时水土平可揆度也，象水从四方流入地中之形。’……《史记·律书》:‘癸之为言揆也，言万物可揆度。’”⁽³¹⁾《周礼·考工记·匠人》云:“水地以悬，置槷以悬，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郑玄云:“于四角立植而悬，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为位而平地。”孔疏云:“植，即柱也，……于柱四畔悬绳以正柱，柱正然后去柱，远以水平之法遥望，柱高下定，即知地之高下，然后平高就下，地乃平也。”水地之法，即先以水平地，据水平之地树表，用悬垂校正使之垂直，其次，比较各表高度以取得水平等高，然后，用表测影以确定四方的方向。据郑注，水地时，于其地四角通水立植，则水渠的结构必为十字形。后世天文仪器虽然日见精密和复杂，已非最初朴陋的立木为表可比，但其基准仍为十字形的水槽，《新唐书·天文志一》云:“（浑天仪）表里三重，下据准基，状如十字。”宋代科学家苏颂《新仪象法要》载其制作的天文诸器图象，基座上即有十字形的基准水槽。⁽³²⁾

立表测影的基准既然是十字水槽，这成为观象台或明堂的主体结构，那么，依据这一结构将观象台的平面轮廓筑成十字形（亦即字形）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上文提及内蒙古托克托和洛阳金村出土的秦汉日晷，盘面呈正方形，正方形四角对称地勾画有矩形纹“┐”，据此除去盘面四角，所余部分正呈十字形，这正是明堂轮廓的再现。可移动式晷仪本来就是缩小了的明堂，这几件出土的古代晷仪遗物，让我们可以一睹古明堂之格局。

此种平面轮廓作八隅或十字形的祭坛，在殷墟卜辞中就有所体现。

殷墟卜辞中有字，此字呈典型的十字形，当即象征明堂之形。此字一般释为“巫”，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从成说一概作“巫”，但又说:“上述‘巫帝’之巫若为动词，则与此‘方帝’相似，‘方帝’见于武丁卜辞，‘巫帝’见于武、文卜辞，巫作，象四方之形。”⁽³³⁾其实，此字在卜辞中的用法和上下文与（方字）全同，正当释作“方”，有的学者就直接释为“方”⁽³⁴⁾。两字字形的差别，盖是因为有的卜辞刻写者为求书写的顺手，故将字下面的横划改变为两竖划，于是成为字，此即“方”字初文。则《周礼》所谓“方丘”，盖即此方字所象的十字形祭坛。殷墟卜辞中常见于“方”祭之文，即在方丘进行祭祀，如:

其年于方，受年。（南明425）

年于方，又（侑）雨。（粹808）

其方，又（侑）大雨。（粹785）

方（唯）雨，又（侑）大雨。

丁丑贞，其宁雨于方。（粹1545）。

其宁风于方。（人1994）⁽³⁵⁾

古文字学者一般将此“方”字释为东、南、西、北四方，明乎古人祭坛之结构，则知此“方”字正用其本义，即十字形的方坛。卜辞称此十字形之坛为“方”，表明殷人之方位观念即以此十字形之坛为基准，此种用作方位基准的神坛当然就是明堂。

殷墟卜辞另有一特别重要的字，即“亚”字，卜辞字形作、，此字所象和“方”初文所象实为同物，皆为十字形方丘之形，“方”字象其间架，“亚”字象其轮廓。“亚”字初文正是对昆仑墟“八隅”之形的形象写照。阮元已注意到此字与明堂的关系，他在《明堂图说》中说:“，钟鼎文每有作此形者，古钟鼎铭每曰:王格太室。此形即四堂背五室之形。”⁽³⁶⁾阮氏所谓太室，亦即明堂。

金文中有如图25所示的一个徽号符号，显然是象征在十字形台上并列树立着两根饰羽之表，亦即相风，而这进一步表明此台具有候经室续集》卷一。风、观象之功能，亦即明堂。卜辞中还有字（前8·10·1），象十字形基址上四方分别有屋之形，《周礼·考工记·匠人》所谓“殷人，……四阿重屋”是也。

图25　树立着双表的亚形台（选自容庚:《金文编》，第1072页）

亚字形在商周青铜礼器上常常与其他符号组成徽号（如图26），表明了这一符号固有的神圣含义，这一神圣含义只能是源于明堂的神圣性，因为明堂既然是测天观象之地，也就是天道神意肇现之所，《大戴礼记·盛德》云:“明堂者，天法也。”而在古代，观象授时、通天祀神是王者和贵族的专利，因此，亚字，作为天之神性的象征，就顺理成章地被用为贵族的神圣图腾。亚字形的神秘性一直令考古学者和文化史学者百思不得其解，中外学者多有论考，但皆未落到实处⁽³⁷⁾。明白其与天文观测的渊源关系，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

图26　金文中的亚形徽号文字（选自容庚:《金文编》，第1069页）

3.“昆仑三成”与七衡六间图

《尔雅·释地》:“三成为昆仑丘。”《尔雅》之义，谓凡三层之丘皆可谓之昆仑。《水经注·河水》引《昆仑说》云:“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云圃，一名阆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是为大帝之居。

《海内西经》只描述了昆仑墟的平面结构，于其纵向的层级结构则语焉不详，《淮南子·地形训》言地理多可与《海经》相参证，其述昆仑，正分三层:

1.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2.上有木禾，其修五寻，珠树、玉树、树、不死树在其西，沙棠、琅在其东，绛树在其南，碧树、瑶树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门，门间四里，里间九纯，纯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横维其西北之隅，北门开以内不周之风。倾宫、旋室、悬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黄水，黄水三周复其原，是谓丹水，饮之不死。

3.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入禹所导积石山。赤水出其东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泽之东。赤水之东，弱水出自穷石，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绝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

4.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

文中各段之编号为笔者所加。这段文字中，第一段述禹治水掘地为丘，第二段述昆仑之平面布局和四周所有，第三段述昆仑四水所出，显然皆据《海经》之文而侈大之，第四段述昆仑之层级结构，不见《海经》，或系脱去。其文自下而上叙述昆仑丘的层级，一为凉风之山，二为悬圃，三为太帝之居，恰为三层，与《尔雅·释地》“三成为昆仑丘”之说合。

昆仑之三层结构，并非神仙方士凭空之拟构，而是自有其来历，其来历就是明堂建筑的三重结构。

据古书所载，古代之郊祀祭坛多为三重结构。

《汉书·郊祀志》载汉武帝郊祀天帝太一的祭坛结构为:“泰一祠坛，祠坛放亳忌泰一坛，三陔。”三陔即三重。

《续汉书·祭祀志上》刘昭补注引《黄图》述西汉末元始年间王莽所奏郊祀祭坛结构甚详，其祭坛四周分不同方位和层次布置象征天上日月星辰和地上九州河岳的祀座，天地诸神皆在其中各居其位，馨享奉祀，“凡天宗、上帝宫坛，营径三里，周九里营，营三重，通八方。”也就是说，各个祭坛皆有三重营道环绕。后汉光武于建武二年初制郊兆，仍依据元始故事，值得注意的是，元始祀典为王莽所定，王莽效法周公，行事每好依托周礼，其所定郊兆的三成结构亦必有所本。郊祀制度实为上古天文观测的仪式化、宗教化，《礼记·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又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可见郊祀必在至日举行，因至日必观天象。故《郊特牲》又云:“天垂象，圣人则之，郊所以明天道也。”而欲明天道，除仰观天象之外，别无他途，惟因郊祀源于天文，故王莽所立的郊坛实际上就是天、地结构的缩影，仍保留着明堂观象的遗制。

考古发现的古代祭坛遗址亦多呈三重结构。良渚文化遗址瑶山、福泉山、汇观山出土的祭坛皆呈三重结构，“瑶山、汇观山基本一致，都是平面呈内外三重结构。福泉山是另一形式，是台阶式三层结构。”⁽³⁸⁾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公元前3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祭坛也作三重结构。20世纪80年代在辽宁省牛河梁发现了红山文化祭坛遗迹（积石冢），其中就有一座三环圆坛和一座三重方坛，前者是由三个同心的积石圆圈构成。

红山文化祭坛的这种独特构造引起来考古学者众说纷纭，其中，天文考古学者冯时的解释别具一格，也最有说服力。他通过计算证明，三环圆坛三个同心圆的直径比正与盖天说的七衡六间图中内衡、中衡、外衡的直径比相当，据此，他指出，三环圆坛实际上是一座古老的观象台，其三环结构是天盖的象征，三个同心圆分别对应于天盖上的内衡、中衡、外衡，也就是说，分别象征太阳在夏至、春秋分、冬至的运转轨迹⁽³⁹⁾。我们在上文指出，盖天说七衡六间图中的七衡对应于一年十二个中气，由于春、秋分和冬、夏至四个节气在天文学上有明确的特征，因此易于观察和确定，它们一定也是人类最早知道的四个节气，红山文化的三环祭坛，就表明红山先民已经认识了这四个节气，并用石头建筑将其天文知识记录下来，这座三环石坛，其实是一部用石头建造在大地上的历书。考古学者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发现了用巨石建造的历书，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英国索尔兹伯里（Salis－bury）的环行巨石阵、埃及大金字塔、玛雅金字塔，而《大荒经》世界中用以观日望月的四方群山，则是天然的石头历书。诸如此类的石头历书，实际上就是各具千秋的明堂。

三环祭坛象征二分二至的日行轨道，这还可以由一些古代美术品上的三环图案得以证明，古巴比伦楔形文字泥版上有一种星图，图形由三个同心圆组成，三个同心圆被十二条半径截为十二段，图形之间还标注有星座名和一些数字，李约瑟认为这种巴比伦古星图和中国古代的七衡图具有相同的意义⁽⁴⁰⁾。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遗址出土一种三环玉璧，冯时认为它与巴比伦三环星图和红山文化三环石坛具有相同的意义，都象征二分二至的日行轨道。

二分二至是最重要的天文日期，也是古人制定历法、划分四时的最重要依据，而且通过观察太阳南北回归的极限就能够方便地确定，因此，它肯定是先民们最先认识的四个节气。夏至日北至，冬至日南至，春秋分则日行适中，这在地面上的人看来，就仿佛太阳在夏至运行于最内的轨道上，冬至日运行于最外的轨道上，而二分日则运行于中间的轨道上，三条轨道适组成一组三个同心圆，红山文化的三环石坛、巴比伦泥版上的三环星图、凌家滩遗址的三环玉璧都是此种原始历法知识的形象写照。这作为原始历法写照的三环，蕴涵天数，象征天道，因此，在先民眼中，就是天之神性的象征，就成了一个神圣的符号和模式，不同时代与用途的祭坛之所以都不约而同地按三重形式构造，正是由于三重结构这种与生俱来的神圣意味。直到现在，我们仍能在北京天坛一览此种三重结构的遗风，而天坛正是明清天子们祭天的场所，就相当于汉代郊祀太一的祭坛，而无论汉代的郊坛，还是清代的天坛，其作用和结构都与古书中记载的明堂一脉相承。

“三成为昆仑丘”，昆仑的三重结构，适可证明其与明堂的渊源关系。

4.昆仑木禾与测影之表

《海内西经》云:

海内昆仑之墟，……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

《神异经》云:“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周圆如削。”昆仑铜柱亦即《海内西经》之昆仑木禾，昆仑丘上卓然独立的木禾，原型当为树立于明堂中央的测影之表。出土的秦汉日晷的圆心，皆有圆孔，就是原来插植测影之表针的位置，这小小的表针，就是《海内西经》中顶天立地的神圣木禾之缩微化。此柱用以测候观天，谓之天柱，可谓名实相符。测影之表又为候风之器，表端上缀以羽毛或铜鸟，随风而动，据以测风，即所谓“相风”，《神异经》谓天柱上“上有大鸟，名曰希有。”此天柱上的大鸟显然就是相风之鸟。

5.昆仑九府与明堂九宫

《神异经》又云天柱“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九府亦即明堂“九室”:

明堂九室。（蔡邕《明堂论》引《礼记·盛德篇》）

明堂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风，四达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风。（桓谭《新论·正经》）

谷水又经明堂北，汉光武中元元年立，寻其基构，上圆下方，九室重隅。（《水经注·谷水》）

《海内西经》昆仑说虽未提及“九室”之说，但有“九门”:

海内昆仑之墟，……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

门为室之出入，既有九门，必有九室。

明堂九室或昆仑九府既为大地九州所本，也为天盖九重之说所本。明堂为观天之所，人们通过明堂的结构领会天，因此，明堂的结构又反过来决定了天的结构，《天问》云:“圜则九重，孰营度之？”“九重”通常被理解为九层，实为望文生义。“九重”之本义当谓“九域”，即《吕氏春秋·有始览》所谓:“天有九野。”不是指纵向的层次而是指横向的区划，《有始览》“天之九野”按四方四维的模式划分就是明证，这一模式就是所谓“九宫”，它是古人区划大地和天空的基本模式，相当于后世的平面直角坐标系。“九宫”图式的建立自然要以东、西、南、北四个正方位的确立为基准，方位的确定则离不开立表测影，离不开明堂，因此，明堂正是“九宫”或“天之九野”成立的前提，《后汉书·祭祀志中》刘昭补注引蔡邕《明堂论》云:“（明堂）九室以象九州。”实际上，不如说，大地“九州”乃象明堂“九室”，“九室”亦即“九宫”，大地和天空本身并无九州分野，只是依据明堂九宫图式，才能对苍茫大地和冥冥苍天进行区划。《天问》又云昆仑“层城九重，其高几里？”亦因明堂之九室结构而来。

6.昆仑九井与明堂水准

《海内西经》云:

海内昆仑之墟，……面有九井，以玉为槛。

这九井应该和九门一样，对称地分布于昆仑墟的中央和四方，即中央一井，四面每面各二井。昆仑“面有九井”之说让人联想到《管子·幼官图》的记载，《幼官图》谓王者顺时行令，春饮于青后之井，夏饮于赤后之井，秋饮于白后之井，冬饮于黑后之井，四时之井对称分布于图之东、西、南、北四方，中间还有黄后之井。如上所述，《幼官图》为述图之文，所述之图即明堂图。其关于五方之井的叙述表明，明堂上有五井，分别对称分布于明堂的中央和东、南、西、北四方，井的分布格局与《海内西经》描述的昆仑墟“九井”类似。

如果仅仅是为了汲水灌溉或饮用，显然无需这么多井，更无需将这些井在四面安排得如此对称周正，如此安排，肯定别有深意，昆仑是明堂，如上所述，明堂上需构渠灌水以为测量之水平基准，《西次三经》所述昆仑上的“九井”、《管子·幼官图》所述的五方之井或即明堂上基准水槽的写照。

《史记·大宛列传》引《禹本纪》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传说中的醴泉、瑶池，可能也是明堂上“井”的神话化。

7.昆仑弱水与明堂辟雍

昆仑墟为弱水所环绕，《大荒西经》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历来地理学家误信昆仑弱水为实有之河流，殚思竭精求索其所在，最终都只能“望洋兴叹”，归于徒劳。这是必然的，因为正如“昆仑墟”本为人工建筑而非自然大山一样，这环绕昆仑墟的弱水也只能是人工之水而非天然河流。

明堂四面环水，谓之辟雍，蔡邕《明堂论》云，明堂“取其四面周水圆如璧，则曰辟雍。”并云:“四周以水，象四海。”又引《大戴礼记·明堂篇》曰:“明堂……，外水曰辟雍。”《史记·封禅书》载汉武帝时“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足证明堂四周环水。明堂为神圣之地，四周环水，以与凡俗之外界隔绝。《周礼》谓夏至祭昆仑之神于“泽中方丘”，此“方丘”当即卜辞所谓“方”，即十字形祭坛。《周礼》所谓“泽中方丘”，亦表明明堂方丘是设在水中。

8.昆仑为世界中心

在《海经》古图中，昆仑墟坐落于画面的中心。

在古人的神话宇宙观中，大地上的昆仑与天穹中的北极相对:

北斗居天之中，当昆仑之上，运转所指，随二十四气，正十二辰，建十二月。（萧吉《五行大传》引《尚书纬》）

（昆仑山）上通旋机（按:即璇玑），元气流布，玉衡常理，顺九天而调阴阳……（《水经注·河水》引《十洲记》）

天神则主北辰，地祗则主昆仑。（《周礼·春官·大司乐》郑玄注）

天地开辟，万物浑浑，无知无识，阴阳所凭。天体始于北极之野，地形起于昆仑之墟。（宋均注:北极，为天之枢；昆仑，为地之柄。）⁽⁴¹⁾（《春秋命历序》）

因此，在古人的宇宙—地理观念中，昆仑就是世界的中心。《初学记》卷五引《河图括地象》曰:“昆仑山为天柱，气上通天。昆仑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广十万里，有三千六百轴，互相牵制。”

这当然只是古人对世界的想象，是心中的地理而非实际的地理，是神话地理学而非实证地理学。古往今来关于昆仑山的考证之所以一直缠夹不清，剪不断理还乱，主要就是不明想象地理与实证地理之别。

在古人宇宙观和大地观中，昆仑之所以被视为世界的中心，与天之中心北极遥遥相对，是因为昆仑就是明堂，明堂是先王进行天文观测的地方，而北极作为天穹之中心，为天文观测之枢纽，因此，明堂与北极遥相望，北极是群星环绕的天之中心，明堂自然就成了万众关注的大地之中心，反映在古人的宇宙观和神话地理学中，昆仑自然就成了大地之中心。

在古人的宇宙观中，昆仑还与北斗相关，《尚书纬》所谓“北斗居天之中，当昆仑之上，运转所指，随二十四气，正十二辰，建十二月”是也。上古时期，北斗星靠近北极，地球一年公转一周，反映在天穹上，就是恒星绕北极旋转一周，北斗的斗柄也绕北极旋转一周。由于北斗星不但明亮，而且终年可见，为普天下有目共睹，因此，就成为古人认识季节时令的绝佳目标，《史记·天官书》云:“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冠子·环流》:“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可见古人早已明白斗柄方向与季节的关系。《夏小正》中就有对斗柄指向随季节运转的记载，如正月“斗柄悬在下”、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七月“斗柄悬在下，则旦”。古人既以斗柄为确定时节的重要指标，因此，北斗星自然就成了他们在明堂观象的重要目标，于是，地上的明堂就成为天上的北斗在地上的投影。《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尚书帝命验》谓明堂“五府”，为“五帝之庙。苍曰灵府，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显纪，黑曰玄矩。”正义引《尚书帝命验》云:“神斗者，黄帝含枢纽之府，名曰神斗。斗，主也。土精澄静，四行之主，故谓之神斗。”神斗亦即北斗⁽⁴²⁾，明堂中央之室谓之神斗，亦即北斗在地上的投影。北斗曰璇玑，亦即天盖的枢纽，故纬书又谓中央之神曰“含枢纽”。古代占星家使用的式盘中央，就刻有北斗七星的图案⁽⁴³⁾。后世道士的法坛，坛的中央往往有北斗七星图案，也是明堂的遗像。

9.昆仑为诸神所居

《海内西经》云:“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百神之所在。”《西次三经》云:“昆仑之丘，是惟帝之下都。”《庄子·至乐》云:“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淮南子·地形训》云:“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太帝”亦即太一或上帝或帝，为古典神话中最高之天神，黄帝则为仙话中神仙之班首，可见，昆仑无论在原始宗教还是在道教信仰中都是至高无上的神界仙乡。

昆仑之成为神界，同样缘于昆仑以明堂为原型，“明堂者，天法也。”（《大戴礼记·盛德》）明堂为观象授时之所，天象和历数是天之神性的具体体现，因此明堂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天之神性的呈现之所，成了沟通天地神人的必由之径。《吕氏春秋·当赏》云:“民无道知天，民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荀子·天论篇》云:“列星随旋，日月递昭，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明堂为天之神性的呈现之所，因此在神话中，昆仑就成为令人神往的天帝之都，众神之所居。

10.昆仑旋室与璇玑玉衡

《淮南子·地形训》云:“倾宫、旋室、悬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是其疏圃。”高诱注云:“旋室，以旋玉饰室也。一说室旋机关可转旋，故曰旋室。”《本经训》云:“晚世之时，帝有桀、纣，为琁室、瑶台。”注云:“琁、瑶，石之似玉以饰室台也。……琁或作旋，瑶或作摇，言室施机关可转旋也，台可摇动。”二注当皆以或说为是。

昆仑源于明堂，昆仑上的可以旋动机关而旋转的旋室、瑶台，原型就是明堂上的璇玑玉衡，《尧典》曰:“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文祖为观天制历之所，亦即明堂。“璇玑玉衡”，伪孔传云:“璇，美玉；玑、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运转者。”则璇玑之名，正因其可以旋转。郑玄以璇玑即模拟天球运转的浑天仪，戴震则以为是模拟盖天说的天盖，天盖旋转，象征天穹运转。两说自以戴说为是，古代宇宙观，盖天说早于浑天说，浑天说兴于汉武帝时代，而不可能见于《尧典》。《周髀算经》云:“笠以写天。天青黑，地黄赤，天数之为笠也，青黑为表，丹黄为里，以象天地之位。”历来学者都将“笠以写天”一句读为比喻，即将笼盖四野的天穹比作斗笠，但若如此读，则下面几句不可解，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用一顶斗笠模拟天盖的样子，斗笠的外表呈青黑色，内里呈黄赤色，分别对应于天地，在斗笠上面描画上“天数”，“天数”当指盖天说天盖结构中的一些关键数字，如七衡六间、年月日时、日舍月躔之类。这种斗笠，可能仅仅用为天盖的象征，用形象的形式记录盖天说的宇宙观和历法学，直到今天，凉山彝族祭司毕摩所用的法器斗笠，上面仍用纹饰形象地再现了彝族传统天文学和历法学的宇宙模式和重要历法参数（如一年十个月，一月三十六天等），其实就是典型的旨在象征宇宙观、承载天文历法知识的天盖模型。⁽⁴⁴⁾不过，《周髀算经》所提到的斗笠，可能不仅是象征物，而自有其实际的功用，它可能就树立在观象台上，随天象运转而旋转，盖天家在天文观测中用之为天盖的模拟，作为仰观星象的参照物，就像后来的浑天家在观象台上设置浑天仪用来模拟天球运行并据以观测天象一样。下列记载证明古代天官确有此种装置:

昔者圣王正历明时，作圆盖以图列宿。极在其中，回之以观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定日数。日行于星纪，转回右行，故圆规之，以为日行道。欲明其四时所在，故于春也，则以青为道；于夏也，则以赤为道；于秋也，则以白为道；于冬也，则以黑为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则以黄为道。（《隋书·天文志上》）

此文叙述盖天家天盖模型的构造和功用甚明:用一圆盖，在盖的四周标注星宿，作为观测日月运行的坐标，盖的圆周按四分历一年的天数分为365.25度，按一年四季将圆盖划分为四个象限，分别用青、赤、白、黑色表示春、夏、秋、冬四季，盖的中间有轴，象征天极，圆盖绕轴旋转，与天穹围绕天极的旋转同步，这样，通过观察盖图，就可以了解日月星辰的流转和时节的推移，如此构造的圆盖，其实就是模型化了的天穹，《周髀算经》中提到的绘有七衡图的“青图画”和“黄图画”亦是此物，“七衡六间图”不过是盖图的异称而已，至于《尧典》中的“璇玑玉衡”，尽管在具体细节上可能与《隋书》所述的盖图有所差别，但其基本原理和构造应当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古代历法天文学缘天官制度的传承而源远流长，此种模拟天盖运行的器具肯定也赖之而世代相传，蔡邕《明堂论》称明堂上有通天屋，“通天屋径九丈，阴阳九六之变也”，并说:“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钟九九之实也。二十八柱列于四方，亦七宿之象也。”这设立在明堂中央的通天屋显然就是仰观天象的盖图。取其旋转，故《尧典》谓之“璇玑玉衡”，取其圆如斗笠，故《周髀》说“笠以写天”，取其笼盖如屋宇，故称之为“通天屋”，异名而同实。又，《隋书·宇文恺传》云:“恺奏明堂议表曰:……自古明堂图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刘熙、阮谌、刘昌宗等作，三图略同，一是建武三十年作礼图，有本，不详撰人。臣等远寻经传，旁求子史，研究众说，总撰今图，其样以木为之，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圜观，观有四门。”惠栋以恺图中的圜观就是通天屋。（《明堂大道录·卷四》）汉武帝封禅泰山时，济南术士公玉带上《明堂图》，《史记·封禅书》云:“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公玉带明堂图中的中央一殿，显然也是由盖图蜕变而来，只是汉代方士不谙天学，故以茅草为盖，已失盖图仰观天象的作用。

不管公玉带明堂图所谓“昆仑”指的是明堂殿还是殿上的楼，皆一语道破了昆仑与明堂的关系。昆仑即明堂，而璇玑玉衡（盖图、通天屋）既为明堂上的主要建筑，故笼统言之，可名之为昆仑，分为言之，则专名之为旋室，或曰瑶室、瑶台，旋室、瑶台之得名，正因其旋转以象天也。

11.“昆仑”释义

“昆仑”一语的语源也流露出其与明堂的渊源。王孝廉和吕微等神话学者对“昆仑”一名语义的流变有精到的考证。王孝廉概括诸家对“昆仑”语源的解释云:“昆仑的语源，L.de Saussure教授认为是指‘天之穹隆的球状’，《康熙字典》说:‘凡物之圜浑者曰昆仑。’《晋书·天文志》说:‘天形穹隆，如鸡子，其际如幕，四海之表周接，元气上浮。’这‘穹隆’二字就是昆仑的语源。根据御手洗胜的考察，昆仑的原义是指天体。昆仑二字的字音如果用一个音来表示的话，就是‘圜。’”⁽⁴⁵⁾吕微亦列举“昆仑”有浑沌、圆满、浑圆、旋转、天穹等含义，《集韵》:“昆仑天形。”《太玄经》:“昆仑者，天象之大也。”但吕微据此而将昆仑的原型归结为洪水神话和母腹象征，则嫌牵强⁽⁴⁶⁾。其实，“昆仑”一词的诸种语义，皆可由其与明堂的渊源关系得以贴切的落实。明堂观天，为天道运行呈现之所，明堂因此就成为天在地上的缩影，故天称昆仑，苍穹称昆仑；明堂上有旋转象天的天盖，故昆仑有旋转之义；天盖形圆，故昆仑有圆满义；明堂仰观俯察、治历明时、经天纬地，是宇宙秩序之所依、经世大道之所出，故昆仑有浑沌义，浑沌者，宇宙之初始、天地之所出也。

实际上，在早期典籍中，“昆仑”一名有时就指明堂以及祭天的神坛。上引《史记·封禅书》云汉武帝时“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汉书·郊祀志》亦有相同的记载，此“昆仑”不管是指整体的明堂，还是指明堂上的楼，俱足以证明昆仑即明堂之异名⁽⁴⁷⁾。

明堂或者昆仑为观天通神之所，表现在神话中，昆仑就成为通天之神山，而表现在宗教中，明堂就成为郊天祀神的祭坛，成为奉天承运的王者顶礼膜拜的神圣象征，故后世祭坛往往按昆仑的造型建造，多采取昆仑的三成结构，而祭坛也往往以昆仑为名⁽⁴⁸⁾。汉代的郊天祭坛在四周布置日月列星的祀位，则仍保持着明堂上圆盖象天的旨趣，直到现在，道士做法的醮坛，中央仍往往有北斗七星的图案，显然是古老明堂上璇玑玉衡的遗迹。在中国人的宇宙观中，明堂，或者昆仑，可以说是一个玄奥深远、妙不可言的“众妙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