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泰山封坛与明堂

巡守之所以又谓之“封禅”，因其仪式需筑土为坛，坛上立石，祭坛即谓之“封”。《尚书大专》郑玄注云:“祭者必封，封亦坛也。”又，坛上之立石，亦谓之“封”。《风俗通义·正失》云:“王者受命易姓，改制应天下太平，功成封禅，以告平也。所以必于岱宗者，长万物之宗，阴阳交代，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遍雨天下，唯泰山乎。封者，立石高一丈二尺，……坛广十二丈，高三尺，阶三等。必于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纪号，著己迹也。”应劭认为，封禅之所以要立石，旨在“刻石纪号，著己迹也，”也就是在山顶上立石刻文，表彰封禅者的丰功伟业和国家的万世基业。据《史记·封禅书》，秦始皇封禅泰山，就曾在泰山之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然而，这只是立封的后起之义。最初，封禅既然只是一种天文观测活动，则其所立之“封”，也必然与天文观测有关。

秦皇汉武封禅泰山时，封禅之真义虽已久昧，但泰山上先王封坛旧迹尤存，对于封坛之制，地方父老或许尚能言之，因此，其所筑之坛、所立之封，或许尚有先王封坛之遗制，建筑是凝固的历史，从汉人封坛之制中或许尚能窥见先王封禅之真实消息。

《后汉书·祭祀志上》刘昭补注引应劭《汉官·马第伯封禅仪记》中有对于泰山上祭山坛、明堂宫结构的描述，其述封坛石料构件云:

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观祭山坛及故明堂宫、郎官等郊肆处。入其幕府，观治石。石二枚，状博平，圆九尺，此坛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时石也。时用五车不能上也，因置山下为屋，号五车石。四维距石，长丈二，广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检石长五尺，广六寸，状如封箧。长检十枚。一纪号石，高丈二尺，广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纪功德。

又述泰山顶上封坛结构云:

东北百余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阙在南方，汉武在其北二十余步。得北垂圆台，高九尺，方圆三丈所，有两陛，人不得从上，从东陛上。台上有坛，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维有距石，四面有阙。

据此虽然难得泰山上祭山坛或明堂宫之详，但其结构大致可知，坛之基座呈圆台形，直径三丈，圆台上又有方形坛，方一丈二尺，方坛上四维（东北、东南、西南、西北四隅）对称地立有四块方形距石，四面（东、西、南、北四方）对称地立有四阙，而由上文所述可知，方坛上还有一直径九尺的圆形石板，方坛四维之距石皆高一丈二尺，另外，文中还提到一块高度也是一丈二尺的立石，文中未言立于何方，但由其有“纪功德”的作用，应立于显要之地位，或当立于坛之中央。至于检石十枚，则不知其用为何。《荀子·儒效》:“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文选·典论论文》李善注引《苍颉篇》曰:“检，法度也。”知“检”有法度、尺度之义，则“检石”可能是用作测量日影长度的石质尺度，其数十，当与十进制计数有关。

据此大致可以了解汉时泰山上祭坛之结构及其功用，如果单是为了封土增高、祭神告成、刻石纪号，祭坛结构无需如此复杂，此种结构与天文观测之间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坛之四隅分别立四块距石，应是用于确定冬、夏二至太阳发、敛之极的参照物，从坛的中央望去，冬至之日，太阳从东南隅的距石升起，由西南隅的距石落下；夏至之日，太阳从东北隅的距石升起，由西北隅的距石落下。

坛之四方立四阙，用于确定子午线（南北）和卯酉线（东西）以提供准确的方位基准，因此是天文观测的重要的参照物，东、西二阙可用于确定春、秋分，当太阳从东阙升起由西阙落下时，就是春分或秋分。南阙用于观测二十八宿之上中天，据此就可以判定时节，中国古代天文学以星宿在黄昏时出现于正南方天空作为确定时节的标志，《尧典》所谓“星鸟”、“星火”、“星虚”、“星昴”是也。而北阙则可用于测定天极，即天穹正北方终年恒定不动的一点，亦即《尧典》所谓“璇玑”。阙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主要是作为建筑物的装饰和标志，而其最初的作用可能正是作为测影之表，亦即日晷，供人们了解时间，山东沂南汉代画像石中的双阙上皆立有十字形表木，就是明证⁽⁹⁾。

方坛上设圆石，坛中央设立柱，圆石作为测量的平面基准，中央的立柱就是用于生成太阳投影的表柱，其作用正与袖珍日晷中央的立柱相同，实际上，它与圆形石盘正好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日晷，日光射过表柱，在圆形坛面上落下投影，根据投影的角度变化，就能方便地测知时辰。

祭坛各部分的长度数据也象征天数。坛四方，对应于四时，坛方一丈二尺，四维距石高一丈二尺，纪号石高亦一丈二尺，对应于一年十二个月，方坛上盖圆石，象征天圆地方的盖天说宇宙模式，这既是一个典型的天文观测设施，又是整个宇宙的象征。

由此可见，所谓封坛，原本并非仅仅祭天通神的祭坛，而是观象授时的观象台。

这种旨在观象授时的观象台也就是所谓“明堂”，古书中常见关于明堂之论，但多以明堂为王者朝见诸侯、施政布令之殿堂，实际上，这也只是明堂的后起之义，明堂最初是观测天文气象的观象台。《淮南子·泰族训》云:“昔者五帝三王之莅政施教，……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调阴阳之气，以和四时之节，以辟疾病之灾。”表明明堂既为先王“莅政施教”之所，又是先王“行明堂之令”之所。“明堂之令”之所以能够“调阴阳之气、和四时之节、辟疾病之灾”，盖因明堂之令就是协调阴阳、划分四时的历法或月令，《礼记·月令》是先王时宪书，其中规定王者在特定的月份必须在明堂的相应位置莅政施教，说明《月令》就是所谓明堂之令，也足以证明明堂具有观象授时、制历布宪的功能，蔡邕《明堂月令论》述明堂之功用，首云:“谨承天顺时之令”，⁽¹⁰⁾“承天顺时之令”亦即月令。而据应劭引马第伯之言，泰山之巅封禅处，正有明堂宫。

《后汉书·祭祀志上》刘昭补注⁽¹¹⁾云:

服虔注《汉书》曰:“封者，增天之高，归功于天。”张晏云:“天高不可及，于泰山上立封，禅而祭之，冀近神灵也。”项威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气于天。祭土为封，谓负土于泰山为坛而祭也。”《礼记》曰:“因名山升中于天。”卢植注曰:“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气于天也。”

这段文字引《礼记》“因名山升中于天”一语解释立封，如上所述，此语之本义谓在山上树立“中”以观测天象，“中”为观天之器，即测影之表，由“封禅”又谓之“升中”，知“封”亦即“中”，即测影之表。

“封”字，《说文》古文作，甲骨文作，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陶器上有形刻划符号，李学勤释为“封”字⁽¹²⁾。此字象征木在丘上，此丘当为祭坛之形，即筑土而成的封坛，此字所象实为筑土为坛、立木为封之形。立木为封，当为封之初制，至于泰山封禅立石为封，不过是为了求其传之久远，千秋永固。

如上所述，在出土这一符号的同一遗址，还出土有形刻符，画面上是一轮旭日和一弯明月正从群峰升起，象征“望秩于山川”以“协时、月，正日”的天文观测活动。

“封”形符号和这个象征“望秩于山川”的符号出土于同一地点，实在是意味深长，它意味着，“封”形符号也与天文观测有关，那树立于土坛上的“树木”，实为测影之表木。立竿投影，影随日移，据此不仅可以了解季节的转移，而且还可以察知时辰的推移，此理如日昭昭，显而易见，大汶口时代的先民也不难发现，并将立表测影作为配合“望秩于山川”的一种天文观测手段。

因天文观测是王者的专有权力，因此，这些象征天文观测活动的符号，就被镌刻于礼器上，作为王族权力的象征。

大汶口文化遗址，象征“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的符号和象征“封”的符号同见，同样，泰山封禅，既要“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又要立“封”，两者一一印证，若何符节，这当然不是巧合。大汶口文化的中心正是泰山，泰山自古帝王都，古史传说，泰山之阳的曲阜曾是许多帝王的建都之地。“峻极于天”的泰山为东方惟一高山，而观象测天必于高明之地，山上不仅视野开阔，而且空气清明，站得高，看得远，天文观测也就更精确。因此，先王于泰山之上建立观象台，望秩山川，仰观俯察，宜矣。处于大汶口文化区域中心的惟一高山泰山作为先民天文观测之地，可谓占尽地利，上古先王必定趋之若鹜，流传于齐地的封禅传说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对泰山观象传统的古老记忆。岁月流逝，沧海桑田，后来，泰山观象的传统随着东夷民族的瓦解而风消云散，以至于后世方士儒生空记封禅之说，而不知封禅之义了，但直到汉代，泰山之巅以及泰山周围还有古明堂遗址，先王仰观天象的遗迹仍历历可辨。

综上所述，泰山封禅与天文观测之间的渊源关系是毋庸置疑的，泰山封禅的初义无非是所谓“因名山而升中于天”，即在山顶建立明堂，立表测影，观象授时。至于将封禅理解为一种旨在祭天告成、通神求仙的宗教活动，则非其初义，而是由观象授时衍生出来的意义。

由此可见，古人关于泰山封禅的传说，决非无中生有的神话。先王封禅泰山之说始于《管子》，《管子》为战国齐都稷下学者所作；秦汉时期，盛言封禅求仙者皆为齐地方士；今文学者艳称封禅，而汉代今文学出自齐学；纬书对封禅也津津乐道，纬书与今文经学和齐学渊源至深。⁽¹³⁾封禅之说之所以独盛于齐，一是因为泰山原在齐鲁之地，二是因为齐鲁之地正是大汶口文化的古国所在，因此，齐地学者世代相传封禅之说，原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的。《管子》所谓“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并非空穴来风，此语又载于《山海经》，尤其意味深长。《大荒经》和《海外经》所载上古历法制度，可能就是上古先王泰山封禅的产物。

汉武元封元年封禅泰山，还有一个悲剧性的插曲，值得在此一提。事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

封禅可谓千古之盛事，封禅之帝王自然会因此名垂青史，而参与封禅的臣子也足以因此流芳百世，光宗耀祖。躬逢盛事，汉朝臣子自然无不以亲与其事为荣。其时，太史令司马谈却滞留周南之地，未能参与封禅大典，因以为奇耻大辱，一气之下，含恨而死。揆以常情，司马谈身为汉武之臣，未能躬与封禅盛典，自然是遗憾的事情，但其时和他一样不能参与封禅的汉臣肯定不止他一个人，汉武帝也不可能把京城的所有臣子都带在身边，远上泰山，而司马谈何以会如此痛心疾首，以至于“发愤且卒”呢？盖太史公遗嘱称其祖世代“典天官事”，而封禅泰山旨在仰观俯察，制作历法，这正是天官之天职，也正是身为太史令的司马氏传家立业、安身立命之命根子，汉武封禅，太史令司马谈却“不得与从事”，这无疑等于斩断了太史令司马氏的命根子，因此，绝望的司马谈才悲愤而死。仰观俯察的天官曾经是通天之使者、神明的代言人和天道的阐释者，到汉武时代，随着专制制度的巩固，天子“奉天承运”，成为天命的惟一象征，天官的通神的权力被剥夺，早已沦落为“主上所戏弄”的“文史星历”之官，只得与“卜祝”、“倡优”沆瀣一气（司马迁《报任安书》），“是命也夫！命也夫！”太史公绝望的喟叹，流露出了历史命运的无情。

《海外经》和《大荒经》所据古图所反映的历法制度源于以泰山为中心的大汶口文化，这种历法制度反映在古史传说中就是尧舜禅让和封禅泰山的故事，封禅泰山的真相是观象授时，制定历法，《海外经》和《大荒经》既然是天文历法之书，泰山既然是当时天文观测的中心，那么，泰山也应是《海外经》和《大荒经》世界的中心景观，但是，今本《海外经》和《大荒经》中却全然不见泰山的影子，这该如何解释？

这或许是因为，在《海经》中，泰山不叫泰山，而是被称呼为别的名字，那就是“昆仑”。

【注释】

(1)《史记·封禅书》中的这段文字几乎与今本《管子》的《封禅》篇全同，唐人尹知章注《管子》称:“原篇亡，今以司马迁《封禅书》所载管子之言以补之。”但近人刘师培却认为《管子·封禅》篇并未亡，就是今传之文。其《管子斢补》云:“今考《白帖》三十六、《御览》五百三十六引袁准《正论》曰:‘管仲云禹禅会稽’，《大戴礼·保傅》卢注云:‘故管夷吾记凡封禅之君七十二家，至于三代惟夏禹、殷汤、周成王而已。其封山之礼要于岱，禅地之礼别于云、绎（《史记》无禅云、绎之文）。’是卢氏所见《管子》确有此篇。又《文选·东京赋》李注云:‘《管子》曰管子对桓公曰，神农封泰山，炎帝封泰山’。《封禅文》李注云:‘《管子》曰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剧秦美新》文注引同。是李氏所见《管子》确有此篇，故管仲之上仍冠以‘《管子》曰’三字（《长杨赋》旧注引‘古者禅梁父’明标《史记》）。又《尚书序疏》云:‘《管子》书称，管仲对齐桓公曰:古之封泰山者七十二家，吾之所识者十二而已’，是孔氏（孔颖达，唐初人）所见之本亦有此篇。”故刘氏认为“唐代《管子》匪仅一本，尹注所据缺此篇，以孔、李之博，所见当非一本。或此篇他本尚存，尹偶未考。”（《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民国二十五年宁武南氏印本，第803页）。

(2)参见吉书时:《“封禅”的缘起与发展》，《文史知识》1982年第8期；徐北文:《泰山崇拜与封禅大典》，《文史知识》1987年第10期；詹鄞鑫:《巡守与封禅──论封禅的性质与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谢谦:《大一统宗教与汉家封禅》，《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樊一、陈煦:《封禅考》，《四川文物》1998年第1期；吴锐:《禅让与封禅新考》，《东岳论丛》1999年第1期；刘凌:《泰山文化与齐鲁文化》，《齐鲁学刊》1999年第3期；贾贵荣:《儒家文化与秦汉封禅》，《齐鲁学刊》2000年第4期；贾贵荣、张晓生:《秦始皇封禅泰山论略》，《管子学刊》2000年第3期；汤贵仁:《泰山封禅与祭祀》，齐鲁书社2003年版；何平立:《巡狩与封禅》，齐鲁书社2003年版，等等。

(3)参见《史记·五帝本纪》和《封禅书》，《汉书·武帝纪》和《郊祀志》。

(4)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4页。

(5)阮元:《问字堂集赠言》，载孙星衍:《问字堂集·岱南阁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1页。

(6)孙星衍:《问字堂集·岱南阁集》，第203页。

(7)阮元:《问字堂集赠言》。

(8)孙星衍:《问字堂集·岱南阁集》，第205页。

(9)崔忠清主编:《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46页。

(10)蔡邕:《蔡中郎文集》，第57页。

(11)《史记·封禅书》、《汉书·祭祀志》注略同。

(12)李学勤:《论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文物》1987年第12期。

(13)封禅出自齐学，陈梦家已言之甚明。他说:“始皇于行封禅之时，并及齐之八神，其为采用齐人之说无疑。齐人之书《管子》颇述封禅之制，其说略存于《史记·封禅书》内，是封禅为齐学。其证一也。《本纪》谓二十八年始皇与鲁诸生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封禅书》曰:‘于是征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诸儒或议曰古者封禅云云。’其证二也。《尧典》封禅及秦皇封泰山立石，于四岳中独崇泰山，其为齐鲁儒生之见，甚属显然。其证三也。”（陈梦家:《尚书通论》，中华书局1985年版，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