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荒经》与少皞

《大荒经》中有四国是少皞之族裔:

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大荒东经》）

有缗渊。少昊生倍伐，倍伐降处缗渊。有水四方，名曰俊坛。（《大荒南经》）

有人一目，当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大荒北经》）

少生般，般是始为弓矢。（《海内经》）

地位似乎没有帝俊显赫，但值得注意的是，《大荒经》四方神和四方风所反映的物候历制度、“使四鸟”的记载，却表明《大荒经》在整体上与少皞渊源至深。

1.四方神与少

《大荒经》中四方风和四方神的记载也见于卜辞和《尧典》，如上所述，它反映的是古人观测季候风以确定季节的物候历制度。这一制度的创立是少皞之族的功劳，《拾遗记·卷一》云: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帝子与皇娥泛于海上，以桂枝为表，结薰茅为旌，刻玉为鸠，置于表端，言鸠知四时之候，故《春秋传》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风，此之遗象也。

可见，测风之器相风传说是少皞之母皇娥发明的，而少皞之母“皇娥”也就是《大荒经》中的常羲。《史记·五帝本纪》索隐引《帝王世纪》云帝喾次妃“娵訾氏女，曰常仪，生帝挚也。”而据《左传》昭公十七年挚即少皞，则《拾遗记》之皇娥亦即常仪，《史记·历书》索隐引《世本》云:“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此占月之常仪与占日之羲和并称，且“仪”、“羲”古字音义皆通，则此“常仪”显然即《大荒西经》“生十二月”之“常羲”，可见皇娥、常仪、常羲实为一人。

《大荒经》除了与卜辞和《尧典》相同的四方风和四方神之外，还有另一四方神体系:

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大荒东经》）

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曰不廷胡余。（《大荒南经》）

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兹。（《大荒西经》）

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彊。（《大荒北经》）

东、西、北海之神皆“人面鸟身”，南方不应独异，应是脱去。此显然与《海外经》中的四方神同出一辙:

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海外南经》）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海外西经》）

北方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海外北经》）

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海外东经》）

其中东方之神和北方之神也为人面鸟身。四方神其实是四时神，东、南、西、北四方神分别是春、夏、秋、冬四时神，四时神作人面鸟身的形象，显然与《左传》昭公十七年关于少皞“以鸟司时”的制度有关。鸟随物候而迁徙，不同的鸟在不同的时节出现就可以作为节气和物候的指标。《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说少皞分别以玄鸟、伯赵、青鸟、丹鸟分司分、至、启、闭，杜预注云:“玄鸟，燕也，以春分来秋分去；伯赵，伯劳也，以夏至鸣冬至止；青鸟，也，以立春鸣立夏止；丹鸟，雉也，以立秋来立冬去，入大水为蜃。上四鸟皆历正之属官。”此说反映了根据候鸟之迁徙标志节令的物候历制度，《夏小正》、《逸周书·时训解》和《月令》中皆有此类以鸟记时的记载。《夏小正》云:

正月:雁北乡。雉震。鹰则为鸠。

二月:来降燕。有鸣仓庚。

三月:田鼠化为。鸣鸠。

五月:则鸣。

六月:鹰始挚。

八月:丹鸟羞白鸟。

九月:鸿雁。陟玄鸟蛰。雀入于海为蛤。

十月:黑鸟浴。玄雉入于淮为蜃。

十二月:鸣弋。弋也者，禽也。

《月令》云:

孟春之月:鸿雁来。

仲春之月:仓庚鸣。鹰化为鸠。玄鸟至。

季春之月:田鼠化为。

仲夏之月:始鸣。

季夏之月:鹰乃学习。

孟秋之月:鹰乃祭鸟。

仲秋之月: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羞。

季秋之月:鸿雁来宾。爵入大水为蛤。

孟冬之月:雉入大水为蜃。

仲冬之月:旦不鸣。

季冬之月:雁北乡。鹊始巢。雉。鸡乳。征鸟厉疾。

两者所记大同小异。将《左传》昭公十七年分、至、启、闭之官与《夏小正》和《月令》所记候鸟时令对比，可知前者之“玄鸟司分”，即后者之仲春之月“来降燕”、“玄鸟至”，仲秋之月之“玄鸟蛰”、“玄鸟归”，仲春仲秋，二分之月也；前者之“伯赵司至”，即后者之仲夏之月“始鸣”，仲夏，夏至之月也。《尔雅·释鸟》:“，伯劳也。”《礼记·月令》郑玄据以为注，而据《左传》杜注，伯劳亦即伯赵；前者之“丹鸟司闭”，即后者之孟冬之月“雉入大水为蜃”，孟冬，立冬之月也，为二闭之一，而“雉”当即《左传》之“丹鸟”，杜注谓:“丹鸟，雉也。”可见，《左传》所载少皞以鸟司时的制度与《夏小正》、《月令》所载之候鸟制度如合符节，一脉相承。

四方风和四方神在《海外经》和《大荒经》所据古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与少皞以鸟司时制度的关系，暗示了《大荒经》和《海外经》与少皞之族的渊源关系。

2.少与东夷

少皞之为东夷之族，这是毋庸置疑的。史载少皞故墟不出鲁境。《左传》定公四年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杜预注:“少皞虚，曲阜也，在鲁城内。”《太平御览》卷三三引《尸子》云:“少昊金天氏，邑于穷桑。日五色，互照穷桑。”《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杜预注:“穷桑，地在鲁北。”今曲阜城东八里尚有古迹名少皞陵者。《左传》昭公二十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齐地）。”杜预注爽鸠氏云:“少皞氏之司寇。”爽鸠氏当为少皞族一支。《左传》昭公十九年郯子称其祖少皞建立以鸟司时的鸟官制度，郯亦东夷之国。《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古史考》曰:“穷桑氏，嬴姓，”则少皞族为嬴姓。《史记·封禅书》载秦襄公作西畤祠白帝少皞，缘于秦为嬴姓，《说文》:“嬴，少昊氏之姓。”嬴秦盖为少昊之后，乃从东方徙来西方者，古史所载嬴姓诸国皆在东方鲁、豫、皖之境，相当于考古学中的大汶口文化区域⁽¹⁴⁾，故西鄙之秦祠少皞并不足以证明其为西方之神。至于《礼记·月令》中少皞为西方之神，则是秦汉间阴阳家为迎合五行体系而硬作的配合。考古学研究表明，少皞族活动的区域主要在泰山周围的大汶口文化地区。⁽¹⁵⁾

总之，少皞之族是东方民族，可谓有典可据。⁽¹⁶⁾

3.“使四鸟”与少

值得注意的是，屡见《大荒经》的“使四鸟”，亦流露出《大荒经》与东夷的文化渊源。《大荒经》中“使四鸟”凡十一见:

有国，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

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豹、虎、熊、罴。

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食黍，食兽，是使四鸟。

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豹、虎、熊、罴。

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

有国曰玄股，黍食，使四鸟。（以上《大荒东经》，凡六见）

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

有人名曰张弘，在海上捕鱼。海中有张弘之国，食鱼，使四鸟。（以上《大荒南经》，凡两见）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西，有先民之国，食谷，使四鸟。（以上《大荒西经》，一见）

有叔国，颛顼之子，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

有毛民之国，依姓，食黍，使四鸟。禹生均国，均国生役采，役采生修，修杀绰人。帝念之，潜为之国，是此毛民。（以上《大荒北经》，凡两见）

纵观各段叙述，颇有体例可循:

1.其叙述几乎都遵循如下的顺序:国名—世系—姓—所食—使四鸟。可见“使四鸟”与国族有关，似为国族之标志⁽¹⁷⁾。

2.各国的始祖:“使四鸟”诸国中除玄股、张弘之国、先民之国、毛民之国诸国始祖不详外，始祖为帝俊者最多，有中容之国、司幽之国、白民之国、黑齿之国、三身之国，此外，袁珂以为“国”或为“国”之讹，《史记·陈杞世家》:“昔舜为庶人时，尧妻之二女，居于妫，其后因为氏姓，姓妫氏。”帝俊即帝舜，则国亦当为帝俊之后；始祖为颛顼者有叔歜国，《大荒东经》云:“东海之外大壑，少皞之国，少皞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可见颛顼亦属少皞之族（详见下文）。

由此可见，《大荒东经》之“使四鸟”诸国皆为东夷之族，这意味着，“使四鸟”实为东夷之标志，亦即图腾。

诸“使四鸟”之国中，国、中容之国、白民之国、叔歜国四者在“使四鸟”之后又列出虎、豹、熊、罴，其他诸国仅云“使四鸟”，另外，《大荒北经》有“有北齐之国，姜姓，使虎、豹、熊、罴”。不云“使四鸟”，郝懿行《笺疏》于《大荒东经》“国，……使四鸟，虎、豹、熊、罴”下案云:“经言皆兽，而云‘使四鸟’者，鸟兽通名耳。”于“思幽之国，……使四鸟”下案云:“四鸟，亦当为虎、豹、熊、罴。”袁珂亦以“四鸟”即虎、豹、熊、罴，但先秦文献中无以“鸟”称兽的用法，《说文》:“鸟，长尾禽总名也。”《玉篇·鸟部》:“鸟，飞禽总名也。”《尔雅》中“释鸟”之部与“释兽”之部并列，可见在古代语文中，飞鸟与走兽是泾渭有别的。郝氏徒见经中或单云“使四鸟”，或云“使四鸟，虎、豹、熊、罴”，二者不同，欲为之弥缝，故强为之说。《大荒经》作者行文措辞，颇讲究体例，若“四鸟”就是“虎、豹、熊、罴”，殆不必一会儿说“使四鸟”，一会儿说“使四鸟，虎、豹、熊、罴”，一会儿又说“使虎、豹、熊、罴”，错互言之，自相龃龉。如此修辞，表明四鸟自四鸟，虎、豹、熊、罴自虎、豹、熊、罴，两者可以并列，但不相等同。“四鸟”，自然就是四只鸟。

《大荒经》缘图以为文，《大荒经》中之“使四鸟”者皆为与帝俊－少皞－颛顼一脉相承的东夷族，表明《大荒经》古图中于诸“国”场景中皆标示有相同的“四鸟”图案。商周青铜器徽号文常见一类图形，一作“大”字形的人像堂皇而立，人的两边是对称的双兽图像，此类文字作为青铜器徽号，显然有标志族姓的作用，亦即图腾标志。由青铜器上此类族徽标志或可一窥《大荒经》古图中“使四鸟”画面的余韵和用意，古图“四鸟”作为其国族的标志，也就是其族徽或图腾。

至于“虎、豹、熊、罴”，既与“四鸟”相并列，自然也是图腾的象征。与“虎、豹、熊、罴”相近的四兽组合，屡见战国秦汉典籍。《尚书·尧典》云帝舜命益担任负责狩猎的虞官，并让“朱、虎、熊、”辅佐他；《左传》文公十八年云:“高辛氏有八子: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汉书·古今人表》作“柏虎、仲熊、叔豹、季熊”。高辛氏即帝喾，而帝喾亦即帝俊，《海内经》云:“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帝俊八子自然就是高辛八子，而“伯虎、仲熊、叔豹、季熊”即为其四。如前所述，使“四鸟”和四兽“虎、豹、熊、罴”者，多为帝俊之后，表明这种四兽组合正是帝俊之族的标志，而四兽加四鸟，其数为八，或正所谓之帝俊八子或帝喾八子之所本，“虎、豹、熊、罴”可能是帝俊或帝喾部落中四个分别以这四种野兽为图腾的氏族。《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黄帝自然不可能训练野兽为自己冲锋陷阵，所谓“熊罴貔貅貙虎”，自然不过是黄帝联盟中的六个部族。在战场上，各氏族可能高举着绘有本氏族图腾的旗帜冲锋陷阵，《周礼·春官·司常》云司常之官“掌九旗之物名”，其中“交龙为旗，通帛为旃，杂帛为物，熊虎为旗，鸟隼为旟，龟蛇为旐”，旗帜上绘有禽兽之象，每逢国之大事，师都、州里、县鄙、大夫之家族各有作为其标识的旗号，“皆画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号。”此种制度，当然是从部落时代的氏族图腾制度演变而来的。

“使四鸟”可能和四方神一样，亦与少皞氏“鸟官”制度有关。《左传》昭公十七年记少皞以鸟名官，历正“凤鸟氏”手下有四位司时之官即“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四位鸟官分司分、至、启、闭八节，实为上古以候鸟纪时习俗的体现。《大荒经》所谓“使四鸟”，或即此司时之四鸟，古图中标注此四鸟图案，旨在表明诸场景的时序意义，流露出《大荒经》古图与少皞候鸟纪历制度之渊源。

图19　金文中的徽号文字（摘自容庚:《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82—10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