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至此，通过上篇的考察，足以证明，与其说《海外经》和《大荒经》说的是地理，不如说它说的是天文，它们并非如传统和流俗所相信的那样，是叙述海外四荒的地理之书，而是反映上古历法和月令制度的天文之书。两书皆为述图之文，其所述之图，与其说是“地图”，不如说是“天书”，一幅写照四时物候、岁时节庆和观象授时活动的历法月令图。

《海外经》和《大荒经》的情况又稍有不同。具体地讲，《海外经》经文中几乎没有关于真正的地理景观的描述，其所据古图，可以说完全与地理无关，经文所谓东、南、西、北四方，在古图中实指春、夏、秋、冬四时；经文四方之神句芒、祝融、蓐收、禺彊本为四时之神，其在古图中的功能就是用以标志季节的；经文所述四方奇人怪物、殊类方国，诸如结匈国、羽民国、毕方鸟、讙头国、三首国、长臂国、歧舌国之类，无非是述图者对月令古图中岁时节庆场景和物候现象的误解；经文中记载的四方神树或神山，即东方扶桑、西方登葆山、南方三株树、北方寻木和邓林，源于述图者对古图中所描述的四仲（春、秋分和冬、夏至）测影观象活动的误解，神树的原型即用以测影观象的表木；经文中的神奇故事，如十日并出、夸父追日等等，也皆与天文观测活动有关；经文中有些记载表面上看似乎是真正的地名，仿佛指的是真正的地理景观，如南山、狄山、大运山、大乐之野、登葆山、穷山、轩辕之丘、夭野、共工之台、邓林、积石之山、务隅之山、平丘、朝阳之谷、青丘等等，其实，它们在古图中或是祭祀之坛，或是歌舞之地，实皆非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山川林野，只是被述图者误解成了地理景观。简言之，《海外经》所据古图是一幅在四方形画面的四边按顺时针的顺序依次描绘了春、夏、秋、冬四时十二个月的岁时节庆、观象授时和物候现象的历法月令图。

《大荒经》所据古图与《海外经》所据古图在整体结构上如出一辙，《海外经》经文中凡叙述古图中岁时节庆、观象授时和物候现象的内容几乎皆见于《大荒经》，而且这些内容在《大荒经》中所出现的方位和叙述的顺序也与《海外经》若合符节，表明《大荒经》所据古图也像《海外经》所据古图一样，在一幅方形画面的四边按顺时针的顺序依次描绘了四时十二月的月令事象。但除此之外，《大荒经》所据古图中的内容远较《海外经》所据古图丰富。

首先，《大荒经》古图对上古历法制度的反映更为具体全面。其中四方神和四方风反映了以季候风纪时令的物候历制度；东、西方的七对日月出入之山反映了用山峰为天文坐标观察日月运行以确定时节、月份的天文观测方法；北方之神“处东极隅以止日月，使无相间出没，司其短长”、羲和“生十日”、常羲“生十有二月”，以及七对日月出入之山既用于观测太阳周年视运行又用于观测月亮的晦朔出入这一事实，反映了阴阳合历制度和与阴阳合历密切相关的岁终置闰制度；东方的夔、南方的应龙、西方的烛龙和北方的相柳则反映了古老的龙星纪时制度。

其次，与《海外经》所据古图是纯粹描述岁时活动和物候现象的单纯的历法月令图不同，《大荒经》所据古图中除了诸如此类关于岁时活动和物候现象的写照之外，也确实描绘了“大荒世界”的山川地理，其中那些环峙四荒的山峰，包括日月出入之山，确实是真正的自然地理景观。但是，不能因此就将《大荒经》古图视为地图，因为《大荒经》古图为山川写照，其目的并不在于“俯察地理”，而是仍在于“仰观天文”，即记载赖以进行天文观测的地面参照物。《大荒经》古图独特的格局就说明了这一点。首先，《大荒经》所据古图是一幅四方形的画面，而经文的叙述仅涉及东、南、西、北四周边的山川和“方国”，对于中央地区的山川地理则未置一辞，表明此图只在四边绘出山川图像，图的中央则是一片空白，此种格局的图画显然不可能是地图，因为，人们对地理的了解必定是从近及远，对周围世界的了解多于对远方荒远之地的了解，而且，人们绘制地图，旨在供人们在周围世界旅行之用，因此，地图必定以绘图者所在之地为中心，详于近而疏于远，离中心越远，了解越少，则图越疏略，此乃古今地图之通例，但《大荒经》所据古图却与此例恰好背道而驰，详于远方，而于中心地区却是一片空白。此图既然违背地图之通例，就不应被视为地图，绘图者的目的不是为了“俯察地理”。一旦了解了此图的目的原在“仰观天文”，其详于“四荒”忽略中央的绘图格局就迎刃而解了。“荒”者，世界之边缘也，《大荒经》所谓“四荒”，即观察者视野中的世界边缘，他站立中央，放眼远望，极目四方，天地相交之处，山峰联绵。春去秋来，寒去暑往，日月星辰就在这联绵的山峰之间出入流转，忠实地标志了日子的推移、季节的转换和岁月的流逝。观察者经过长期的实地观察，发现了日月在群山间出入方位与岁月和时节之间的规律性联系（此种有心人在今天的农村也不难发现），于是用图画将四周群山描绘下来，并在东、西方群山中标出每个月和节气太阳出入的位置，于是就有了这幅流传千古的“大荒图”。因为绘图者的目的只在于描绘据以观察日月出入的山峰位置，因此，他当然就只在图中画出了其四周的山峰，而对中央地区的地形风物则完全忽略。其次，《大荒东经》和《大荒西经》经文顺序描述了一系列的山峰，但只在提到七对日月出入之山前，才特意加上表示地点的状语“大荒之中”，而且无一例外，就足以表明绘图者的着眼点正在这些作为天文观测参照坐标的山峰。至于除了这七对日月出入之山外，《大荒经》图还描绘了沿四方周边其他一些山峰，则不过是因为，只有将四方周边的山峰依次在图中加以描绘标注，才能明确那些作为观察目标的日月出入之山的相对方位。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形成对《大荒经》所据古图的一个大体印象，这是一幅四方形的图画，图中除与《海外经》古图一样在四方分别依次描绘了春、夏、秋、冬四时十二个月的岁时活动、物候现象和观象授时活动之外，还描绘了东、南、西、北“四荒”的一系列山川地理景观，但其描绘四方山川的目的却不在于记载地理，而是为了构建一个包括那七对日月出入之山的天文观测参照系。

总之，《海外经》和《大荒经》这两篇文献所据古图，本质上都不是地图，而是历法月令图。历来学者，不明此理，为表面现象所误，误以两经为地理之书，而其所据之图为地图，因此广征博引，八方求索，试图揭开《海经》地理之谜，可谓缘木求鱼，南其辕而北其辙，不但没有揭开《山海经》之谜，反而为这个谜团笼罩了越来越深沉的迷雾。

本书的全部工作，都是为了澄清这团千古迷雾，只有扫除了这团迷雾，“四海”和“大荒”才会变得乾坤朗朗、天清地白，《海外经》和《大荒经》这两部古老文献所蕴涵的深邃历史文化意蕴才会豁然开朗，向人们展现出一个独具神韵的学术视野。

自古迄今，关于《山海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山海经》地理的考证，现在，我们既然证明《海外经》和《大荒经》本质上是天文之书，而非地理之书，是时间之书，而非空间之书，则迄今为止所有关于《海外经》和《大荒经》的地理学考据都成了无的放矢，大多可以置之不理了。

但是，否认《海外经》和《大荒经》是地理之书，否认其所据古图是地图，却并不意味着绝对放弃对两者进行地理学的研究，这不仅是因为，正像《大荒经》所体现的那样，天文与地理、仰观与俯察，在逻辑和历史两方面原本是密不可分的，而且，更是因为，要彻底澄清迄今为止的地理学研究取向散布的迷雾并彻底扭转这种研究取向，对《海外经》和《大荒经》的地理学研究正是当务之急，不可或缺。

就消极的方面而言，两千多年的学术传统使对于这两篇古老文献的地理学偏见根深蒂固，要彻底清除这种偏见，仅仅证明它们不是地理之书而是天文之书还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说明，这种地理学偏见是如何形成的？《海外经》和《大荒经》中的具体名物是如何被从地理学方向误解的？这种误解是如何一步步变成不言而喻的“常识”的？不仅要追寻这种误解的文献线索，而且应揭示这种误解背后的知识结构、文化背景以及历史运动，与此相关的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是，这种误解又是如何反过来融入并塑造人们的知识结构（尤其是地理学和民族学结构）并进而影响宏大的历史运动的？

就积极的方面而言，《海外经》和《大荒经》所据古图虽然并非地图，但两者必定有一定的地理文化背景。任何文献都有特定的地理文化渊源，揭示历史文献的地理文化渊源，据此了解其学术传统和知识谱系，是我们正确理解其文本、揭示其意蕴的前提，更何况《大荒经》其书本身就勾勒了一个独特的“大荒”地理景观，描绘了一系列的山川、方国、风物，因此，揭示这一地理景观的空间尺度、地域位置就是解读此书的题内应有之义；至于《海外经》，其古图内容虽然全系关乎岁时，而与地理景观无干，但了解其地理文化渊源和学术传统，也是我们正确理解其书的前提之一。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系列古老典籍（如《尧典》、《周髀算经》、《月令》、《管子》、邹衍之书、《吕氏春秋》、《周礼》和《淮南子》等）和重要观念（如明堂、月令、五行、盖天说、大九州说等）甚至中国传统的宇宙观都与这两篇文献密不可分，因此，对《海外经》和《大荒经》地理文化渊源的研究，其意义还不仅限于为理解两篇文本奠定正确的基础，对两篇文献的正确解读，或许将大大拓展中国上古文化史、学术史、思想史研究的史料范围和学术视野，甚至为揭示中华文明的源头提供有力的线索。

以上种种，头绪众多，聚讼纷纭，再加上文献不足，要面面俱到，论说透彻，既非作者学力所能，亦非此书篇幅所容，因此，这里只能提纲挈领，就如下几个重要环节进行论述:

第一，《大荒经》和《海外经》古图所反映的地理景观的空间尺度、地域方位。

第二，《大荒经》和《海外经》古图内容的历史年代。

第三，《海经》地理的中心景观“昆仑”的原型及其地域。

第四，《海经》的地理学学术渊源。

第五，历史地理中某些地名和地理观念与《海经》的渊源。

这些问题的设计，意味着本书拒绝像传统的关于《山海经》的地理学研究那样，纠缠于关于其中某个具体地名的考据和落实，而是试图从整体上确定《海经》的地理文化渊源，希望借此庶几可以避免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常见的穿凿附会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