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图画月令:《海外经》月令考

《海外经》和《大荒经》缘图以为文，故只有依据《海外经》和《大荒经》其图，才能真正理解《海外经》和《大荒经》其文，但《海外经》和《大荒经》古图已亡，我们已无缘得睹其真容。不过，《海外经》和《大荒经》古图虽亡，记载古代物候和岁时习俗的古代月令文献犹存，它们与《海外经》和《大荒经》古图是同一文化传统和知识范畴的文献，《海外经》和《大荒经》古图就是用图画形式描绘的月令。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海外经》和《大荒经》古图与现存月令文献是一脉相承的:

第一，两者都是以空间的四方结构表示时间的四时历序，以东、西、南、北四方分别表示春、夏、秋、冬四时。

第二，两者都以四时和四方之神，作为四个季节的标志，在《海外经》图中是句芒、祝融、蓐收、禺彊，在《大荒经》中是禺、不廷胡余、弇兹、禺彊，在《月令》中是句芒、祝融、蓐收、玄冥，二者大同小异。

第三，两者都体现了阴阳合历制度，都是依据太阳周而复始的运动划分昼夜和季节，并依据月亮阴晴圆缺的变化划分月份，都是根据月相变化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并用闰年调节月份与季节的盈虚。

第四，《月令》将四时配四方，将一年十二个月分布四方，每方三个月，从东北隅开始按顺时针方向排列，依次叙述每个月的月令行事，《海外经》和《大荒经》虽然没有明言其所据古月令图的十二个月排列顺序，但必和《月令》一样，是从东北隅开始按顺时针方向排列十二个月，并于每月描绘其月令行事场面。

总之，《海外经》和《大荒经》古图与月令文献有着相同的文化功能和内容结构，这种古图就是图画形式的《月令》，因此，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将两者进行对比，通过这种对比，具体地揭示出《海外经》和《大荒经》古图的原始风貌。

要将《海外经》和《大荒经》与月令文献对比，从理论上说起来容易，真要做起来却难，其困难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时代悬隔，文献荒散，《海外经》和《大荒经》古图的起源非常古老，与之同时代的文献无传世者，或许当时还根本没有书面文字文献。没有旁证材料，可为那个时代的岁时制度做见证的惟有《海外经》和《大荒经》古图一书而已，而此图的真相又被《海外经》和《大荒经》文本弄的面目全非。

其次，《海外经》和《大荒经》与月令文献虽属同一范畴，皆源自上古岁时月令制度，但两者不可能对每一种岁时行事和仪式都面面俱到，其记载的详略取舍或有不同，因此，两者虽同一渊源，但内容却可能并不周延，《海外经》和《大荒经》图所写照的，或许月令文献不载，而月令文献记载的，又可能不见于《海外经》和《大荒经》古图，因此，虽说两者在整体上无疑是可比的，但具体到个别的内容，两者是否可比就很成问题了。

第三，要将《海外经》和《大荒经》与月令文献对比，我们至少首先应该能够大致从《海外经》和《大荒经》的文字描述窥见其图画所描绘的真实场面，当《海外经》和《大荒经》作者的叙述能够摹情状物、绘声绘色时，要做到这一点不太困难，但当作者的叙述粗枝大叶，甚至故弄玄虚时，要做到这一点就很难。

第四，更具体的困难是，要将《海外经》和《大荒经》与月令文献对比，也就是说要按其时序的顺序相对比，我们就应该能够断定《海外经》和《大荒经》的记载分别是属于哪个月份的，但是，《海外经》和《大荒经》的作者已经不了解其所述古图的岁序特点，因此，在《海外经》和《大荒经》文本中，原图中用以标识不同月份的特征已经模糊，我们无法凭其文字叙述准确断定某个场面是属于哪个月份的。

《海外经》和《大荒经》文本中尽管没有为我们留下明确的记载，说明其中描述的各种场景分别属于哪个月份，但由于述图者叙述画面是按照特定的方位和顺序循序渐进地叙述的，因此，经文中关于方位关系的记载，仍为我们留下了可资凭借的线索，让我们据以大致推断特定场景在整体画面中所处的位置及其对应的月份。例如，“东经”叙述的是春天图像，居于“东经”北端的自然是孟春正月的图像，居于“东经”中央的自然是仲春二月的图像，居于“东经”南端的自然是季春三月的图像，以此类推。相对而言，《海外经》较之《大荒经》对方位关系的叙述更为脉络清晰、井然有序，其经文每叙述一个场景，都要用“某某在某某之东（南、西、北）”的语句，明确界定其所在的位置，也正是因为经文中位置关系明确，保证了其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不至于因为简编错乱导致窜夺和颠倒。（据此可以断定，今本《海外经》的文本顺序和篇幅，基本上保持了其最初的原貌，基本上没有佚文和错简。）而《大荒经》却无此种机关，不同场面之间的关系既没标明，简策就很容易发生错乱，因此，其中各场景的方位就远不如《海外经》那般清晰可按、真实可靠，从而给根据《大荒经》重建其所据古图各场景的位置关系和岁时顺序带来困难。因此，我们在下文的分析中，主要参照《海外经》，但由于《大荒经》和《海外经》原本同源，其中的岁时结构和内容大同小异，因此，由《海外经》得出的结论也同样适应于《大荒经》。

因为有种种困难，因此，本章的分析难免推测的色彩，下文将只挑选《海外东经》和《海外南经》中的一些记事与月令文献记载的春、夏季行事进行对比，这一选择纯粹是权宜性的，不过是因为相关的参照材料较为充分而已。此外，下篇中关于西王母神话与秋季烝尝仪式之间关系的分析，也将从一个角度证明《大荒西经》以及《海外西经》与秋季月令之间的渊源。

要将《海外经》与月令文献对比，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就是两者在民俗学上的可比性问题，一种岁月久远的民俗事象遗存，由于脱离了其原生的文化情景和语境，单凭对其自身的观察，就难以把握其真正的涵义，而将它与不同时代和地方的同类民俗事象进行对比研究，即所谓“比较民俗学”，则是揭示其文化内涵的重要途径。

然而，这种比较研究必须以民俗事象的可比性为前提，而不应该脱离具体的文化背景，成为漫无边际的东拉西扯和毫无根据的依附穿凿，这种漫无边际的牵扯实际上一直是困绕着中国民俗学和神话学研究的通病，这一方面，除了民俗学和神话学研究的一些从业者缺乏完善的学养之外，弗雷泽《金枝》的影响也实在是难辞其咎，弗雷泽在此书中尽情炫其博学，将旁搜博采、东引西摘的一些文化背景、历史渊源和逻辑脉络全不相干的民俗、神话材料荟萃为洋洋十数卷大书，此书是最早介绍到中国来的西方民俗学著作之一，引进之始，就对中国民俗学和神话学研究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一影响直到现在仍经久不衰，在当代一些国内民俗学和神话学著作中，我们仍时时可以看到作者对弗雷泽的交感巫术理论、物神崇拜理论等不加批判地加以引用，他那种置文化背景、历史传统、文本语境于不顾的比较研究方法也依然大行其道。

对比是为了揭示现象的意义，一种现象的意义是由其文化语境决定的，因此，只有相似文化语境中的现象才是可以对比的，而共同的文化渊源则是构成共同文化语境的重要条件，因此，如果两种民俗事象是源自共同的文化渊源，则就有充分的理由将它们进行对比研究。

《海外经》和《大荒经》与月令文献无疑同是华夏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其实，两者在历法制度上的吻合就是其同一渊源的最有力证据。历法建构了人们的时间观和空间观，共同的历法为人们赋予共同的时间节律和空间概念，按共同的季节月令劳作休息，因此也就养成了共同的岁时行事和节日习俗，岁时行事和节日习俗是民俗的集中体现，而岁时行事和节日习俗就是在历法月令的框架下形成和安排的，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上巳节，五月端午赛龙舟，八月十五中秋赏月，岁末除夕过大年等等源远流长的传统节庆，无不植根于古老的历法月令传统⁽¹⁾，历法月令是民俗形成和流传的基础，因此，也是我们理解民俗的一个合宜的入手点。

历法月令制度是古人顺应自然节律和天道运行的产物。日月轮回、斗转星移，标志着岁月的流转、季节的转换，也引导着人间的生活节律和岁时风俗，因此，岁时风俗和月令制度与天文现象及其体现的自然节律息息相关。对于普天下的芸芸众生而言，那浩瀚的星空、广袤的苍穹是它们有目共睹的，天文现象及其周而复始的运行规律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一定的纬度范围内，居住在不同地区的人们，看到的是同样的天空、同样的一些星星，他看到的日月星辰按照同样的规律和轨迹回转于天，并肇示着大同小异的季节变换，因此，也就决定了这些相距遥远、老死不相往来的人们，在岁时习俗和生活节律上却不谋而合，也就是说，岁时习俗和生活节律往往具有超越空间和文化距离的普遍性，这就意味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即使其在其他方面的风俗千姿百态，不可同日而语，也不妨碍它们在岁时习俗和月令制度方面是可以对比的。

《海外经》和《大荒经》所依据的月令古图与现存月令文献肯定存在着巨大的时代差异，但岁月的间隔却不足以成为对它们进行对比的障碍。不同时代的历法月令，其岁时行事或许时刻稍有先后，礼仪也许有损益，但只要前后所处的气候带相差不大，其岁时行事的基本节律就不会有大的变化，因为岁时行事是人们因循天时的结果，“天不变道亦不变”，人们因循天道的生活节律和岁时习俗也不会变。历法岁时制度，作为文化的基本形式，原本就是一种文化传统中最稳定最经得住岁月磨蚀的成分，产生于先秦时代的夏历和节气历经悠悠千载流传到今天仍通行不衰，仍规定着人们生活的岁月流逝和季节轮回，千百年前人们过的节日今天的人们仍在过，朝代兴亡，人事代谢，但古老的历法及其岁时习俗却不会随时代沧桑而陵替，因为历法是大自然永恒节律的体现，《逸周书·周月解》说:“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即使《海外经》和《大荒经》所据古图可能远远早于现存月令文献成书的年代，但其所反映的历法岁时习俗却可以一脉相承。

由于深知意义与语境休戚与共，因此，笔者一直对于那种罔顾文本脉络和文化语境、超越时空和传统的比较研究深怀戒心，不过，既然岁时习俗具有超越时间、空间和传统的普遍性，而且《海外经》和《大荒经》和月令文献又同是脱胎于华夏上古文化传统，那么，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就是切实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