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空转换:月令岁事图景被误解为方国地理和风俗景观

笔者用“地理学误解”这个术语表示《海外经》和《大荒经》的作者将历时的岁序图卷误解为共时的地理画面。

这是对《海经》古图的最根本误解。上古时期尚无像后世历法那样的时序名号，比如说，不像后世那样用“春、夏、秋、冬”命名先后相继的四个季节，也不像后世那样用十二地支或一到十二这十二个数字表示一年十二个月份，而是为每一个季节和月份命名一个专名，更直观的干脆就用图像和符号表示，如《楚帛书》就是用四色神木命名四季，用“取、女、秉、余”等十二个专名命名十二个月，在《海外经》和《大荒经》古图中则是用四时神标志四季，《大荒经》古图用七对日月出入之山表示节气月份，至于《海外经》古图用什么表示月份，则不得而知，或许只是用按序排列的十二个不同岁时活动图景表示。句芒、祝融、蓐收、禺彊四神在图中原本是明确地被作为时序标志的，但后来由于五行说的盛行，其时序意义渐隐而方位意义则占了上风，《海外经》谓“南方祝融”、“西方蓐收”、“北方禺彊”、“东方句芒”，表明《山海经》的作者已毫不含糊地将它们当成了四方之神。正由于在《海外经》古图中没有后世通用的时序标志，因此，后世的述图者忽视其时序性质而将之误解为共时性的地理图，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海外经》古图一旦被视为地理图，画面的时序结构就变成了空间框架，顺序展开的岁时活动画面就顺理成章地被视为随方分布的方国图景，于是，岁月转变为山川，天书成了地志。

自从《海外经》的作者从对《海外经》古图的误解出发将之叙述为地理书，人们就一直从地理志角度理解《海外经》其书，这种地理观又反过来妨碍了人们对古图的考察。从地理学的角度理解《海外经》，有悠久而强大的传统。秦汉文献中，引用《山海经》最多的是《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吕氏春秋·求人篇》述禹遍求贤人所至四方之国多出《海外经》四方经所载，《本味篇》述伊尹为商汤历数天下之美味，其中地名也多载《五藏山经》、《海内经》和《大荒经》；《淮南子·地形训》述海外诸国及风物全据《海外经》，表明两书的作者完全将其书视为天下地理之书。《山海经》之名首见载籍是在《史记》，司马迁就已经从地理志的角度理解此书了，《大宛列传》云:“《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太史公虽不信《山海经》，但无疑是把它当地理书看的。刘歆整理古书，以《山海经》是大禹、伯益治水所记。班固依刘向、刘歆《七略》作《汉书·艺文志》，把《山海经》列在“数术”的“形法类”之首，“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显然也是从空间性的角度理解《山海经》，将之视为相当于后世堪舆风水之类的东西，亦属地理学范畴。东汉王景治水，明帝赐以《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后汉书·王景传》），显然是将《山海经》视为实用的地理书。赵晔《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云:“（禹）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里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山海经》。”以《山海经》为记四方异域地理风土之书。至《隋书·经籍志》，《山海经》被冠于“地理类”之首，以后各代正史经籍志等都把它归属地理类，“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¹⁾。后来虽有明人胡应麟视《山海经》为“古今语怪之祖”⁽²⁾，到清代，《四库全书》又将《山海经》归为子部小说类，视之为“小说之最古者”，现代学者如鲁迅、茅盾、袁珂则主张从神话学的角度研究《山海经》，但在当今学术界，对《山海经》的地理学理解仍占主流，即使主张从神话学研究《山海经》者（如袁珂）和主张从民俗学研究《山海经》者（如伊藤青司），也是以对《山海经》的地理观为前提的，其对神话和民俗的研究都是以《山海经》的“空间”或“地理”框架为前提的。

对《山海经》地理观应做具体分析。《山海经》中的《山经》部分当然是地理书，它详记山陵方位、河川走向、水陆物产、地质矿藏、飞禽走兽，其摹物状情虽偶涉荒诞好奇，但其为地道的地理志，这是不可否认的。本节只谈《海外经》和《大荒经》，对《山经》且置而不论。我们在导言中已经指出，《海经》与《山经》原本就是两种性质和来历迥然不同的著作，这从两者在叙述风格、题材、结构和内容各方面的明显区别就可看出。可能两者原本毫不相干，各自单立独行，后人编书，才将两者并为一帙⁽³⁾。正因为《海经》与《山经》共编一帙，导致后人对两者不加分别一视同仁，因见《山经》为地志，故亦想当然地以《海经》为地志，因《山经》为对山川地理的记实，也误认为《海经》所写为四方实有之方国，不在中国九州，而在海外、大荒，并认为其中所记的神异物怪，皆为远方世间确有，所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这一识见，成为千百年来学者们将《海经》记载与异域地理对号入座的永恒动力，例如，《海外南经》的“交胫国”被附会于交州的交趾郡，《海外东经》的“扶桑”先被附会于日本列岛，近代又更被拉扯到地球对面的美洲大陆，“昆仑”的位置则更是随着中国人车辙马迹不断向西拓展而被不断西移，直到最后被搬到了巴比伦。诸如此类东拉西扯的毛病已成为《山海经》研究中的痼疾，推其病根，首先在不明《山经》与《海经》之别，不知《海经》的渊源，误以明时序之天书为记博物之地理书。我们既已证明《海经》为岁时图而非地理书，则此类对《山海经》地理的非常可怪之论可以休矣。

说《海经》为记时序的天书，并不否认其中有对地理风物的描写，但对其中的地理名称应做具体分析。《海经》中的地名可分为数类:

其一，图中固有的真实地名，此类主要见于《大荒经》中，如《大荒东经》中的大壑、甘山、甘水、甘渊、皮母地丘、大言、波谷山、潏山、杨水、合虚山、东口之山、大阿之山、明星山、青丘、鞠陵于天、东极离瞀、东海之渚、招摇山、融水、孽摇羝、温源谷（汤谷）、猗天苏山、綦山、摇山、门户山、盛山、待山、壑明俊疾、凶犁土丘、流波山等，此类地名中，有的含义多不可解，似为当地人俗称，而非述图者望文生义所名，显然是真正的地理名称。然而，《大荒经》虽载列山川地名，却并不能因此以《大荒经》为地理书，因为《大荒经》之记地理，主要是为了标方位，作为观察日月出入以确定季节月份之参照坐标，因此《大荒经》虽记载很多山丘名称，但《大荒东经》和《大荒西经》仅在提到日月出入的七对山峰之前，才特别地冠以“大荒之中”的字样，且无一例外，这些作为观象授时之参照的日月出入之山才是《大荒经》古图的旨趣所在。这一点，历来读《山海经》者似皆未曾注意。至于其他诸山，则仅是记日月所出入诸山时连带及之。明乎此，则知《大荒经》之意不在地理方物，而在天文历象。此外，《大荒经》也不像《山经》那样侧重于对山川中水陆、动植、矿藏、物产的记载，更无像《山经》那样明确的历程、水系、山脉的记载，表明其目的并非地理博物。当然，《大荒经》中既有地名，就不排除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大荒经》的方域地望进行研究的可能，不过，《大荒经》作者的用意却不在记山水，而在标历象，此为读《大荒经》者所当注意的。

其二，在古图中原非地名，而被《海经》的作者误解为地名者。如《大荒经》中的女和月母之国、西王母之山、轩辕之国等，诸名可能也是图中所固有，但它们在原图中本非地名或方国名，而只是附注于诸神旁边的名号，却被述图者误认为方国名。此种在人物、神灵的肖像边标以名号的做法，乃古代造像常见之通例，如汉代画像石中就常见此种做法，最典型者当属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石。此外，长沙子弹库帛书上十二月神的旁边所标注的月名，也未尝不可以视为十二神之神名。

其三，图中景象本非描写的方国风情，而只是岁时活动场面的刻画，却被述图者当成了对殊方异域、民俗风物的实录，并根据图中人物、禽兽的形象望文生义地加以摹状命名，《海外经》中的方国名多属此类，如《海外南经》中的结匈国、羽民国、头国、厌火国、三苗国、国、贯匈国、交胫国、歧舌国、三首国、周饶国、长臂国等，《大荒经》中的地名亦多此类。“羽民国……身生羽”，表明其图像是身穿羽衣的人物形象，当是仪式中饰羽而舞者；“厌火国……生火出口中”，表明其图像是口中吐火的人物形象，至于这一形象的意义，则不得而知了；“交胫国……为人交胫”，表明其图中人物正做两腿交叉的动作，这或者是一种舞蹈动作；“长臂国……捕鱼水中，其臂长”，表明其图中形象是一个长臂人物，画中人物的长臂并不表示其人天生有非同一般的长臂，这不过是绘图者为了突出其“两手各操一鱼”的动作而做的夸张而已；其他诸“国”的名义虽有不可解者，但以理类推，大概也多属此类，都是述图者误解画面中那些身着奇装异服、乔装打扮的节日人物形象和绘图者为了示意而对人物形象夸张变形的结果。将节日活动场面误认为确实存在于远方绝域的畸形怪物，这最典型地体现了述图者的“地理学误解”，并进而造成了对《海经》图的“神话学误解”（详见下文）。

其四，图中虽有其地，但并非自然地形，而是为了举行岁时仪式而构筑的祭坛兆域，从《海经》文字中不难看出这一点，但却被后人误解为对自然地理的记载。如《海外经》的昆仑墟、狄山、范林、大乐之野、登葆山、轩辕之丘、诸夭之野、共工之台、务隅之山、平丘、丘等。

狄山。《海外南经》云:“狄山，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爰有熊、罴、文虎、、豹、离珠、视肉、吁咽、文王皆葬其所。……其范林方三百里。”显系祭祀之所，诸种珍禽异兽等则是献神的祭品；范林则为祭坛周围的神林，就像社稷周围的社林一样。“帝尧葬于阳，帝喾葬于阴”，古之祭坛常常也是墓葬之所在，有大量的新石器时代祭坛遗址为证⁽⁴⁾，考古学家指出，“中国古代坟丘由墓上的祭祀性建筑发展而来，由最早的地面享堂，经高台享堂、阶梯式坟丘等形式，最后演变为形如覆斗的四棱台形坟丘”⁽⁵⁾。民间至今常相信神庙、祭坛等世代流传的圣地故墟为埋葬先王圣贤的坟墓。

大乐之野。《海外西经》云:“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显系节日游戏之地。

登葆山。已见上述，山上有十日，为测日之地，谓之登葆山，是因其上树立有测影观日的日表，登葆山非山，而是测影之观象台。

轩辕之丘。《海外西经》云:“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为方形的祭坛建筑，四隅有四蛇环绕，正足以表示其地为神圣的禁域。

诸夭之野。《海外西经》云:“诸夭之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皇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自从也。百兽相与群居。”一片人间乐园的景象，地处《海外西经》，在时序上当秋天之位，当是秋天丰收庆典的写照。

共工之台。《海外北经》云:“共工之台，……台四方，隅有一蛇。”亦轩辕之台之类。

务隅之山和平丘。两者在《海外北经》中为紧邻的上下文，当为一地之异述，《大荒北经》云:“务隅之山，帝颛顼葬于阳，九嫔葬于阴。一曰爰有熊、罴、文虎、离朱、久、视肉。平丘……爰有遗玉、青鸟、视肉、杨柳、甘柤、甘华，百果所生。”亦无非珍品肆列的祭坛圣地。

《海经》中，此类无中生有的“地名”，最著名者莫过于“昆仑”。“昆仑”首见于《海经》，而《海经》中的昆仑并非传说中那座西方大山，究其原型，不过是观象授时的古明堂，其实，关于神山昆仑的传说，完全是误解《海经》结果，这一问题饶有兴味，且牵扯甚广，且待下文详辨。

其五，见于历史文献中的真实地名，如苍梧、长沙、西周之国等。此类地名又可以分为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确属历史上实有之地名，如瓯、闽、湘水、匈奴、雁门、燕、林氏、朝鲜、蓬莱、大夏、月支、西胡、浙江等，诸如此类的地名，秦汉史书中多有明文，但此类地名实为后来窜入，非《海经》其书所固有，前人早已指出这一点。《颜氏家训·书证》云:“《山海经》，夏禹及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如此郡县不少，……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海经》中的这类地名主要见于《海内经》四篇，而《海内经》四篇构成复杂，其中除《海内西经》关于昆仑墟的一大段文字外，皆非其书所固有，关于这一点，详见下文分疏。

第二种情形，有些地名见于《海经》，但其在《海经》，本非地名，即本非指谓某个地方的专名，而只是表示某种地理景观特征的通称，是泛指，而非专名，只因后人误以《海经》为地理志，轻信其书为华夏地理之实录，故用其中的地名命名新开之地，这些名称才被坐实于实有之地，其中，最典型者莫过于汉武帝对昆仑的实定，此外，诸如苍梧、交趾等皆属此例，具体分析亦请俟诸下文。

第三种情形，《海经》所描绘的场景，原非方国地理之记载，而仅仅是对月令古图中岁时月令场景的写照，但因种种瓜葛，被述图者想当然地附会为方国地理，遂用实有的历史地名附会其场景，如《大荒西经》中的西周之国，其文云:“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一似《大荒经》确有关于历史上三代之周的记载，实则，这一段文字所描述的场景，在古图中原本只是对于秋收庆典上祭祀后稷之神的写照，后稷原是丰收之神、五谷之神，本与周祖不相干，但述图者只知作为周祖之后稷，故不假思索地把月令古图中祭祀后稷之神的丰收庆典场景误认为西周之国的写照。诸如此类的问题，千头万绪，一言难尽，请容后文一一分解。

总之，《海经》中那些貌似实有的历史地理地名，或系后来窜入，或系后人依托，或系述图者附会，皆非其所据古图所固有。

揭示了《海外经》和《大荒经》中地名的来龙去脉，也就明白了关于《海外经》和《大荒经》的地理观，虽事出有因，却是查无实据的，因此，那些对《海经》地理漫无边际的东拉西扯，虽不乏奇思妙想，却纯属无中生有，更可以置而不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