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天书遗篇:古代文献和文物中的“历法图”

《海外经》和《大荒经》缘图以为文，但《海外经》和《大荒经》的作者已经不理解其所述之图为何图，此图既佚，后人已无缘睹得其真貌，此图的本义既已蔽于《海外经》和《大荒经》，后世之解《海外经》和《大荒经》者单凭其字面强作解人，于是只能以讹传讹，致使古图之义益晦。上文通过对《海外经》和《大荒经》叙述的分析解诂，并证之以古代历法制度，证明其所据古图实为反映上古历法制度之图。

古人常“图书”并称，盖因古代文字和书写不发达，识字者少，故多以图像记事，至后世文明昌盛，文字普及，才将原本用图画传神写照的历史和知识用文字这种更便宜的媒介记录下来，许多古老典籍大概都经过了这样一种由图像写照到文字记载的转变过程，将“图”用文字叙述出来，图文并茂，这就是最早的“图书”，先是图像单行，后配上文字说明而图文并行，再后来，图渐被遗弃而只剩文本独行于世。《汉书·艺文志》所收录的古籍中有些就标明“图若干卷”，可见是图文并茂的，但传诸后世的却大都文存而图亡。《汉书·艺文志》著录之《山海经》已无图，说明其时《山海经》古图已经亡佚。

《周礼·天官冢宰》云:“大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县（悬）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地官司徒》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乃县教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教象，挟日而敛之。”《夏官司马》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国都鄙，乃县政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政象，挟日而敛之。”《秋官司寇》云:“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国都鄙，乃县刑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刑象，挟日而敛之。”所述皆为观象布政之事。《周礼》非记实之书，而是战国时文人理想制度的蓝图，但理想之设计必以现实制度和习俗为依托。国家的行政、礼教、刑法等大法皆以图象公布于众，可见在古代图像记事之流行⁽¹⁾。

古代的历法知识尤需用图画写照，历法知识可能是各种知识中最需要普及的知识了，因为老百姓的春耕秋收乃至衣食住行各方面都需要参照历法，历法可以说是典型的“一般性知识”，况且，在古代，历法不仅是一种关于时间和岁时的知识，而且更是王道圣治的体现，历法不仅是一连串排列有序按部就班的日子，它实际上通过对时间节律的划分命名和对空间方位的划分布局，对整个世界进行了根本性的建构，它序列了时间，构筑了空间，而时间和空间是人类世界观的两个基本方面，德国哲学家康德称之为人类知性的两个基本直观形式，人类对世界的领会、对经验的组织、对活动的安排、对社会生活的参与，都需要以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为前提。时间和空间本身无疑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运动现象，但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则是人文建构的产物，而历法就是建构时空概念的最基本和最有效的途径，历法规定了时间和空间，也就为人类世界观和宇宙观奠定了基础，因此，历法就成为人们理解世界和历史的依据。正因为历法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的这种重要的建构作用，历代的统治者才垄断了历法的权力，而垄断了历法的制作权和颁行权，也就垄断了人们对世界的理解。制历颁朔的王者，就成了天意的惟一代言人和解释者，正朔颁行所及，也就是王道风化所至，不奉正朔者亦不奉王道，是落于四荒之外的化外之民蛮夷之地，《管子·四时》云:“唯圣人知四时，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历法乃是国家权力赖之存在的“国之基”。

因此，在古代，颁历授宪，才被视为一种重大的政治行为，每当旧岁将终新元将启之际，王者必举行盛大的仪式颁历授宪，《管子》书中即有对此习俗的记载。《管子·立政》云:“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宪于国。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受宪于太史（主历法之官）。大朝之日，五乡之师、五属大夫皆身习宪于君前。太史既布宪，入籍于太府，宪籍分于君前。五乡之师出朝，遂于乡官，致于乡属，及于游宗，皆受宪。”据《管子》，“宪”为政令之书，布之于全民，家喻户晓，可见宪之所言必及于民事，关乎日常民用。而政令必关乎时序节令，即对应行之事宜的日期予以规定，说明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管子·四时》云“令有时”、“圣王务时而寄政”，《正第》云“出令当时曰政”，皆足明政令与时序不可分。布宪之日是在“正月之朔”，即一年之始，则其所规定的必为一年十二个月所行之事，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是也。总之，“宪”之为物，是将一年之民事按岁月之顺序予以规定、计划，此种宪书就是所谓月令时宪之书。蔡邕《明堂月令论》云:“因天时，制人事，天子发号施令，命神受职，每月异礼，故谓之月令，所以顺阴阳，奉四时，效气物以王政也。”明月令即顺时令以施政之令⁽²⁾。《管子·立政》又说，五乡之师五属大夫受宪后必须立即层层颁发至基层，不得迁延，更不得矫改，否则“罪死不赦”，足见先王对历法时宪之重视。

正因为王者的历法时宪，必须广播民间，令家喻户晓，因此，历法，就必须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农夫野老，不识文字，故读不懂历书，而图像写照，却明白可晓，因此，古代必有图画形式的历法读物盛行于民间，就和后世的皇历和现代的月份牌一样司空见惯，《海外经》和《大荒经》所据之古图即其类。

《周易·系辞传上》云:“子曰:‘文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立象以尽意”，即以图像记事，用图像作为知识的载体。值得注意的是，《系辞传》所谓“象”正是指天象或历象，《系辞传上》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于天地，交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太极指宇宙秩序建立之前，天地未分混沌为一的原始状态，宇宙秩序是因着历法的创建而建立的，此段所述，全为天文历法之事，两仪即体现为日月盈缩寒暑往来的阴阳变化。四象，张载《横渠易说》云:“四象，即乾之四德，四时之象。”⁽³⁾象数家和纬书以八卦分配四时八节⁽⁴⁾，故所谓“立象以尽意”，其本义正谓用图像表达历法。

古代典籍的有关记载透露了古代历图的消息。《吕氏春秋·先识览》云:“夏太史令终古见桀惑乱，出其图法，执而泣之。……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又，《勿躬篇》云:“史皇作图。”太史为古之天官，其所职守之图法，必有历法月令之图。《冠子·泰鸿》云:“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极，度之稽也；月信死信生，进退有长，数之稽也；列星不乱其行，代而不干，位之稽也。天明三以定一，则万物莫不至矣，三时生长，一时煞刑，四时而定，天地尽矣。……勿易天生，勿散天朴，自若则清，动之则浊。神圣践承翼之位（陆佃注:盖天位也），以与神皇合德（陆佃注:神皇盖昊天也），按图正端以至无（或作天）极，两治四致，间以止息，归时离气，以成万业。”整个上下文所言皆为敬天顺时之事，则其所谓“图”，正是体现天时之图，即历法月令图，“按图正端以至天极”，即谓根据历图端正方位确定基准和天极（璇玑）之位置。这些记载表明，古人确实曾经以图画记载历法。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尚书》中一段著名的文字可能说的就是古天文历法图，《皋陶谟》舜对禹说:

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即用图画描绘“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的图像，日月星辰自然是指天象，古人言“日月星辰”，每与天文历法有关，《尚书·尧典》称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日月星辰为天文观测的对象，此当亦不例外。“山龙华虫”与“日月星辰”绘于一图，也应从天文学的角度解释，“山”似即“望秩于山川”之山，龙则指天上之龙，即东方苍龙之宿，古人观象授时的重要依据。“华”则指华表，即缀有羽毛的表木，用以测影和候风，亦即相风。虫谓何，则不得而知。或许，《皋陶谟》的这段文字和《尧典》“舜巡四岳”的传说与《大荒经》古图是同一文化传统的产物吧？⁽⁵⁾

此类图画不仅具有治历明时的实用价值，而且更具有神圣的宗教意蕴。《周语·楚语》载观射夫之言曰:“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絜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祭祀涉及多方面的知识，主持祭祀的神职人员必须对这些知识了如指掌才堪当大任，在文字尚未流行的上古时代，这些知识惟凭口头流传，但是，并非所有的知识都是能够单凭口头传诵的，诸如山川的分布（山川之号）、玉帛、采服、彝器的形制和布置（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神坛的格局和位置（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等等涉及空间和诉诸视觉的知识是无法凭口头记忆的，而只有藉助图画摹写其形容，因此，对于神职人员而言，图画就是必不可少的手段，而且，此类图画必为神职人员世代相传之秘籍。《大荒经》和《海外经》所据古图盖即此类由巫祝祭司世代相承的圣图秘籍，观射夫所谓“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絜之服”以及“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等等之类的内容，几乎一一可以从《海经》尤其是《大荒经》中得以落实。

《周礼·春官》云:“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犹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郑玄注:“犹，图也。居，谓坐也。天者群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图天神、人鬼、地祗之坐者，谓布祭众寡与其居。”“以神仕者”，即《国语·楚语》所谓巫觋祝宗之类的神职人员。神仕所掌图画，图画日月星辰之位以及天地神祗之坐，图画日月星辰的目的自然不仅仅是为了仰望星空，而是旨在钦顺昊天、治历明时。此文可为古代存在天文历法月令图之力证。

一方面，祭祀是按岁时的顺序而依次展开的，鼓舞祀神的日子就是节日，在岁月流转中轮番降临的诸神使时间具有了神圣的节律；另一方面，诸神栖居于名山大川，各有其安身立命之地，苍茫大地因此被赋予丰盈的意蕴，诸神的在场将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神圣的空间，而《海经》尤其是《大荒经》古图序列岁时、图画山川，将四时与四方天衣无缝地融合为一体，其所再现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节日轮回、诸神在场的神圣时间和神圣空间。

《太平御览》卷八十一引《春秋运斗枢》云:“舜以太尉受号，即位为天子。五年二月东巡守，至于中月，与三公诸侯临观。黄龙五彩，负图出，置舜前。……图玄色而绨状，可舒卷，长三尺二寸，广九寸，中有七十二帝地形之制，天文位度之差。”是汉代民间有舜巡守获天文图的故事，意纬书中津津乐道的《河图》、《洛书》即上古流传下来的天文历象图，并非纯属俗儒方士之编造，而历来方士儒生对《河图》、《洛书》奉若圣经，亦足以暗示此类图画的宗教渊源。

岁月沧桑，文物湮灭，置身数千年之后的我们，已无缘目睹《海经》所据古图之真容，但古代文献中却尚有关于此类月令图的记载，现代考古也发现了此类月令图的遗迹，前者如《管子》一书《幼官篇》所描述的“玄宫图”，后者如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出土的帛书图画，这些可以作为我们上述论述的有力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