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四时之龙:“夔龙”、“应龙”、“相柳”与龙星

龙回于天，巡行四方，标志了不同的时节，《周易·乾卦》历载从“见龙”到“潜龙”的六位之龙，表明龙星在一年四时中的方位和授时作用皆为古人所关注，《海外经》和《大荒经》古图既然旨在写照岁序，其中既然有对于秋冬之交苍龙星象的写照，那么，其中是否也有对其他季节和方位龙星的写照呢？答案是肯定的，东方的夔龙、南方的应龙和北方的相柳，就分别象征春天、夏天和冬天的苍龙星象。

1.“夔”与春天的龙星

《海内东经》云:“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则雷］。”⁽¹⁷⁾此龙身人头之神，与烛龙的形象同一机杼。《大荒东经》篇末有雷兽，其文紧承“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之文下:“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郭璞注:“雷兽即雷神也，人面龙身，鼓其腹者。”夔作牛形，雷神作龙形，其形象可谓大相径庭，然而两者有数点相通:雷神处东方雷泽，而夔处东方大海，其所据方位和环境相似，一也；雷神能致雷，雷为风雨之先声，而夔声如雷，出入水必风雨，一名雷神，一名雷兽，名义相通，二也；雷神致雷需鼓（击）其腹，而黄帝以夔之皮为鼓，三也，可知郭璞以雷兽即雷神之说绝非牵强附会。至于夔之形，古有数说，或云其如牛，或云其如鼓，此两说当皆本自《大荒经》此文而取其一端。又有夔状如龙之说，《说文解字》云:“夔，神魖也。如龙，一足，从夂，象有角、手、人面之形。”《文选·东京赋》:“残夔魖与罔象，殪野仲而歼游光。”薛综注:“夔，木石之怪，如龙有角，鳞甲光如日月，见则其邑大旱。”其说必有所本。商周器物上常见一足有角之龙形，说者谓即夔龙。夔之形或作牛，或作鼓，或作龙，当为传闻异词所致，要以作龙形最为流行。《海内东经》郭璞注引《河图》云:“大迹在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羲。”则雷神神话当与伏羲有关，而伏羲固为龙身之神，此亦可为雷神或夔为龙形之证。

将《海经》关于夔和雷神的描述与古人关于春天之龙星的记载相对比，不难发现两者之渊源。

首先，夔和雷神处东方，而龙星春见东方，四象系统中，苍龙属东方之象，《管子·五行》云:“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奢龙”为“苍龙”之误，亦以龙属东方。

其次，龙星由角、亢、氐、房、心、尾列宿组成，春天角宿先见，随着时间的推移，龙身诸宿才络绎升起，角宿初见，是春天来临的标志，故龙星之角尤引人注目。《大荒东经》云雷兽“苍身而无角”，虽云无角，却亦足见对其角的关注，“无角”或为“有角”之讹，至于《说文解字》谓夔“有角”，《文选·东京赋》薛综注谓夔“如龙有角”，皆足以证明角为夔形象的关键环节。

第三，雷神、夔或“鼓其腹则雷”，或“其声如雷”，皆具呼风唤雨之神异，尤足以显示其与春天龙星的渊源。雷神处《海内东经》，雷兽夔处《大荒东经》，皆居东方，时值春天，《海经》古图四方对应四时，东方为春，图之东方描绘人首龙身的雷神或雷兽，旨在纪时候，意谓当春天龙星初升东方之时，春雷始震，时值惊蛰。《说文解字》称龙“春分而登天”，苍龙升起东方为仲春之候，《月令》云:“仲春之月，……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吕氏春秋·开春论》云:“开春始雷则蛰虫动矣。”仲春之节谓之惊蛰，正谓蛰虫闻雷而动。《说文解字》云龙“秋分而潜渊”，《月令》又云:“仲秋之月，……日夜分，雷始收声。蛰虫坏户，杀气浸盛。”可见龙星之升降正与雷声之起迄相终始，以龙星的出没标志雷电的周期，宜矣，故龙星又被称为雷神或者雷兽。雷声的起迄又与虫类的惊蛰周期相吻合，雷发则春气升，故蛰虫蠢动，雷息则秋气煞，故诸虫蛰伏。古人将春天初升的龙星描绘为龙（虫）形，且名之为雷神，融龙星登天、雷乃发声、蛰虫始动三种节候现象于一体，可谓善于观象状物矣。

《海内东经》称雷神“鼓其腹”，《大荒东经》称黄帝以雷兽之皮为“鼓”，盖因在古人想象中，雷声即天之鼓声，《河图帝通纪》曰:“雷，天地之鼓。”（《太平预览》卷十三引），人闻鼓声而血气振作，万物闻雷声而生机勃发，大地因此欣欣向荣，故称雷声为“天地之鼓”，亦可谓善于形容矣。

仲春既为雷声始震之时，古人既以雷声为天地之鼓，故古人以鼓为春分之乐器。《说文》:“鼓，郭也，春分之音。”并有惊蛰或春分蒙鼓皮之俗。《周礼·冬官·韗人》云:“凡冒鼓，必以启蛰之日。”郑玄注:“启蜇，孟春之中也。蛰虫始闻雷声而动，鼓所以取象也。”《夏小正》则曰:“二月，……剥，以为鼓也。”即于仲春之月剥皮蒙鼓。《大荒东经》谓黄帝以夔之皮为雷鼓，当即源于此一习俗。鼓之为乐，统领诸器，为众乐之首，《荀子·乐论》云:“鼓，其乐之君邪！”夔由春雷或“天地之鼓”的象征，在《尚书·尧典》中摇身一变而为舜的乐官，“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当即缘此⁽¹⁸⁾。

有此三点，再加之“夔”固有作人首龙身之形者，足证这处于东方的夔龙或雷神即春天的龙星。

2.“应龙”与夏天的龙星

《大荒北经》在言及“烛龙”时称烛龙“吹为冬，呼为夏”，表明夏天的龙星亦为古人所关注，则其中容或有对夏天龙星的写照。

大荒世界南方的应龙，当即夏季龙星之象。《大荒经》云:

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大荒东经》。按:值得注意的是，紧承此文，接着就是上引关于东海雷兽夔的记载。）

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大荒北经》）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大荒北经》）

《大荒东经》称“应龙处南极”，《大荒北经》称“应龙……去南方处之”，可见《大荒南经》中虽然没有关于“应龙”的记载，“应龙”实处南方，为南方之龙，《大荒东经》郭璞注云:“应龙，龙有翼者也。”其说或本《广雅》“有翼曰应龙”之说。则所谓“应龙”，当即《周易》“六龙”中的“飞龙在天”之龙，即盛夏高悬于南方之龙星。《后汉书·张衡传》引张衡说:“夫玄龙，迎夏则陵云而奋鳞，乐时也；涉冬则淈泥而潜蟠，避害也。”这夏奋冬潜的玄龙，自属龙星无疑，“迎夏则陵云而奋鳞”，形象地刻画了夏天龙星的凌空飞腾之象⁽¹⁹⁾。盖古人观察龙星周天运行以明时节，对不同季节处于不同方位的苍龙星象各赋予不同的称呼，春龙称为夔，夏龙称为应龙，秋龙则称为烛龙。

《大荒经》关于应龙的神异性的记载，称“应龙畜水”、应龙所处的南方“多雨”，则显系对夏天气象特点的真实记载。龙星高悬于南天，正值雨水丰沛的盛夏，故在古人的观念中，“飞龙在天”的应龙就成了雨水的象征。应龙既为雨水之象征，亢旱不雨，则不妨作应龙之形象以致雨，故《大荒东经》云:“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郭璞注:“今之土龙本此。”所见甚是。殷墟卜辞中已有“乍（作）土龙”的记载，

如下述卜辞所示:

其作龙于凡田，又雨，吉。（《甲骨文合集》，10，29990）

十人又五，□□龙□田，又雨。（《甲骨文合集》，9，27021）

显然是指作土龙求雨之事。先秦两汉典籍中，屡见作土龙求雨的记载。《吕氏春秋·有始览》云:“旱云烟火，雨云水波，无不皆类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龙致雨。”《淮南子》中更是数数言之:

云母来水，土龙致雨。（《淮南子·地形训》）

若为土龙以求雨，……土龙待之而得食。（《淮南子·说山训》）

譬若旱岁之土龙，疾疫之刍狗，是时为帝者也。（《淮南子·说林训》）

涔则具擢对，旱则修土龙。（《淮南子·说林训》）

此外，《杨子法言》、《论衡》等汉人著述中亦俱载其事，足见龙能致雨的俗信在汉代之深入人心。《续汉书·礼仪志》载:“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若少，府郡县各扫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长以次行雩礼求雨。闭诸阳，衣皂，兴土龙，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变如故事。”土龙致雨载于官方祀典，可谓郑重其事，非一般淫祀可比。董仲舒《春秋繁露》有《求雨》篇，论土龙求雨之制度甚详而备，乃是尽人皆知的，此不备引。近世民俗于二月二日的“龙抬头节”，以草木灰从水泉连绵撒至家中盛水之处，或以灰做蜿蜒之龙形，谓之“引龙回”，当系上古作土龙之遗风。

先秦典籍中，求雨之仪又称“雩”，《礼记·祭法》云:“雩禜，祭水旱也。”《周礼·春官宗伯》:“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由上引《续汉书·礼仪志》的记载，知作土龙即雩礼之一节。因为龙星初升标志着霖雨季节的来临，故古人例于龙星升天之时举行雩祭，为夏天作物的生长祈求甘霖，《左传》桓公五年谓“龙见而雩”，杜预注:“龙见建巳之月，苍龙宿之体昏见东方，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远为百谷祈膏雨。”建巳之月为孟夏四月，此月黄昏龙星全体已离开地面而飞升于天，且已从东方绵延而及于南方，《大荒北经》所谓应龙“去南方处之”，郭注所谓应龙有翼，谓此。

《大荒北经》又述黄帝蚩尤之战云:“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了解了古人土龙致雨之俗，明乎应龙的原型不过是夏天之龙星，则知黄帝战蚩尤神话不过是对祈雨巫术的写照而已⁽²⁰⁾。

3.“相柳”与冬天的龙星

春夏秋冬四时循环而成岁，龙星周天升降而纪四时，《海经》中既然对于春、夏、秋三季的龙星都有记载，看来也不应独缺冬天的龙星。冬天龙星潜藏而不可见，但一种众所关注的星象隐没不见，也未始不可以作为一种时令标志，正像《夏小正》、《月令》把玄鸟、征雁的出现与消失都作为物候标志一样。

笔者认为，北方的相繇就是象征冬天的龙星。《大荒北经》云:

共工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

《海外北经》作相柳: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

相柳之为冬天之龙星，由如下几方面可见:

相柳人首蛇身，蛇身亦即龙身，与夔龙、应龙、烛龙诸龙一样，均作蜿蜒之龙形，此其一。

《大荒北经》谓:“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所尼，即为源泽。”《海外北经》谓:“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所谓“食于九土”或“九山”似指相柳隐去群山之中；所谓“所所尼，即为源泽”和“所抵厥为泽溪”则指相柳潜于水泽，“潜龙勿用”之象也。《后汉书·张衡传》引张衡《应间》云:“夫玄龙，迎夏则陵云而奋鳞，乐时也；涉冬则淈泥而潜蟠，避害也。”张衡所谓“玄龙”即龙星，玄龙之“淈泥而潜蟠”亦即相柳之“所所尼，即为源泽”，可证相柳即玄龙，亦即龙星，此其二。

“禹杀相柳”，相柳命丧黄泉，意味着在冬天销声匿迹，若死若亡。此说可以和《淮南子·天文训》所载女娲补天神话相对照，彼称女娲“杀黑龙以济冀州”，冀州亦即中土，此云禹杀相柳是为了平水土、树五谷，彼云女娲“积芦灰以止淫水”，此云大禹积土以湮洪水，可见，其人虽异，其功则同，同一个故事母题由不同的人物承当，正是口头传统之常例。尤可注意者，是女娲所杀的黑龙，五行系统中，北方属黑，故黑龙就是北方之龙，这北方的黑龙自然非冬天的龙星莫属，由此，亦可反过来证明，禹杀的相柳，也是冬天的龙星，此其三。

相柳为共工之臣，共工之原型为龙星，共工触不周山即秋冬之交龙星始潜入地之星象的反映（详见下文），在历日上，冬天潜隐之龙星在秋末冬初始潜之龙星之后，故谓之共工之臣，此其四。

由此四点，可以推断相柳或相繇即冬天的龙星。

《楚辞·天问》:“河海应龙，何尽何历？”王逸注云:“禹治洪水时，有神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当决者，因而治之也。”《拾遗记》卷二则谓:“禹尽力沟洫，导以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玄龟，河精之使者也。”黄龙、玄龟的组合立刻就会让人想起天文四象中的北方玄武，玄武的图像即由龙蛇和玄龟组合构成⁽²¹⁾，这暗示了黄龙助禹治水神话的天文学渊源。《天问》王注谓“神龙以尾画地”，《拾遗记》则云“黄龙曳尾”，其所以对龙的尾巴津津乐道者，盖因所谓龙尾，本指龙星之尾宿，秋冬之际，土功其始之时，龙星整体几乎全部潜于地下，黄昏之际的西方天际，惟见龙尾余辉摇摇欲坠、清辉送寒。

《大荒北经》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海外北经》亦谓“相柳氏九首”，相柳一身九首的形象颇为怪异，而其来历当与龙星星象有关。相柳为尾宿，而尾宿星数为九，《史记·天官书》:“尾为九子。”索隐引宋均云:“尾有九星也。”又引《春秋元命包》云:“尾九星。”今星图中，卷曲的尾星正由九颗亮度在二、三等之间的亮星构成，相柳九首的异态，盖即尾宿九星的形象写照，而反过来，“相柳九首”之说，亦正足以证明相柳神话与尾宿形象之间的渊源关系。

龙星是天象，大禹主水土，一则为天文，一则为地理，两者似乎悬如天壤，毫不相干，《海经》缘何把两者捏合到一起？实则，禹杀相柳之说，正好反映了龙星纪时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即以龙星潜藏作为土功兴起的时令标志。

古史传说中，禹为舜的司空，司空是主水土之官，主司治水以及土木工程，《尚书·尧典》四岳推荐“伯禹作司空”，舜命之曰:“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礼记·王制》云:“司空执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泽，时四时。量地远近，兴事任力。”⁽²²⁾为了避免妨碍农时，古人大兴土木，必于秋收之后的九月份，故《月令》谓孟冬之月“坏城郭，戒门闾，修键闭，慎管钥，固封疆，备边竟，完要塞，谨关梁，塞徯径。”龙星潜藏既为孟冬之月的标志，自然也就成了土功将兴的象征。《国语·周语》单襄公云:“夫辰角见而雨毕，天根见而水涸，本见而草木节解，驷见而陨霜，火见而清风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节解而备藏，陨霜而冬裘具，清风至而修城郭宫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时儆曰:‘收而场功，待而畚梮，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期于司里。’”秋冬之交，雨水渐少，土地干燥，同时天寒地冻的严冬尚未来临，而田里的农事已经告一段落，因此，正是平治土地、修除水道、建造城郭的良机。文中一口气列举了一串与此有关的星象:辰角见，天根见，本见，驷见，火见，以及营室之中，除了营室之外，都是龙星之宿，所谓“见”，指诸宿晨见东方。当此之际，黄昏时分，龙星全体除尾宿之外早已沉于北方而不可见，却于拂晓时分在东方显露其清辉。龙潜北方，土功其始，该是主司水土的司空之官兴师动众、大兴土木的时候了。明乎此，则“禹杀相柳”之说迎刃可解:禹杀相柳，言禹为司空，相柳为冬天潜藏之龙星，龙星消匿灭亡之际，亦即司空之官始兴土功之时。“禹湮洪水，……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大荒北经》）“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海外北经》）言禹因高就下、修利堤防、疏通沟洫以治水也，此正司空之事，《管子·立政》云:“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获，司空之事也。”

总之，《大荒北经》和《海外北经》古图描绘的禹杀相柳场景，旨在用龙星潜藏的天象作为土功开始的时令标志。

大禹治水之功业，可谓伟哉！古人盛称不绝: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尚书·禹贡》）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尚书·吕刑》）

（禹）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履四时，据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大戴礼记·五帝德》）

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左传》襄公四年引《虞人之箴》）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诗·商颂·长发》）

奕奕梁山，维禹奠之。（《诗·大雅·韩奕》）

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注后之邸，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墨子·兼爱中》）

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干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吕氏春秋·爱类》）

禹敷下土，奠九州，疏江河，治洪水，主命山川，类物善恶，不仅奠定了大地，而且还创造了整个大地的秩序。茫茫大地，无非禹迹，正是禹的功绩，才使大地成为安稳可居的家园，才使这个世界秩序井然、经纬分明，禹迹神话就是华夏先民理解其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世界的依据。

诸如此类的宏大叙事当然只能是神话，如此宏大的治水工程，不仅在禹的时代一筹莫展，即使在今天，也无法做到。究其原委，所谓禹治洪水、平九州的神话，其本义当如《海外经》和《大荒经》的禹杀相柳湮洪水之说，反映的不过是司空平治土地、修整堤防、疏浚水道这样一种制度化的农田水利建设活动。大禹治水的平凡本相，孔子尚能言之，他说:“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沟洫，田间排水的沟渠，《周礼·冬官·考工记》述井田之制云:“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专达于川，各载其名。”、遂、沟、洫、浍皆为田间行水的沟渠，以其深广规模不同而异名，“专达于川”，指田间的积水通过这些人工挖掘的、遂、沟、洫、浍流到大河大川之中，“禹尽力乎沟洫”，其力所能及的也就限于这些田间沟渠而已，至于大河大川，则是天造地设，非人力所及，自然也是禹所无法经营的。吕思勉云:“禹之治水，如今《尚书·禹贡》等所说，在当时绝无此可能，此在今日，已无待辞费。《书经·皋陶谟》（今本分为《益稷》），载禹自述之辞曰:‘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九者，多数；川者，天然之河流。四海之海，乃晦字之义，四境之外，情形暗昧不明之地，则谓之海，非今洋海之海也。畎、浍者，人力所成之沟渠。然则禹之治水，不过将境内的沟渠，引导到天然的河流中，而将天然的河流，排出境外而已。……《论语·泰伯篇》孔子之称禹，亦不过曰‘尽力乎沟洫’而已。此等皆古事真相，因单辞片语而仅存者，一经随意推演，即全失其原形矣。”此前人言大禹治水故事之最通达者。⁽²³⁾

古人为张大禹功，甚至认为黄河水道途经之伊阙、龙门皆为禹所开辟，《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尤艳称之:

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吕氏春秋·古乐》）

禹通三江、五湖，决伊阙，沟回陆，注之东海，因水之力也。（《吕氏春秋·贵因》）

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淮南子·本经训》）

古者，沟防不修，水为民害。禹凿龙门，辟伊阙，平治水土，使民得陆处。（《淮南子·人间训》）

禹沐霪雨，栉扶风，决江疏河，凿龙门，辟伊阙，修彭蠡之防，乘四载，随山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淮南子·修务训》）

禹凿龙门，辟伊阙，决江河，东注之海，因水之流也。（《淮南子·泰族训》）

伊阙、龙门乃天然形成，自然不可能是出自禹的鬼斧神工，但禹辟伊阙、凿龙门之说，却并非无中生有，追根溯源，此说的来历仍与龙星纪时制度有关。如上所述，龙星周天运行，秋冬之交在西北方始潜于地，此方为龙星以及群星由天入地、潜藏归隐之门户，故古天文学将西北称为“天门”（详见下文），天门既然为龙星出入之门，因此，不妨称之为“龙门”，这应当是“龙门”一名的真正来历，至于“伊阙”一名，其本义当取义于“天阙西北”，也指西北天门。尽管古书中不见以“龙门”、“伊阙”指西北天门之例，但其与大禹治水故事的瓜葛却流露出个中消息。大禹治水神话源于司空平治水土的制度，而龙入天门、天阙西北之际，也就是土功始动之时。龙门、天阙本来是天文学概念，但一旦被纳入地理学的语境，借治水神话而流传，就从天文学的方位之名演变为地名。

《拾遗记》的如下记载即流露了禹凿龙门与龙星纪时之间的渊源:

禹凿龙关之山，亦谓之龙门。至一空岩，深数十里，幽暗不可复行，禹乃负火而进。有兽状如豕，衔夜明之珠，其光如烛。又有青犬，行吠于前。禹计可十里，迷于昼夜。既觉渐明，见向来豕犬变为人形，皆著玄衣。又见一神，蛇身人面。禹因与语，神即示禹八卦之图，列于金版之上。又有八神侍侧。禹曰:“华胥生圣子，是汝也？”答曰:“华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简授禹，长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时之数，使量度天地。禹即执持此简，以平定水土。蛇身之神，即羲皇也。（《拾遗记》卷二）

整个故事迷离怅惚，可谓典型的小说家言。但是，透过其光怪陆离的文字表象，这一故事与烛龙神话之间的相通之处，依然历历可辨:“有兽状如豕，衔夜明之珠，其光如烛”，此兽当即烛龙，烛龙为龙，而此为豕，其形虽异，其义则一⁽²⁴⁾，两者或衔火精，或衔明珠，皆为烛照九阴之神；“幽暗不可复行”、“迷于昼夜”云云，谓烛龙所在“无阴阳消息”（《诗含神雾》）也；禹见华胥之子羲皇，羲皇即伏羲，伏羲“蛇身人面”，其原型亦为龙星。可见，这一故事正是从烛龙神话幻化而来。此文称烛龙所在之地为“龙门”，为我们窥测“龙门”与龙星纪时制度之渊源保留了一条珍贵的线索。

综上所述，可见不同季节的龙星星象皆在《海经》古图中留下清晰可辨的印记，夔龙为春天之升龙，应龙为夏天之飞龙，烛龙为秋天之降龙，相柳为冬天之潜龙。《海经》古图对于苍龙星象在每个季节和方位的星象形态和授时功用皆有生动的写照，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原始的龙星纪时习俗，堪称一份完整地保存了龙星纪时制度的史料，同时也为证明《山海经》与上古天文历法制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又一有力的证据。

其实，《山海经》与龙星纪时的关系，不仅限于上述的四方之龙而已。《海外经》中有四方神，即东方句芒、南方祝融、西方蓐收、北方禺彊，它们也就是《月令》的四时神，分居《海外经》古图的东、西、南、北四方，表示春、夏、秋、冬四季，形象地体现了《海外经》图式的时间性结构。四神皆有专属之坐骑，其坐骑非龙即蛇，引人注目:

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海外东经》）

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海外南经》）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海外西经》）

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海外北经》）

明乎上古时间观与龙星之间的关系，则知古人以龙为四时之神的坐骑，绝非无中生有、故弄玄虚，而正是为了借此体现季节流转与龙星升降之间的关系，正是先民时间观念的自然流露。龙星昭回于天，标志了时序的推移、季节的轮回，就如同四时之神驾驭飞龙巡回于四方，逍遥于四海，因此，在古人的想象中，把四时之神的形象拟想为乘飞龙而御天，可谓顺理成章。《庄子·逍遥游》云:“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或即本此。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四时之神中，春神句芒、夏神祝融和秋神蓐收所乘皆为两龙，单单北方之神标新立异，不乘龙而乘蛇。遥想造像者之意，或者正是想借此形象之差异表示冬天龙星之潜藏，“龙入地则为蛇，蛇升天则成龙”的俗信当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