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上古天文学中的龙星纪时

古人以农立国，故特重农时。群星璀璨，回转于天，与一年四时循环相终始，因而成为岁序时令最直观也最准确的标志，故古人治历明时，特重星象。《尧典》载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星辰就是其仰观俯察的重要对象，“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鸟星、火星、虚星、昴星黄昏时分出现于南方天际，分别被作为春、夏、秋、冬四时的标志。正因为星象与民生日用息息相关，浩瀚夜空那些璀璨的群星，对于古人而言，就显得尤其熟稔而亲切。顾炎武云:“三代之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日知录》卷三十）人们仰望星空，就可以知道农时和时辰，周旋轮回的星空与四时流转的农时息息相关，对于他们而言，那就是高悬于苍穹之上的钟表和历书。

先秦典籍中，保存了丰富的星象资料，正是古人仰观星象、敬授民时的体现，而在群星之中，古人尤其关注二十八宿中的心宿（天蝎座σ·α·τ），古人习惯称之为大火或火星，先秦典籍中关于大火的记载不胜枚举:

《诗》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豳风·七月》）毛传:“火，大火也。”郑笺:“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当黄昏时分大火星偏离正南而西流的时候，就是夏去秋来、暑消凉起的七月了。“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绸缪束刍，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见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见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唐风·绸缪》）“三星”，毛传以为参星，郑笺则云:“三星，谓心星也。”大火或心，由三颗明星组成，故又称三星，《孝经援神契》云:“心三星，中独明。”郑笺谓诗所谓三星“在天”、“在隅”、“在户”，是以心星在天空的不同方位表示三个不同的时令:“三星在天”，指三、四月之交心星暮见东方之时；“三星在隅”，指四、五月之交心星暮见东南方之时；“三星在户”，指五、六月之交心星见于正南方正对门户之时。自春徂夏，火星逐渐西流，标志了岁月的流逝，也见证了人间的儿女情长。

《夏小正》云:“五月，……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种黍、菽、糜时也。”五月，当大火见于南方，农人们知道，该是播种黍、菽、糜等作物的时候了，又云:“九月，内火。内火也者，大火；大火也者，心也。主夫出火。主以时纵火也。”大火自春天暮见于东方开始，不断西行，夏天暮见于南方，秋天暮见于西方，到暮秋九月，入于西方地平线而不可见，“内火”是也。此时，秋收已毕，五谷归仓，一年的农事基本结束，凉风初起，昆虫蛰伏，该是放火烧荒和狩猎的时候了，故曰“主夫出火。”《夏小正》历载一年十二个月的物候、星象和气象以明农时，其中，大火就被作为重要的农时标志。

《国语》云:“夫辰角见而雨毕，天根见而水涸，本见而草木节解，驷见而陨霜，火见而清风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节解而备藏，陨霜而冬裘具，清风至而修城郭宫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时儆曰:‘收而场功，待而畚梮，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期于司里。’”（《国语·周语中》）这段文字一口气列举了一系列秋冬之交的朝觌星象，韦昭注云:“辰角，大辰苍龙之角。”“天根，亢、氐之间。”“本，氐也。”“驷，天驷，房星也。”自辰至房，皆属二十八星宿系统中的东方苍龙星象，苍龙的主体正由这几组星象构成，其中，火自然就是同属苍龙的心宿，即大火。九月之后，日躔苍龙之末的尾宿，因此，每日拂晓时分，在日出之前，苍龙中的前五宿，即角、氐、亢、房、心，次序升起于东方地平线，时值秋末冬初，场功已毕，土地未冻，正宜从事土木施工，故司里之官集合民众，涤除道路，疏通沟洫，修建城郭宫室，所谓“收而场功，待而畚梮，营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见，期于司里”是也。营室，也是星象之名，二十八宿之一，初冬暮见于南方，因其被视为土木营造的标志，故得名“营室”，《诗》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宫。”（《风·定之方中》）“定”亦即“营室”。

《左传》所载大火纪时之制尤其详备。庄公二十九年云:“凡土功，龙见而毕务，戒事也；火见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毕。”此以大火和苍龙的朝觌作为土功的标志；昭公三年云:“火中，寒暑乃退。”昭公四年云:“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西陆朝觌而出之。……火出而毕赋。”谓于大火昏见东方的春夏之交向王公贵族赋冰作为制冷之用；哀公十二年云:“仲尼曰:‘丘闻之:火伏而后蛰者毕。’”谓暮秋火伏不见，昆虫蛰藏；桓公五年云:“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烝。”谓春夏之交，苍龙暮见东方之际，此时作物生长，正需甘霖，故举行雩祭为谷求雨；昭公十七年云:“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谓大火的出没正与农事的作息相始终，方春东作而暮见东方，农功秋迄而隐于西方，作为农时的标志可谓天设地就；襄公九年云:“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内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则流露出了大火纪时的历史文化渊源，它表明大火纪时之制可以追溯到火耕时代，至殷商时期已经相沿成习，成为商人主要的纪时标志。

总之，先秦典籍中，从民间歌谣，到国家典章，都对大火津津乐道，情有独钟，足以表明在上古时代，大火是华夏世界万众瞩目的星象。大火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并无他故，无非是因为在上古时代，大火星从出现到伏没的周年运动周期恰好和农事的春耕秋收周期相吻合，同始终，因此就顺理成章地被华夏先民当成治历明时的依据。

上引《左传》襄公九年称“商主大火”，《左传》昭公元年云:“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也把大火与商人联系起来，这暗示，对大火的关注，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殷商甲骨卜辞中有很多记载商王或商巫祭祀“火”的文辞，论者认为其中许多卜辞中的“火”字，指的就是大火星⁽¹⁾，甚至殷代历法的岁首，即一年的起讫，就是以大火星的出现作为标志的⁽²⁾。

先秦文献中屡见不鲜的关于大火纪时的记载，早就引起文史学者和天文史学者的注意和思考，其中，庞朴先生的“火历”三考论之尤为详备⁽³⁾。华夏先民曾长期使用大火星（心宿）作为观象授时的依据，根据大火星的出没见伏周期与自然节律和农时周期的吻合现象，作为农时及岁时祭祀活动的标志。庞朴先生根据先秦典籍的记载推断，大火纪时习俗的起源可追溯到公元前2800年前后，其时，春分点在与大火星相对的参宿，因此，到仲春时节，日躔参宿，黄昏日落之后，大火星即从东方地平线升起，而当秋冬之交农事结束之时，日躔心宿，黄昏日落之同时，大火星也同时隐于西方地平线。大火星明亮璀璨，众所共瞻，其周天运行与农时周期相始终，因此，先民们自然而然就用它作为农耕开始的标志。古史传说中的燧人氏、炎帝、神农，就是上古火耕生产方式的反映，《尸子》云:“燧人上观辰星，下察五木，以为火也。”（《艺文类聚》卷八十、《太平预览》卷八六九引），《中论》云:“遂（燧）人察辰心而出火。”即谓依据大火的出没而决定火耕的时令。大火之得名，也正缘乎此，以其为火耕起迄之标志，故名之为“大火”。迄止战国，原始的刀耕火种方式早已被先进的牛耕所取代，因为岁差的缘故，大火见伏的时节也早已与农耕周期的起讫相错互，但随时令而用火的改火制度仍流传下来，改火也从一项具体的生产措施演变为一种单纯的岁时礼俗，《周礼·夏官》云:“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季春出火，民咸从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礼记·郊特牲》云:“季春出火，为焚也。”后世的寒食禁火习俗就是春天改火礼俗的遗风。

稍有传统天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国传统天文学的二十八宿系统中，大火与角、亢、氐、房、尾、箕共同组成了东方苍龙星象。这些星宿大多由几颗一、二等的亮星组成，在上古时代，每到春天的黄昏，这些光华璀璨的明星即从东方天际升起，自仲春至初夏，先是角宿，然后依次是亢、氐、房、心、尾，逶迤上升，横亘于东南方的夜空，形成一条蔚为壮观的巨龙，即四象中的东方苍龙星象。上古时代，因为大火星的初升和伏没正好对应于一个农时周期，大火昏见于东北，则方春东作，大火昏伏西北，则场功已毕，大火与农时之间的这种天衣无缝的关联，肯定很早就引起先民的关注，被用作观象授时的依据。斗转星移，岁月推移，由于岁差的缘故，大火升起得越来越晚，逐渐与农时周期错开，先民们也自然移目他顾，开始关注在大火之前升起的房宿。古人将可以用为农时标志的天象称为大辰，所谓“辰，时也。”⁽⁴⁾《尔雅·释天》既谓:“大火谓之大辰。”又谓:“大辰，房、心、尾也。”可见，除了大火曾被用作示民早晚的大辰外，与之相邻的房、尾也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被视为大辰。随着时间的流逝，苍龙诸宿依次成为不同时代人们关注的对象，连绵蜿蜒的苍龙，亦因此逐渐首尾全具，作为一个整体星象，成为人们观象授时的依据。

先秦典籍中关于龙星周天运行方位之最系统的记载，见于《周易·乾》，闻一多在《周易义证类纂》中首先注意到乾卦与龙星纪时之间关系，夏含夷继而发挥之⁽⁵⁾，陈久金所论则最为透彻⁽⁶⁾。《周易·乾》爻辞云: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易》所谓“龙”，自《易传》之后，历来就仅仅被理解为君子人格的象征，而从“潜龙勿用”到“亢龙有悔”的升降变化，也仅仅被理解为象征君子进德修业、自强不息的修养功夫。其实，爻辞之所谓“龙”，本义全谓天上的苍龙星象，而“潜龙勿用”、“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群龙无首”云云，说的无非是苍龙星象自春至秋由升到降的周天运动:初九“潜龙勿用”，冬天黄昏时苍龙隐没不见，不可见故不可用为纪时标志；九二“见龙在田”，春天黄昏时龙角升起于东方地平线，俗谚所谓“二月二，龙抬头”，即由此而来；九四“或跃在渊”，春夏之交，黄昏时苍龙整体正从东南方腾跃而上；九五“飞龙在天”，仲夏时节，黄昏时苍龙高悬于南方夜空，《夏小正》所谓五月“初昏大火中”、《尧典》所谓“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是也；上九“亢龙有悔”，六月末，夏秋之交，黄昏时苍龙西行并掉头下行，《豳风·七月》所谓“七月流火”是也；用九“群龙无首”，秋冬之际，黄昏时苍龙之首的角宿隐于西方，《夏小正》所谓九月“内火”是也。总之，《乾卦》对六龙形态和方位的记载，与苍龙星象的周天运动规律和先秦典籍中关于苍龙星象的记载若合符节，其谓苍龙星象可谓毋庸置疑。

明乎爻辞之“龙”为苍龙星象，则知《乾卦·彖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云云，亦全取义于苍龙星象。“大明”，指璀璨明亮的苍龙群星，“大明终始”，谓苍龙星象之周天运行与农时周期相终始；“六位”，指苍龙周天运行过程中潜、见、跃、飞、悔、伏（无首）六个方位，六个方位标志着从初春到暮秋之间六个时令，故曰“六位时成”；“六龙”，则指组成苍龙的角、亢、氐、房、心、尾六宿。按:二十八宿系统中的东方苍龙本来包括七个星宿，除上述六宿之外，尚有尾宿后的箕宿，但箕宿最初显然与龙体无涉，自角至尾的六宿之名，皆取义于其在龙体上的部位，尾宿之名，表明苍龙之体至此完足，其后的箕宿已非龙体的组成部分，将箕宿附骥于龙星之象，显系二十八宿体系建立后的画蛇添足，也就是说，龙宿最初必定只有六宿，《开元占经》引《石氏星经》云:“箕星，一名风星，月宿之，必大风。……尾者，苍龙之末也，直寅，主八风之始。”以尾为苍龙之末，不数箕，可见《石氏星经》苍龙宿只包括从角到尾的六宿，故《乾卦》谓之“六龙”。苍龙六宿御天而行，标志时序流转，所谓“时乘六龙以御天”也，群星流转，于是有寒暑推移、风物转换，才有所谓“云行雨施，品物流形”。

伏羲始作八卦的传说也可由此得以贴切的解释。《系辞传》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仰观天象”之说，隐约流露出伏羲作八卦与原始天文学之间关系的消息，然而，伏羲所仰观为何种天象？《易传》却语焉不详。《易传》所阙，《左传》言之矣，昭公十七年云:“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大皞”亦即伏羲，正如所谓“炎帝以火纪”之意当为大火纪时，所谓“大皞以龙纪”，只能理解为苍龙纪时。伏羲“仰观于天”而“始作八卦”，八卦谓八方，方位坐标既定，据以观察龙星的方位就能判断季节。《周易·说卦传》云:“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本义亦当指龙星的周天运行，所谓“帝”周流于八卦，即指龙星四时周游于四面八方。

伏羲之传说，除了作八卦之外，还有伏羲为雷神、伏羲与女娲相匹配诸事，亦皆与龙星纪时有关，详见下文。

龙星，不仅被华夏先民作为观象授时的依据，更因此演变为华夏民族的重要象征物。龙星御天，悬象著明，作为先民时间节律的依据，关乎农时之丰欠、世道之治乱，因此，龙星在古人的心目中，就不仅是渺远神秘的自然景观，而且更是与人间生活息息相关的人文现象，“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卦·彖传》）。天文与人文密不可分，因此，夭矫苍龙，不仅彪炳苍穹，而且在古代华夏人文世界和精神血脉中留下深深的烙印，被华夏先民视为民族象征或图腾的龙，其原型就是彪炳苍穹的龙星（详见下文）。

这烛照星空的巨龙，在华夏史册的每一页上都打上深深的烙印，也在《海经》这部古老的典籍中留下鲜明的印记，那就是分别盘绕于《海经》东、南、西、北四方的夔龙、应龙、烛龙和相柳，其中，西北方烛龙的形象最为煊赫，就让我们从烛龙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