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舜“巡守四岳”与“日月出入之山”

《尧典》中，不仅羲和四叔分赴四方“历象日月星辰”的记载与《海经》同出一辙，下面关于舜巡守四方的叙述，实际上也是四时观象授时的活动的写照:

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

《公羊传》隐公八年孔疏引郑玄说:“巡守者，行视所守也。”《白虎通义·巡狩》云:“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为天下巡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远近不同化，幽隐不得所者，故必亲自行之。”汉儒皆将舜之巡守四岳等同于后世帝王旨在耀武扬威、怀柔天下的政治式巡察，实乃泥于后世典章制度的皮毛之见。实际上，将这段叙述与《尧典》上文关于尧派遣羲和仲叔四人分赴四方敬授民时的叙述相对比，两者之间在结构和涵义上的对应性是不言而喻的，为清晰起见，我们不妨将两段文字按原文顺序分解标目对照如下:

续表

两者的相似性首先体现于其整体结构如出一辙。两者皆可分为六段，我们用0－5分别标目，其中，第0段为序言，第5段为结语，第1、2、3、4段则分别叙述四方四时之事。若将两者各小段的叙述一一对比，两者之间的相似性更是昭明彰著。

①　今本无“曰明都”三字，但据上下文，春“曰谷”、秋“曰昧谷”、冬“曰幽都”，夏不应独缺，孔颖达《尚书正义》疏引郑玄注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灭也。”

前者第0段叙述尧命羲和之言，同时有总领全文的作用，综述羲和仲叔四人分赴四方之使命，其事曰“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皆天文历法之事。

后者第0段叙述尧禅舜之事，同时也有总领全文的作用，“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为舜“受终于文祖”时所作之事，也是综述舜巡守四方的使命，“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则领起下文。此段所言“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云云，亦皆为天文历法之事。

前者第1段叙述羲仲在仲春二月至东方之地观察太阳运行，据以确定春分之日，并观察仲春的星象、时令和物候。

后者第1段叙述舜在仲春二月至东岳巡守，“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然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即协调季节，端正时辰（“正日”之“日”字不当解作“日子”，而应解作“时辰”，详见下文），统一音律和度量衡。“协时月，正日”也是典型的天文历法之事，至于“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一句，历来的解释都是错误的，这是阐释本文的关键，稍后详述。

前者第2段叙述羲叔在仲夏五月至南方之地观察太阳运行，据以确定夏至之日，并观察仲夏的星象、时令和物候。

后者第2段叙述舜在仲夏五月至南岳巡守，其事与东岳同。

前者第3段叙述和仲在仲秋八月至西方之地观察太阳运行，据以确定秋分之日，并观察仲秋的星象、时令和物候。

后者第3段叙述舜在仲秋八月至西岳巡守，其事与东岳同。

前者第4段叙述和叔在仲冬之月至北方之地观察太阳运行，据以确定冬至之日，并观察仲冬的星象、时令和物候。

后者第4段叙述舜在仲冬之月至北岳巡守，其事与东岳同。

可见，两者的第1至第4段在时间和方位结构上如合符节，一一相应，这种“巧合”实在是意味深长。

最后，两者的第5段，都是总结上文，其要点有二:第一，闰年以成历。前者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后者虽未明言闰年成岁，但“五载一巡守”即与闰年有关，《白虎通义·巡狩篇》云:“三岁一闰，天道小备；五岁再闰，天道大备。故五年一巡守。”是也。第二，考绩。前者云:“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后者云:“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皆谓会计考绩，检察官员的成绩和过失，辞异而意通。

《尧典》追述上古尧舜之事，成书于战国时期，其首句云“曰若稽古”，明确表明其文非尧舜史实之实录，而只是后人记载世代口耳相传的古史传说而成。同事而异传，将同一件事安排到不同的人物身上，因此演绎出不同的故事，是民间传说之通例，因此才有民间故事学的比较研究法和母题研究法，上述对比分析表明，《尧典》中记载的羲和分宅四方和舜巡守四岳的故事正是典型的同事之异传，两者只是源于同一母题的不同“异文”。明乎此，在解释舜巡守四岳的故事时就完全有理由以羲和分宅四方的故事作为参照。

羲和分宅四方的使命无非是“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即观测天象，制定历法，为百姓提供可靠的时令依据，皆天文历法之事也。由羲和分宅四方之旨在观象授时，知《尧典》关于舜巡守四岳的叙述文字通篇所言也无非是天文历法之事。

明乎此，则其中的语句就只有置于上古天文学和历法学的语境中才能得以贴切透彻的理解。

“协时月，正日”这句话的历法学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协时月”，“时”指四时，“月”指十二个月，如上所述，中国的传统历法夏历是阴阳合历，由于日、月运行之参差，制历的关键是置闰以协调时令与月序，以使同一个节气大致在不同年份的同一个月份出现，所谓“协时月”，就是通过设置闰月消除季节（时）与月序（月）之间的参差，以协调季节与月序，“协时月”与《尧典》述羲和之事时说的“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是同一个意思。《尧典》又说舜“五载一巡守”，则与五年再置闰的置闰周期有关，《白虎通义·巡狩篇》云:“三岁一闰，天道小备；五岁再闰，天道大备。故五年一巡守。”

“正日，”伪孔传云:“日之甲乙。”谓以甲、乙等十个天干记日的制度，天干记日制度源远流长，殷墟卜辞就是明证，但以天干记日制度解释“正日”之“日”却纯属望文生义。天干记日，原本与天象无关，纯粹出于约定俗成，不像季节、月份的确定取决于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天干记日制度既无“基准”，也就无所谓“偏差”，因此也就无需随时“正”之。实际上，这里的“日”字不应理解为日子，而应理解为时辰，“正日”意谓端正、统一计时制度。古人无钟表，全凭太阳在天空的方位了解时间，日出日落，就是他们的时钟，因此，就称时辰为“日”，先秦典籍中不乏这种用法的“日”字，对此，上文在论述“十日”神话时已有详论。

要“协时月，正日”，制定准确实用的历法，就必须进行天文观测。至此，则“协时月，正日”上面的一句“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的真正涵义不是呼之欲出了吗？它实际上和《大荒经》中的七对日月出入之山一样，也是古人以山峰为参照系观测太阳方位以决定时令和月序的原始历法制度的反映。

“望秩于山川”，《公羊传》隐公八年疏引郑玄说:“望秩于山川者，遍以尊卑祭之。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其余小者，或视卿大夫，或视伯子男矣。”伪孔注亦云:“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谓五岳牲礼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其余视伯子男。”谓按照山川的大小等级祭祀之，乃是囿于后世典章制度和等级观念的曲解。实际上，这里，“望”字用的正是其本义，即放眼眺望，《释名·释姿容》:“望，茫也。远视茫茫也。”《玉篇·望部》:“望，远视也。”引申为遥望而祭之名。《淮南子·人间训》:“郊、望、褅、尝，非求福于鬼神也。”高诱注云:“望，祭日月星辰山川也。”可见望祭的目标正是日月星辰，望祭山川的目的仍在于日月星辰，以山川为观察日月的地面参照系。“秩”，本义谓秩序，《尔雅·释诂》:“秩，次也。”《尧典》上文“寅宾出日，平秩东作”，孔注:“秩，序也。”两处之“秩”应为同义。“望秩”无非是指按顺序依次眺望群山，自然不是为了欣赏山水，而是为了观象，即以山峰作为参照系观测太阳的位置。

“肆觐东后”，《公羊传》隐公八年疏引郑玄说:“东后，东方之诸侯也。”伪孔注:“遂见东方之国君”，《史记·五帝本纪》作“遂见东方君长”，《汉书·郊祀志上》则云:“遂见东后，东后者，诸侯也。”以“君长”、“诸侯”解“后”实属望文生义。实际上，联系上述对“望秩于山川”的解释，“肆觐东后”一句的涵义也就迎刃而解了。“东后”并非指东方诸侯，而是指太阳。《说文》:“后，继体君也。”《尔雅·释诂上》:“后，君也。”则“东后”亦即《九歌》所谓“东君”，“后”可谓人间君长，亦可指神明，故“后稷”即谓神稷，五谷之神也；“后土”谓神土，土地之神也。“东君”或“东后”即为东方之神，实为东方初升的太阳。舜在仲春二月“肆觐东后”亦即羲和在春分“寅宾出日”，即所谓“春分朝日”，于仲春之晨观测初升的太阳，以确定春分之时日，并根据日出确定准确的方位基准；《玉篇》:“肆，次也。”《诗·小雅·大东》:“跂彼织女，终日七襄。”郑玄笺:“襄，驾也，驾谓更其肆也。”孔颖达疏云:“肆，谓止舍处也。而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也，舍即肆矣。”中国古代天文学谓日月运行之方位坐标为“次”或“舍”，所谓“十二次”是也。据此，则所谓“肆觐东后”，本义实谓观测日出的方位次舍。

之所以通过“望秩于山川”，就能“协时、月”，即协调时节和月序之间的关系，是因为通过“望秩于山川”，不仅可以“肆觐东后”，即观测不同季节的日出方位，而且还可以观察月亮的圆缺朔望，《大荒经》之所以称其用为天文坐标的七对山峰为“日月出入之山”，亦以此。如前所述，日行黄道，月行白道，其间夹角很小而可忽略，故可将日、月运行平面视为重合，这在古人看来，就是日、月运行来往于相同的七对山峰之间，只不过日行一周需一年，而月行一周只需一月。——日行徐月行疾，日、月轨道一个月相会一次，因此而有晦朔而成月。古人或许不明这些玄奥的道理，但由这些日、月运行之理所导致的天文现象却是昭如白日，古人不难发现。因此，他们就可以用同样的一系列山峰为参照，既以之观察太阳之运，又据以观察月亮之运，据以考量日、月运行之间相对的疾徐盈缩，就可以推算余分，据以置闰，协调时节与月序，所谓“协时、月”是也。

通过“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不仅可以“协时月”，即确定季节和月序，而且还可以“正日”，依据在南方按东－西走向排列的山峰观察太阳的周日视运行方位，就可以藉以划分时辰，建立计时制度，确定昼夜分界。《淮南子·天文训》就有此种计时制度的记载，“日出于汤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将行，是谓朏明。至于曲阿，是谓旦明。至于曾泉，是谓早食。至于桑野，是谓晏食。至于衡阳，是谓隅中。至于昆吾，是谓正中。至于鸟次，是谓小迁。至于悲谷，是谓时。至于女纪，是谓大迁。至于渊隅，是谓高舂。至于连石，是谓下舂。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马，是谓悬车。至于虞渊，是谓黄昏。沦于蒙谷，是谓定昏。”这里，晨明、朏明、旦明、早食、晏食、隅中等是时辰之名，而汤谷、咸池、扶桑、曲阿、曾泉、桑野、衡阳、昆吾、鸟次、悲谷、女纪、渊隅、连石、悲泉、蒙谷等就是用以观察太阳方位以记时辰的地面标志。

综上所述，“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这句话的正确解释应该是:按顺序眺望东方的山峰，观测太阳的次舍方位。这两句话与下文“协时月，正日”，正是一义贯之，环环相扣:“望秩于山川”，眺望远方山峰，是为了“肆觐东后”，以山峰为坐标观察日出的方位；“肆觐东后”，则是为了“协时月，正日”，通过对日出方位的观测，确定时节和月序，据以协调季节、月序，并划分时辰，校正时制，从而建立合理实用的历法。

由此可见，《尧典》所谓舜巡守，东上岱宗，“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云云与《大荒经》的七对“日月出入之山”一脉相承，都是对以山峰为参照观察日月出入方位以确定时节这一古老历法制度的反映。

《尧典》述舜巡守，在“协时月，正日”后，又讲到“同律、度、量、衡”，律谓音律，度谓尺度，量谓体积，衡谓重量，“同律度量衡”即校正并统一乐律和度量衡单位，在古代，乐律和度量衡的校定也与历法息息相关。《月令·仲春》云:“是月也，……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月令·仲秋》亦云:“是月也，……日夜分，则同度量，平权衡，正钧石，齐斗甬。”可见古人于春、秋分有同一律度量衡之事，之所以必于二分之日同一律度量衡，首先是因为二分之日的独特天象为校验度量提供了一个最可靠的基准，《淮南子·天文训》云:“古之为度量轻重，生乎天道。”律度量衡制度是在法天象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次，制作律、度、量、衡诸器之材料的密度、尺寸等受湿度、温度等的影响会发生变化，如热胀冷缩、潮重燥轻等，会给量度带来误差，而二分之日昼夜分、阴阳和、寒暑中、燥湿调，这种调和均衡的气象特点决定了各种材料在这时的比重、密度等也恰好适中，因此，春秋分是校验律、度、量、衡统一度量制度的最佳时机。明乎此，则知舜的巡守东岳“同律度量衡”，足以说明其巡东之日是在春分时节，依次类推，则其巡守南、西、北岳的时节当然是在其他三个中气，即夏至、秋分、冬至。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尧典》所谓舜的巡守四岳，除了巡守东岳岱宗，其他三方，皆为凑数的虚语，实际上并无巡守四岳之事。《尧典》为战国时代学者记述旧闻所作，其时五行说已经广为流行，成为时人构筑时空观的基本模式，五行模式将四时与四方相配，封禅泰山是自古相传之礼俗，但战国时作者已不谙封禅泰山实为观象授时，故将四时观象授时之“封禅”活动与四方相配，遂有巡守四方之说，为此，只好在泰山之外虚构出南岳、西岳和北岳凑够四方之数，也就是说，所谓“四方”巡守纯属战国儒者依据五行说而构思出来的理想化制度。正因原无“四方”巡守之礼，因此，《尧典》于巡守之礼，只于“东巡守”详言之，而于南巡守、西巡守、朔巡守则只能用“如岱礼”、“如初”、“如西礼”之类的空话来搪塞，且只于东岳点明其山名曰岱宗，而于南岳、西岳、北岳之山名则阙如，按理，四岳之名各异，应该一一列举，之所以付之阙如，只能是因为其时关于四岳尚仅仅停留于构想之中，尚未在四方找出四座名山来充数。四岳或五岳的地理学构想由来久矣，然而要到汉武帝时代才最终定型，因此司马迁在《史记》叙述舜巡守四方时就能把四岳一一点名了，《封禅书》云:“《尚书》曰:舜……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华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礼。中岳，嵩山也。”这是太史公依据他那个时代的典章制度解说《尧典》。

总之，《尧典》所谓舜“四方”巡守，原本只是“四时”观测，即在四仲之月遥望东、西方的日月出入之山仰观天象、治历授时，正如其上文所谓羲和分宅“四方”，本义只是指羲和在“四时”观象授时，都将时间性的“四时”序列误解为空间性的“四方”框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