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海外经》四方神与《月令》四时神
《大荒经》有四方神,《海外经》也有四方神:
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海外南经》)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海外西经》)
北方禺
,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海外北经》)
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海外东经》)
如果我们将他们按东、南、西、北的顺序重新排列,就成了:
东方句芒
南方祝融
西方蓐收
北方禺
对于这一四神组合,中国的读书人是太熟悉了,他们就是五行体系中显赫的四时神,这一体系系统地记载于《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礼记·月令》、《淮南子·天文训》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等著名的文本(1),在这些文本中,由于五行学说作怪,四神组合中又被塞进一个中央之神后土,并与五方、五色、五材、五帝、五声、五味、天干、地支、八卦等搭配,组成一个庞大繁复的体系:
五方 五行 五色 五时 五帝 五神
东 木 青 春 太皞 句芒
南 火 赤 夏 炎帝 祝融
中 土 黄 季夏 黄帝 后土
西 金 白 秋 少皞 蓐收
北 水 黑 冬 颛顼 玄冥
将《海外经》的四方神与之相对照,其相似性不言而喻。差异仅仅在于:第一,《海外经》四神尚未与五行、五帝、五色等搭配;第二,《海外经》只有四方四神,而无中方和中方之神;第三,《海外经》北方神为禺彊,而不是玄冥。
之所以出现这些差别,当是因为《山海经》较之《月令》等文本更原始,那时的人们还不知道有个五行说,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为了适应五行体系,硬在四时中间画蛇添足地塞进一个无中生有的季夏,以与中央土对应;还没有从历史传说或神话中选拔几位声名煊赫的古帝先王组成五帝班子各主一方,从而将四方神降级为五帝的陪衬,从神堕为五帝之佐;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为了填补中央土的空缺又把后土拉来凑数。(2)
至于《海外经》北方神为禺彊而《月令》为玄冥,正表明《山海经》时代四方神的名号尚未完全定型。玄冥为水神,《大荒东经》云:“禺京(郭璞注:即禺彊也)处北海。”则禺彊亦为水神,郭璞注《海外北经》“禺彊”云:“字玄冥,水神也。”就直以禺彊为玄冥。实际上,正如神话中的诸神往往是某种职能的具象化,神话中的诸神名号也往往并非人名,而是某种职能的名称,如羲和就是历官之职的称号,后稷则是农官的称号,不同的时代和地域,对同一职能往往有不同的称号,再加之语词讹混、传闻异辞,一神多名的现象是司空见惯之事,神话研究者只要明其源流足矣,没有必要强为牵扯和穿凿。
在《月令》中,四神是分别配四时的:
春: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
夏: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秋: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
冬: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
《海外经》的四方之神与《月令》等文献中的四方之神一脉相承,并且较之后者更原始,而《月令》等以四神分配四时和四方,他们既是四方之神同时又是四时之神,这就暗示出,《海外经》中的四方之神同时也是四时之神,其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所表现的却是春、夏、秋、冬四个时节,而这也就意味着,《海外经》所据古图并非像人们想当然认为的那样是空间性的四方异国风俗地理图,而是时间性的四时岁时月令图,是在空间坐标中展开的时间节律。
古书中常以四方表示四时,如《管子·四时》云:
东方曰星,其时曰春。
南方曰日,其时曰夏。
西方曰辰,其时曰秋。
北方曰月,其时曰冬。
其实,上述四神名号的本义最初正是指四时,四神的名号就源于对四时物候的认识和命名(3)。
“句芒”意谓春天。《礼记·月令》“其神句芒”,孔颖达疏云:“谓自古以来主春立功之臣,其祀以为神,是句芒者,主木之官,木初生之时,句屈而有芒角,故云句芒。”其说迂曲,且本五行为说,必非“句芒”本义。实际上,《月令》本文就已道出了以“句芒”命名春季的用意。孟春之月下云:“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于季春之月下又云:“是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毕出,萌者尽达。”郑玄注云:“句,屈生者;芒而直曰萌。”芒、萌二字不仅义同,音亦相通。《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木正曰句芒”,杜预注云:“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义亦同。则所谓“句芒”者,是从“句者毕出,萌者尽达”化出,藉春季万物萌动的情形表示春天,《白虎通义·五行》云:“句芒者,物之始生。”说最精辟。
“祝融”意谓夏天。《国语·郑语》云:“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韦昭注:“祝,始也;融,明也。”《郑语》又云:“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火正曰祝融。”杜预注:“祝融,明貌。”曰“光照四海”、曰“昭显天地之光明”、曰“明”,都是夏天阳光明炎的特征。《吕氏春秋·仲夏纪》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淮南子·天文训》则云:“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朱明”即“祝融”,朱、祝一声之转,而融、明同义,“朱明”较之“祝融”更直接道出了夏日阳光明亮、白昼盛长的特点。《尔雅·释天》云:“春曰青阳,夏曰朱明。”就径以“朱明”作为夏天的称号。《史记·乐书》载:“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朱明(祝融)又为夏歌之名。
“蓐收”意谓秋天。《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金正曰蓐收”,杜预注:“秋物摧蓐而可收也。”《礼记·月令》孔颖达疏:“蓐收者,言秋时万物摧蓐而收敛。”即谓“蓐收”是表示秋天为收获之季。《尔雅·释天》云:“秋为白藏。”又云:“秋为收成。”杨宽据此云:“蓐收本耕耨收藏之义。”又云:“農,卜辞作
,从林,辰声,与蓐之从
从辱者,字形不过简繁之间。”(4)詹鄞鑫则径谓:“甲骨文蓐与农是一个字,古音蓐与农相近,泥纽双声,屋东对转。”(5)可见,“蓐收”本义即谓农收,这是据农事为秋天命名。
“玄冥”意谓冬天。《说文》:“玄,幽远也,黑而有赤色者为玄。象幽而入覆之也。”又云:“冥,幽也。”则“玄”、“冥”二字都表示晦暗幽闭之义,《诗经·豳风·七月》云:“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即道出《说文》所谓“幽而入覆”之义。《汉书·郊祀志》:“玄冥陵阴,蛰虫盖藏。”亦此意。总之,“玄冥”是以冬天万物蛰伏幽闭的物候表示冬季。
综上所述,四方神名号的本义分别表示春、夏、秋、冬四季的气象或物候特征,其实就是藉此指谓四季,也就是说,它们的本义原本是四季的名字,并因此转变为分主四季的季节之神的名号,这与我们上文分析过的卜辞、《大荒经》、《尧典》中的四方神名本指四时物候特征是同一义例。
盖古人早就有一年分四时的观念,但以“春、夏、秋、冬”四字命名四时却很晚,甲骨文中尚无此四季之名(6),但这并不意味着殷代无四时之观念(7),也并不妨碍古人在用此四字命名四季之前,用其他符号例如四时之神的图象标志四时,古代文献中除了句芒、祝融、蓐收、禺彊(玄冥)这一四时神体系之外,常见的还有青龙、朱鸟、白虎、玄武四象系统和东方伏羲、南方炎帝、西方少皞、北方颛顼、中方黄帝的五帝系统,纬书中则有青帝灵威仰、赤帝赤熛怒、白帝白招矩、黑帝汁光纪、黄帝含枢纽的五帝系统,此外,《管子·五行》云:“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苍)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苍)龙辩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辩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辩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则又是以苍龙、祝融、大封、后土为四时之神。在上古时代,由于各地文化不同,其所用以标志四时的季节神体系自然也各有千秋。
值得注意的是,四时之神句芒、祝融、蓐收、禺彊(玄冥)在《海外经》所据古图中具有通领全局的作用,这一点可由《海外经》关于四神叙述的特点窥见。第一,四神形象类似,皆乘两龙(禺彊践两黄蛇,蛇亦龙也)。说明四时神的形象已经形式化了,它们出现于画面中,具有明显的象征和标志意义。其二,在《海外经》各经中,四神都是在每经的末尾单独提到。这说明,四神在图中并非与其他诸神混迹不分的泛泛之辈,而是被对称地描绘于图中的显要位置,被特别地与图中其他的内容区别开来,置身于画面各种场面之外,这表明它们不是《海外经》所据古图中叙事场面的一个片段,而是作为一个标识性的符号,标志着整个叙事画面的整体属性。也就是说,四神作为春、夏、秋、冬四季的象征符号,对称而醒目地居于画面四方的显要位置,用意正是为了表示其所居方图的季节特征,其作用无异于在图的四方分别标明春、夏、秋、冬四个字。
因此,《海外经》中关于四神虽然仅仅是寥寥数语,但恰恰是这寥寥数语却道出了四神在《海外经》所据古图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它们确立了《海外经》所据古图的整体结构。《海外经》所据古图的整体结构并非是空间性的,而是时间性的,也就是说,此图并非描绘四方山川地理风物的地图,而是写照四时岁序行事的时序图,整幅图画构成了一个在空间图式中展开的时间节律,图的东、西、南、北四方分别对应于春、夏、秋、冬四时。
《海外经》的岁时结构藉其对四神的记载一目了然地体现出来,但历来的研究者对此却视而不见,固执地将之理解为空间性的方国地理志,这除了由于经文中比比皆是的诸如“结匈国”、“羽民国”、“北海”等地理性名词的误导之外(诸方国异人的来历详见下文),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海外经》四经的排列顺序和各经的叙述顺序,掩盖了《海外经》所据古图原本的岁时顺序。
《海外经》所据古图作为岁时图必定是按东(春)-南(夏)-西(秋)-北(冬)的顺序顺时针展开的,而《海外经》文本则按南-西-北-东的顺序叙述,整体上打破了从春到冬的岁时顺序,同时,在每一经内部,它也不都是按顺时针方向叙述,其各经的叙述顺序分别为:
海外南经:自西南陬至东南陬;
海外西经:自西南陬至西北陬;
海外北经:自西北陬至东北陬;
海外东经:自东南陬至东北陬。
其之所以按这一顺序叙述,是由于中国古代制图的方位安排在早期一般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恰与现代相反,当然也有例外,但不多),这种安排显然是帝王“南面”而治天下观念的体现(8)。坐北朝南,故南为上,北为下,而古人书写和阅读的顺序,又习惯于自上而下、自右向左,因此,就导致《海外经》作者在叙述古图时采取了南(上)-西(右)-北(下)-东(左)的顺序。
上述叙述顺序除《海外西经》和《海外北经》与岁时顺序无意巧合外,其他两经皆与岁时顺序背道而驰。
《海外经》文本的叙述顺序背离原图的岁时顺序,表明《海外经》的作者(即《海外经图》的叙述者)已经不了解原图的岁时性质了。正因如此,他才把原图中描绘的岁时活动中的各种场面误解为远方殊国、怪力乱神的写照,至使后来者陷于其散播的迷障中难识“山海”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