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荒经》:一个原始天文观测体系
1.七对日月出入之山和四极之山:以山峰为参照的天文坐标系统
如上所述,前人已经指出,《大荒经》中东、西方的七对日月出入之山是古人据以观测太阳的南来北往以确定季节和月份的参照系,一年之中,正因为太阳的南来北往,去而复返,才有季节循环,时序推移,先民们根据太阳在七对山峰间朝出暮入的方位变化,就能够清楚地知道当下的季节和时令,那七对日月出入之山就是铺陈于大地、横亘于天际的原始而直观的历书,太阳在东、西方天际群山之间的出没推移,把无限绵延、平铺直叙的逝水光阴变成了周而复始、段落分明的时节和岁月,为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可靠的时间节度,于是才有了春耕秋收、夏耘冬藏的农时更替,才有了春祈秋报、夏雩冬腊的节日轮回。七对日月出入之山,构成了一个原始的仰观天象的坐标系统。
要仰观天象,通过对日月星辰出入方位的观测以确定时节,一个首要的前提就是要“辨方正位”,确定准确的东、西、南、北四方方位,例如,只有首先确定了正南、北方(子午线),才能知道何时日中当午,何时为午前,何时为午后;只有确定了正东、西方向(卯酉线),才能确定何时为春分、秋分,才能确定太阳出入的南北方位以确定时节。《汉书·律历志》述汉武帝时造太初历云:“议造汉历,乃定东西,立晷仪,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确定方向基准(东西),是造历的第一步。宋代学者王应麟云:“作历之法必先定方隅,验昏旦,测时气,齐晷刻,候中气。”(《玉海》卷十)“定方隅”(四方和四维)是校验时辰(昏旦)和测定季节(时气)的前提。
《大荒经》中就有关于四方基准的明确记载,这就是其中的“四极之山”。
东、西方向的基准就是七对日月出入之山中的中间一对,即《大荒东经》的“鞠陵于天”和《大荒西经》的“日月山”。如上所述,七座日月出入之山对应于一年十二个月,中间的一对山则对应于仲春二月和仲秋八月,也就是太阳从正东升起和在正西降落的月份,因此,这一对山必定是位于大荒世界的正东和正西,其实,两座山的名字就是明证。东方七山中间的一座名字叫做“鞠陵于天”,又叫“东极离瞀”,西方七山中间的一座名字叫做“日月山”,又叫“天枢、吴姖天门”,这些名字本身就意味深长。东方之山谓之“东极”,说明此山在正东方,为东方之基准,正是二月和八月即春、秋分之月的日出方位;西方之山谓之“天枢”,“枢”亦极也,都是中央的意思(17),西方之“天枢”,当然就是指西方之极,正处西方之中,即为春、秋分的日落方位。《大荒西经》紧接这座被称为“天枢”的“日月山”下文,说到“噎处于西极”,足证日月山正是与“东极”鞠陵于天遥相对应的“西极”,为西方之基准。
南北方向之基准在《大荒经》中也有明确的记载。《大荒南经》云:“大荒之中,有山名去
,南极,果北不成去
果。”此文当有讹误,不知所云,但此山为南极之山是毋庸置疑的,紧跟此条的下文即提到南方之神“处南极以出入风”,就是明证。《大荒北经》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天櫃。”当然就是北极之山(18)。
综上所述,“去
南极”、“北极天櫃”奠定了南北方向的基准,构成子午线,是为经,“东极离瞀”、“天枢吴姖天门”奠定了东西方向基准,构成卯酉线,是为纬,由东、西、南、北遥相对峙的四座山连接而成的十字线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天文观测的地平坐标系,为经天纬地、观象授时提供了可靠的空间框架,《管子·版法解》云:“天地之位,有前有后,有左有右,圣人法之,以建经纪,春生于左,秋杀于右,夏长于前,冬藏于后。”四极既定,观象制历有了可靠的依据,方能经纬分明,四时有序。
总之,《大荒经》所描述的东西方的七对日月出入之山和四方的四座四极之山,因地制宜地构成了一个完善的天文观测坐标系。也就是说,《大荒经》古图描绘一系列山峰,目的并不在于“俯察地理”,而在于“仰观天象”,并非为了画山模水,描绘地理景观,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天文观测体系和一个历法岁时图式。
值得注意的是,《大荒东经》和《大荒西经》中,只有在分别提到七座“日月所出”之山和七座“日月所入”之山时,才在山名的前面冠以“大荒之中”云云,而其他许多山川方国之前,则一概不见这一地点状语,无一例外,这说明,在《大荒经》所据古图中,七对日月出入之山的地位非同一般,其名称和位置被引人注目地标注出来,是画面上特立突出的标志物,而其他的山川方国仅仅是围绕在七对日月出入之山左右的附属物。这实际上意味着,这七对日月出入之山才是古图作者的着眼点,《大荒东经》和《大荒西经》古图实际上恰恰是以描绘和标识这七对日月出入之山为主要目的,因此,这七对日月出入之山决定了《大荒经》古图的旨趣和性质,判断《大荒经》古图的意义就应该从这七对日月出入之山入手,以这七对日月出入之山的含义和功能为依据。这意味着,《大荒经》古图并非地图,而是“天书”,在《大荒经》的地理学表象后面,隐藏着一部失落的天书和上古时代的时间知识图式。
其实,就是从《大荒经》所反映的这幅古图的构成而言,也断乎不应想当然地把这幅古图视为地图。整部《大荒经》由描绘四方山川方国景观的四荒经即《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和一篇《海内经》构成,东、西、南、北四篇分别按部就班、具体而微地描述了四方的山川地理、风土人物,至于《海内经》,顾名思义,应该是对四荒包围之中的中央地带的地理景观和人物风俗的描写,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海内经》的内容,除了最后一段是关于诸神世族和事迹的记载之外,关于地理风物的记载也和四荒经一样,无非是对四方海外山川方国以及珍奇物怪的叙述,对于中央地带的地理景观则不着一字。也就是说,整部《大荒经》(包括《海内经》),所再现的其实是一幅四边实而中央虚的“回”字形构图:图画的四周详细地描绘了环绕在东、西、南、北四方的山川地理景观和方国风土人物,而图画的中央则一片空白。如此这般的构图实在非同一般,发人深思。这幅图肯定不是一幅地图,因为人们对于自己置身于其中的地理世界的关注,肯定是详于近处而疏于远方,因此,人们的地理知识也肯定是详于近而疏于远,作为地理知识的图示化写照的地图必定中间实而四周虚,纵观古今地图,同此一理,然而,这幅《大荒经》古图却与地图的通例大相径庭、背道而驰,这只能说明,这幅图并非地图,其宗旨并非记载人们的地理知识。如此这般的构图,按部就班地描绘了四周天际逶迤连绵的山峰,日月星辰出没移易于其间,其目的和功能只有一个,就是建构一个仰观俯察、观象授时的天文观测坐标系。《大荒经》古图描绘四方群山,并非像《五藏山经》那样旨在分门别类地记载每一座山峰的矿藏、动物、植物等物产资源,而只是以之作为方位的标志,其功能正像后世用以表示四方四维方位的十二地支或八卦。
这一由天际群山构成的天文观测坐标系,与后世天文学中以四周地平线为参照的地平坐标系或者以寰宇黄道带为参照的天球坐标系异曲同工,其精度和普适性尽管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其原理和功能则同出一辙。生活于大荒世界群山环抱中的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耕秋收,夏耘冬藏,生命和生活周期随着大自然的季节轮回而流转,据此原始的山峰体系观象授时而建立的时间节度,已经足以应付其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只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疆域的拓展、政治规模的扩大,对历法和时间节度的精确性和普适性的要求不断提高,这种原始的地方性的山峰天文坐标系统才最终被更具精确性和普适性的地平坐标和天球坐标所代替。正如草根的地方性知识是抽象的普遍性知识的前身,这种具象的地方性天文坐标系统肯定是数字化的普遍性天文坐标系的雏形。实际上,中国上古天文学中第一个数字化抽象化的宇宙模式盖天说就是从《大荒经》的七对日月出入之山演变而来的(详见下文)。
《大荒经》中这种以山峰为参照物建立的原始天文坐标体系在后来建立了恒星天文坐标系之后,可能仍被沿用着。《淮南子·天文训》云:“紫宫执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于天,日冬至峻狼之山;日移一度,凡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反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代一岁。”《天文训》中已载有完善的二十八宿体系,但此处以北斗指北方“峻狼之山”和南方“牛首之山”分别表示冬至和夏至,显然是山峰坐标系的遗风,“峻狼之山”相当于《大荒经》的“北极天櫃”,“牛首之山”则相当于《大荒经》的“去
南极”,在《天文训》中,山峰坐标系统和恒星坐标系统合而为一,暗示后者就是从前者演变而来的,《天文训》中的这一记载颇为耐人寻味,它或许会为揭开二十八宿体系的起源之谜带来启示。
2.一个关于二十八宿系统起源的推测
中国传统天文学中二十八宿体系的起源,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对其来历,天文学史学家众说纷纭,迄无定论。太阳一年一周天,一年分为十二个月,由于二十八宿系统在历法学上的作用主要是据以观察太阳的位置(日躔)以判断月份,那么,古人为什么不根据实际观测的需要将周天简单地划分为十二等分而是划分为二十八个区间呢?这一问题令天文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淮南子·天文训》的上述记载或许为我们探索二十八宿体系的来历提供了一条值得玩味的线索,这一记载表明,历史上,二十八宿坐标系统曾经与山峰坐标系统相互融合,因此,后者很可能就是从前者脱胎而来的。山峰坐标系在东、西方选择了七对山峰作为确定月份和节气的参照,出于对称的考虑,古人可能在南、北方亦相应地选择七对山峰,这样,四面共有二十八座山,天上的二十八宿就是将地上的二十八山投影到星空上的产物。自然,时代邈远,文献散失,此说只能是猜想。
但保存于唐代《开元占经》中的《二十八宿山经》却为这一假说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文献线索。李淳风《乙巳占》卷三论古今分野提及《二十八宿山经》:
在天二十八宿,分为十二次;在地十二辰,配属十二国,至于九州分野,各有攸属,上下相应,故可得占而识焉。……自秦燔简策,书史缺残,时有片言,理无全据,虽欲考定,敢不阙疑。唯有《二十八宿山经》,载其宿山所在,各于其国分,站宿有变,则应乎其山,所处国分有异,其山亦上感星象。又其宿星辰,常居其山,而上伺察焉。
《开元占经》卷六十所引《二十八宿山经》,当即李淳风所见之书。其文略为:
角山与亢山相连,在韩金门山中。山中有忧变,则星应于上。星若有变,则山应于下。角亢星神,常居其上。
氐山在郑白马山东,氐星神常居其上。
房山在宋地,与心山相连,房山星神,常居其上。房心二宿动摇,则房心之山崩,国有走主……。
尾山与箕山相连,在燕九都山西,尾箕星神,常居其上。
斗山在吴阳羡山南,斗星之神,常居其上。
牛山与女山相连,名法其星形,牵牛须女星神,常居其上。
虚山危山相连,在齐臣首山中坐,虚危之神,常居其上。
营室山在城山东南,与东壁山相连,室壁星神,常居其上。
奎山、娄山相连,奎娄星神,常居其上。
胃山、昴山东,与毕山相连,在赵常山中央,其山最高大,胃、昴、毕之神,常居其上。
觜
山与参山相连,在魏天山西南,觜、参星神常居其上。
东井、舆鬼山,在秦火山南,井、鬼星神,常居其上。
柳山、七星山、张山,皆相连,在周嵩高山东北,柳、七星、张星神,常居其上。
翼山、轸山相连,在楚门山中央,最高,翼、轸星神,常居其上。
《二十八宿山经》以二十八山为中介将二十八宿与九州列国相对应,根据星象的变异占卜列国的吉凶,显系占星家言。
另,《乙巳占》卷三引纬书《降象河图》和《洛书》,前者将九州名山昆仑、泰山、王屋等配属天星,后者以《禹贡》山川配属二十八宿,实与《二十八宿山经》出自同一机杼。《二十八宿山经》有韩、赵、魏诸国,可见此书成书不会很早,肯定是在战国之后,书中所载星宿与山峰和山所在国相配置的体系也不会很早,而且,这一体系涵盖九州列国,远远超出肉眼直观可观察的范围,因此,完全不具备天文学和历法学的意义,纯属占星家的故弄玄虚的捏造。但是,众所周知,占星术源于原始天文学,占星术中一些貌似荒诞虚妄的内容往往在原始天文学中有其经验的渊源,诸如此类的文献线索暗示以地上名山配属列星和二十八宿的占星术当有其古老的传统,或许较之直接以九州(或十二州)、列国配属二十八宿的分野制度还要古老。
其实,与《大荒经》同载于《山海经》的《山经》中,就留下了以山峰配星宿的线索。《南山经》之首经的首尾之山分别叫做“招摇之山”和“箕尾之山”,“箕尾之山”的名目显然得自二十八宿中的箕、尾二宿,“招摇”亦为星名。可见,《二十八宿山经》所述的以地上群山配属二十八宿的占星学图式确非空穴来风。占星术源于原始天文学,据此或可推测,此种以山峰配属星宿的天文分野图式当是源于《大荒经》所描述的以山峰为参照的原始天文观测坐标体系。从《大荒经》原始天文学的依据群山辨方正位,到以群山配属二十八宿,再到以二十八宿配属九州方国的占星分野制度,或许一脉相承。分野制度配天下列国与天上列星,其初旨当系根据星宿方位判断地上列国的地望,进而至于根据列国对应星象的变异占卜列国的吉凶兴衰。此种根据星空确定列国方位的天文-地理图式亦当源于《大荒经》,《大荒经》于四方序列群山之外,又罗列四方方国姓族,其旨当亦以山峰坐标为四方方国辨方正位,这正是分野制度的雏形。此事牵扯甚广,此处且按下不表,俟诸另文详述。
《周易·系辞传上》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韩康伯注云:“象,况日月星辰;形,况山川草木也。悬象运转,以成昏明,山泽通气,而云行雨施,故变化见矣。”以天象和地形相对应,正暗示着天象系统与山峰系统之间的渊源关系。汉代天文学家张衡把这个意思说得更明白。《后汉书·天文志上》刘昭注引张衡《灵宪经》云:“地有山岳,以宣其气,精种为星。星也者,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
,各有逌属。”《史记·天官书》正义引作“众星列布,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列居错峙,各有所属,……四布于方各七,为二十八舍。”《春秋公羊传》桓公八年五月孔疏引宋氏曰:“十二次,上为星,下为山川也。”也就是说,十二次方位,在上是以星象表示,在下则以山川表示。《说文解字》云:“万物之精,上为列星。”(《太平御览》卷五引)《太平御览》卷六引《国精符》曰:“地为山川,山川之精,上为星,各应其州城分野,为国作精神符验也。”可见,山川坐标与星空坐标的渊源关系和对应关系,实为古代天文学家和占星学家的常识。
民族天文学的调查也为我们提供了星空坐标与山峰坐标之间渊源关系的线索。彝族的祭司毕摩在举行隆重的祭仪时,先要进行“插界的神树枝”仪式,即用树枝在祭坛上插出各种各样代表天上的诸神或星辰的图式,比如说,北斗星就是一个常见的图形。这些图式其实就成了毕摩心目中天界或者神界的象征,而如此这般的图式其实就是依栖诸神的神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插树枝构成的图式中,有一些图形既代表天上的星座,又象征地上的山峰,例如,“有一组星叫‘玛子波’,是由四颗星组成的星组,据介绍,这组星代表山,就是说,山的神灵也在天界有了代表”。据此,学者指出,“人们已经将人世间地理环境的代表性事物也对象化到天上了。……最后导致天上即人世的复制品”(19)。“玛子波”既为星名,又为山名,很有可能,星名晚于山名,天上的玛子波星只是地上的玛子波山在天幕上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