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山海经》:一个未解之谜

一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山海经》一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异数。钻研此书者，虽历代不乏其人，然大多不得要领，致使其本来面目至今秘而不宣。

《山海经》在古代一直是被作为地理书看待的，《山海经》确实也像一部地理书，因为其中通篇皆是关于山川方国、珍奇博物的描写，但是，自汉迄清，任凭学者们上下求索，却谁也说不清书中那些山在何方？水流何处？现代学者因为受了西方神话学的影响，又见书中充斥着缪悠荒诞、非常奇怪之言论，因此又将此书视为神话之渊薮，但对于那些所谓神话的解释却仍是人言言殊，众说纷纭，到头来，《山海经》还是一个不解之谜。《山海经》，就像一个虚无飘渺的海外仙境，依然是烟波微茫信难求。

《山海经》果真是一个不解之谜吗？古人为什么要留下这样一部著作？是像希腊神话中的那个故意盘踞在人们必经之路上的司芬克斯一样，故意留下这本书考验后人的智慧吗？在《山海经》那异彩闪烁的表象下面究竟是否隐藏着什么秘而不宣的奥秘？书中那些灵怪潜藏、神物出没的山川方国是否果真曾经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或者那只是古人道听途说、东拼西凑的无稽传说？书中那些缪悠荒怪的故事，究竟是蕴涵着深不可测、妙不可言的真理？或者那仅仅是一些荒诞无稽、浅薄无聊的故事？每一个走进《山海经》世界的人，心中挥之不去都是诸如此类的一些思绪和疑惑。

《山海经》书本身就足以令人困惑，读了古今中外研究《山海经》的著作非但不能解疑去惑，反而更令人如坠五里雾中，愈发四顾茫然。汉代学者刘韵、王充相信此书是大禹和伯益在治理九州、周流天下时记载山川风土的地理风俗志；东晋学者郭璞认为此书是荟萃方外珍奇、阐发要道妙论的博物之书；朱熹称此书是依托《楚辞·天问》凑合之作，又称此书与《天问》一样，是摹写图画而成；明代学者胡应麟视此书为古今语怪之祖，纯为战国好奇之士搜采异闻诡物编造而成；明代学者杨慎说此书记载的是禹贡九鼎上那些魑魅魍魉的图像；清代学者毕沅、吴承志、郝懿行都把《山海经》当成地理书解读，毕沅实地勘查西北地理，欲把《山海经》中的山川风物落到实处，吴承志则兼采史传与传闻，把《山海经》的地域扩展到当时的四夷边疆。到了现代，西学输入，学者眼界大开，对《山海经》的认识也异彩纷呈、众声喧哗。鲁迅说它是古之巫书，记载的是古代巫师祭神厌鬼的方术仪典；茅盾、袁珂说它是远古神话，寄托了华夏先民丰富而奇丽的想像。古人眼界有限，故一直将《山海经》的世界局限于华夏九州，现代人视野恢阔，因此，说起《山海经》来也没了遮拦，卫聚贤说《山海经》是印度人写的；苏雪林则称《山海经》是古巴比伦人作的，书中的“海内”、“海外”的“海”就是现在的黑海、里海、地中海、阿拉伯海、印度海；美国人默茨（H.Mertz）称《山海经》中的“大壑”就是北美洲科罗拉多大峡谷，《山海经》又被从古大陆扩展到了新大陆。当代学者更是放眼全球，雄心勃勃地用《山海经》征服全世界。据说，北到冰天雪地的北冰洋，南到烈日炎炎的撒哈拉沙漠，西到埃及的金字塔、英格兰的史前巨石群、古希腊的雅典神庙，东到秘鲁森林里神秘消失的玛雅太阳神庙、亚马逊雨林中的食人族、古墨西哥阿兹特克人的杀人祭都曾进入华夏先民的视野，都在《山海经》中留下了印迹。如今，随着人类把探险的疆域拓展到太空，关于《山海经》的想像也摆脱了万有引力的束缚和尘世常识的羁勒而神游宇宙，于是，《山海经》就成了外星人留在地球上的“X档案”，而《山海经》中记载的华夏诸神则是曾经涉足人间的天外来客。……《山海经》越来越被说得天花乱坠，《山海经》研究成了妖怪手中的乾坤袋，什么都装得下，什么都掏得出，竟比《山海经》还“山海经”了。（民间俗语不是就将漫无边际的聊斋称为“说山海经”吗？）

自古迄今，人们一直用一种神秘的眼光看《山海经》，或许《山海经》原本并无什么神秘的意味，神秘的不是《山海经》，反倒是读《山海经》的人和研究《山海经》的学者。《山海经》也许原本是一本很平淡无奇、朴素无华的书，讲的只是古人司空见惯的事情，只是由于读者的少见多怪，注疏家的东拉西扯，研究者的故作高深，反倒为一本原本朴素的书遮盖上了神秘的色彩，从而把平常的事体变成了不解之谜。因此，要读懂《山海经》，要成为《山海经》的知音，首要的不是随波逐流地汇入猜谜者的行列，让前人的凌乱足迹引入歧途。前贤有言: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因此，要揭开《山海经》之谜，当务之急是撇开种种关于《山海经》的陈词滥调和奇谈怪论，甚至撇开古往今来的注释和疏解，断然回到起点，回到文本本身，静下心来体贴地阅读文本，细致地辨识文本本身的差别和层次，系统地把握文本内在的结构和体例，遵循文本本身脉络的引导，倾听文本自身的讯息，或许，《山海经》的秘密就会在此之际栩栩然地呈现出来。

二

纵观《山海经》其书，这一文本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其构成上的异质性，即这本书各部分之间在内容、文风、性质等方面的差异，其中，《山经》部分和《海经》部分的差异尤其显而易见。

《山海经》可以明确地区别为前后两部分，前者是由《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所谓“五藏山经”组成的《山经》部分；后者是由《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大荒经》四篇和最后的一篇《海内经》组成的《海经》部分，两者的区别不仅在于其内容迥异其趣，更在于其文风大相径庭。就内容而言，前者以山为纲，历述群山的自然风貌，故名《山经》，后者则以海为经，罗列四海方国的风俗景观，故名《海经》。就文风而言，第一，前者实，虽略涉怪异但整体平实，后者虚，虽偶或可稽但多为幻设；第二，前者详密，列举诸山之方位、距离、河流、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矿产资源等头头是道，有条不紊。后者疏阔，放言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神奇物怪，恣肆汪洋，漫无纲纪；第三，前者以直录为主，虽分别五方叙述，但行文追随山脉水系的自然走向，故叙事纵横逶迤，旁逸邪出。后者似全出心裁，虽罗列山水，但行文却一依东、西、南、北的顺序安排山川，直来直去，四四方方，不似天然造就，却似匠意布置；第四，前者为自然景观，除每“次”山经之后载山神祭祀仪典和偶见神话片断之外，都是对山川自然资源和景观的记录。后者则是人文风情，虽亦载列山海川泽，但着眼点并不在其自然资源和景观，而是津津乐道于异域风物人情。总之，《山经》和《海经》从内容到形式都大异其趣，这就暗示了，两者应当是两个独立别行的文本，应该区别对待，不应混为一谈。

《海经》与《山经》的文本差异，暗示两者各有来历。《山经》依照山川自然走向的顺序，行山脉水，有条不紊地列举记载山川的方位、动植、矿藏以及各种物产的性状、功用、祯祥，原原本本，据实道来，是古人对地理资源的考察实录无疑，虽然我们已经无从准确知晓其中的山是今天的哪一座山，其中的水是后世的哪一条水。而《海经》非但内容虚而不实，且行文次序亦非依托自然山水，自南到北，从东至西，构成一幅方方正正的方域，山川方国沿着这一四方区域的四边一字排开，整个文本虽述山川，但文本的结构却完全不是依循山川的自然走向，而似乎全是独具匠心的人为构造。

那么，《海经》文本的这一独特的叙述结构，是作者的独出心裁？抑或是有所依托？若是有所依托，其所依托之物为何？

这一问题关乎对《海经》其书的性质和来历的探讨。如果《海经》的这种结构是作者的匠心独运，那么，我们只要关注文本的字面，根据其文本自身的上下文语境解读它的涵义就可以了。如果这种结构别有来历，有所依托，就表明在《海经》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更加古老的原型或潜在文本，《海经》文本的结构就是效法这个潜在文本而来的。如果是这样，《海经》的解读，就首先要透过《海经》的文字表象揭示出这个隐藏在它背后的原型或潜文本。

《海经》确实是有所依托的，在《海经》背后，确实隐藏着另一个文本，一个较之《海经》文本更为古老的文本，其实，前人就曾认识到这一点，但是，没有人把这当回事，没有人意识到这一发见对于理解《山海经》的重要性。

这一隐藏在《海经》背后的文本是一幅图画，《海经》是对这幅图画的叙述。

三

关于《山海经》与图画的关系，古人早有言及⁽¹⁾。郭璞就暗示了《山海经》与图画的关系，郭氏不仅有《山海经图赞》，而且其注《山海经》，每云“亦在畏兽画中”（《北山经》谯明山孟槐注）、“画似仙人也”（《海外南经》羽民国、讙头国注）、“画似猕猴而黑色”（《海外南经》厌火国注）、“今图作赤鸟”（《海外南经》离朱注）等，表明郭璞注《山海经》时是有相关的图画作参照的。陶潜《读〈山海经〉》有“流观山海图”的诗句。朱熹依据《山海经》经文“记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云‘东首’，皆为一定而不易之形”，推测其书“本依图画而为之，非实记载此处有此物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一《记山海经》），并认为其文与《楚辞·天问》一样是摹写宫室宗庙所画（《朱子语类》卷一三八）。明人胡应麟亦云:“经载叔均方耕，讙头方捕鱼，长臂人两手各操一鱼，竖亥右手把算，羿执弓矢，凿齿执盾，此类皆与纪事之词大异。近世坊见戏取《山海经》怪物为图，意古先有斯图，撰者因而纪之，故其文意应尔。”（《少室山房笔丛·丁部·四部正讹下》）其后，明人杨慎认为《山海经》所据图画是禹九鼎上的“远方图物”、“魑魅魍魉”⁽²⁾，清人毕沅认为“《五藏山经》三十四篇，古者土地之图”，亦即《周礼·大司徒》所掌天下九州之图⁽³⁾，“《海外、海内经》所说之图，当是禹鼎也；《大荒经》以下五篇所说之图，当是汉时所传之图也”⁽⁴⁾。郝懿行则笼统地认为《山海经》所本为《周礼》所谓天下土地之图。⁽⁵⁾今人对《山海经》图的性质也多有推测，但大多不出传统的“禹鼎说”、“地图说”和“壁画说”⁽⁶⁾，惟有袁珂承鲁迅“巫书说”，认为《山海经》所据古图可能是巫师作法术时使用的鬼神图画，颇具新意。⁽⁷⁾但以上诸家之说并非基于对《山海经》文本的具体分析，亦乏可靠的文献和考古证据，多属推测之辞，不足为凭。

以上诸家论《山海经》与图画的关系，都是将各篇一视同仁，认为各篇都是述图之作，而且其所据图画的性质也是一样的，毕沅虽认为《山海经》各篇所据图画各有来历，但他无疑是相信各篇都是有图的。先师钟敬文先生通过对《山海经》各篇文字的具体分析，明确指出《山海经》并非全都是述图之作，而只有《海经》诸篇是有图的，因此对各篇应区别对待⁽⁸⁾。

《山经》和《海经》是否同为述图之文，这对正确把握两者的差异从而准确理解各个文本的意蕴至关重要。

《山经》不可能是述图之作，这从《山经》的内容和叙事风格就不难看出。《山经》记事载物，万类荟萃，森罗万象，如此宏富纷繁的内容和细致缜密的描述，显然是尺幅图画所无法容纳的，而且《山经》描写动物，常言其音如某某，如《南山经》云九尾狐“其音如婴儿”、灌灌“其音若呵”等，不仅绘色，而且绘声，图画安能表现声音？此外，如上所述，《山经》于一山一水，详载其方位里程、水陆动植、飞禽走兽、矿藏物产，分门别类，井然有序，于动植物产，又分述其性状（包括色彩、质地、光泽、形状等）和效能（包括药用、毒性、材用、兆祥等），要将如此丰富的内容标注于一图中，《山经》时代肯定不会有如此高超的制图技术，即使今天也很难做到。明乎此，足断《山经》非述图之作。由其组织内容之分门别类、叙述之有条不紊、文风多平实节制，可以断定它主要是实地勘察笔录的产物。至于郭璞注《山经》谓某物“亦在畏兽图中”，似乎表明《山经》确实有图，郭璞尚亲眼目睹，实则郭氏所谓“畏兽画”云云，正足以表明郭璞所见并非《山经》图，而只是与《山经》并无关系的《畏兽画》。郭氏所见非《山海经》古图，郝懿行已颇明之⁽⁹⁾。

至于《海经》之为述图之作，从其经文的叙述风格看就一目了然。除朱熹、胡应麟所言者外，钟敬文先生于上揭文中列举了《海外经》和《海内经》经文中的一系列述图之迹:“这些经文中，言方位，鸟在山东，鸟在国北，鸟在人旁，马在蛇北，蛇首冲南方，兽首冲南方，兽东向立昆仑上，人在山东，人在国北，在树北，国在人东，国在木西；言即事，则人方捕鱼，持弓矢，持盾，以右手障其面，左手操黄蛇，一手把缨，一女子据树欧丝，坐而削船，使两鸟夹之，人持柸东向立，有女子方跪进食。”述图之迹可谓一目了然。今本《海内经》多窜乱之迹，是否是述图之文的旧貌暂且置之不论，就《海外经》而言，表明其为述图之作的线索，除了先生所列举的两方面证据和上面指出的《海经》文本的形式化结构特征之外，还有如下几个方面线索:

第一，从整体上看，《海外经》多静态的刻画而少动态的叙述，有的只是对形象和姿态各异的奇人怪兽的共时态描述，而很少有对来龙去脉、盛衰兴亡的历时性叙述，其中虽然穿插了几条稍涉事情前因后果的叙述，如《海外西经》的“刑天舞干戚”、《海外北经》的“禹杀相柳”和“夸父逐日”，显然有述图者借题发挥的成分在里面。

第二，《海外经》每经的首句表明其叙述的内容明显是按四四方方的图形结构排列的。《海外南经》云“海外自西南陬至东南陬者”，《海外西经》云“海外自西南陬至西北陬者”，《海外北经》云“海外自东北陬至西北陬者”，《海外东经》云“海外自东南陬至东北陬者”，而且每一方位之经中各条内容的排列也几乎全呈正南北或正东西的方向，如《海外东经》云，大人国在丘北；奢比之尸在大人北；君子国在奢比之尸北；虹虹在君子国北；朝阳之谷在虹虹北；青丘国在朝阳北等等。如此方方正正、按部就班地罗列的内容，只能是一幅四四方方的图形所展现的画面。

《大荒经》的内容虽然远较《海外经》丰富多彩，除了见于《海外经》中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殊国异类之外，还多述山川地理和方国姓谱，但其中内容亦主要是对事物的形态、动作、姿势的静态刻划，如“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踆其上，张其两臂”，“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有神人面犬耳兽身，珥两青蛇，名曰奢比尸”等等之类的叙述，述图之迹显而易见。更重要的是，《大荒经》中关于殊国异类的记载多与《海外经》相重复，其书必定和《海外经》一脉相承，因此，钟敬文先生也断之为述图之作。不过，《大荒经》中关于方国姓氏谱系的记载，显然不像是图画中的内容，而可能是述图者载录传闻，或后人充实补缀进去的。

总之，《山海经》的两部分中，《山经》和《海经》存在根本的区别，《海经》是述图之作，而《山经》则否，两者既然存在如此重大的区别，对它们的性质分别考察也就顺理成章了。

《山经》其书，无疑是一部以实证性的地理实录为主而偶或搀杂神怪内容的地理博物著作，这一点已基本定论。《山海经》之令人痴迷困惑，主要在《海经》，因此，本书也主要以《海经》作为研究对象。

《海经》是述图之文，其所依托的图画虽然消失了，但古图的特征肯定能从述图之文中反映出来，通过对《海经》文本的分析，或许能够一窥其背后的古图风情，但是，奇怪的是，前贤虽然已经明确认识到《海经》背后隐藏着一幅图画，但对图画的性质、内容、构成等问题却未尝十分在意，或说是九鼎图，或说是地图，或说是巫术图，但都只是凭空的猜测，而非依据对文本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对于文本背后古图的真相，迄今为止还未有人做过专门研究。

《海经》作者按海内海外、东南西北叙述这幅图画，头头是道地罗列四海山川、方国人物，他显然是把这幅图当成地图来讲述的，而《山海经》的读者，也不假思索地相信自己面对的是对一幅地图的描述，即使这幅地图与现代意义上的地图大相径庭，充满了稀奇古怪的事情，但其中体现出来的那种清晰的空间感和方位感，不是毋庸置疑地表明那消失了的古图是一幅地图吗？

但是，如果那位《海经》的作者，也就是说那位叙述古图的古人，本身就已经误解了摆在他面前的图画呢？如果连述图者本人都不知道这幅图画的性质呢？他之所以不知道这幅古图的性质，可能是因为年代久远，也可能是因为文化变迁，由于知识背景的差异，述图者已经不了解古图的本来意义，想当然地将之视为一幅地图，就按地理模式对这幅古图进行了叙述。如果《海经》作者本人就已经误解了古图，那就意味着，《海经》其书从一诞生起就是一个错误，从它被写出之日起，就是一个被错误讲述的故事，就是一幅无中生有的地图，后人都被这幅地图引入歧途了。

自古迄今，尽管学者们殚思竭精，上下求索，也没有谁能说清这幅地图描绘的是哪方世界，呈现的是何处江山，而且，《海经》中荒诞无稽的故事，显然不可能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这暗示着，《海经》所依据的也许根本就不是一幅地图，而是一幅别的什么图画，《海经》作者误解了这幅图画，将一幅原本并非地图的图画误解为地图，虽然能够在叙述中刻意安排出地理图式的空间感和方位感，但原图中那些无法被纳入地理图式的因素却无论如何也无法被抹掉，因此，就有了不伦不类、令人迷惑的《海经》其书。

那么，如果《海经》背后的那幅古图不是地图，又是一幅什么图画呢？如果说《海经》其书是一个千古之谜，那么，这幅久已湮灭的古图就是这一千古之谜的谜底所在。

谜底是根据谜面“猜出”的，要揭示《海经》古图的真面目，只有从《海经》本文入手。尽管《海经》古图久佚，但《海经》其书俱存，即使《山海经》的作者在对古图进行叙述时，已不了解古图的真实含义而误解古图，其叙述文字中仍可能保留了一些有用的线索，暗示出古图的消息，因此，我们或许尚可凭借对其文本中有关线索的辨析解读，一窥古图之奥赜。为此，我们必须硬起头皮，钻进故纸堆，穿越误解和遗忘的距离，重新找回那埋蕴已久的古老“天书”。

四

不过，在一头钻进故纸堆之前，为了避免在纵横交错的文字丛林中误入歧途、迷失方向，还是应该先对我们研究的取径略作勾勒。

迄今为止，关于《山海经》尤其是其中的《海经》部分的解释之所以一直聚讼纷纭，除了不明《海经》其书的性质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研究的方法。文献考据一直就是《山海经》研究的一种主要方法，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整体的研究视野，更由于《山海经》的缪悠荒唐本身就给研究者提供了“神游四海，精骛八极”的想象空间。因此，文献考据的方法往往流于东拉西扯、痴人说梦般的牵强附会。《山海经》是一本古老的文献，为了疏通词句，求解名物，就必多涉及文献考据，此在本书也不可避免，为免蹈牵强附会的覆辙，本书在研究过程中，力求做到如下两点:

第一，考据与义理相结合。读解古书，尤其是像《山海经》这样莫测高深的古书，离不开考据，但是，考据要使人心服口服，就不仅要做到信而可征，即对字词、名物、制度的解释不仅要有文献上的例证，而且必须言之成理，即这种考据必须要能从道理上讲得通，因为字词的互训、词义的引申都不是单纯的语言学现象，其背后都是有历史的文化的逻辑的背景作为铺垫的。考证，就不应仅仅满足于文字的辗转相训，而更应该揭示出这种语言学关系背后的历史、文化和逻辑关联，惟其如此，这种考证才能站得住脚，让人心服口服。

传统经学的文献考据方法，从来就不是单纯文字语辞的勾连疏通，在其背后总有诸如儒家伦理、阴阳五行等大义作为铺垫，学术史上将文字训诂之学归于小学，而将义理之学归于大学，其实只是一种方便教学的权宜之说，并不意味着两者可以毫不相干，各行其是。从汉唐经师，到宋代大儒，直到清代宗师，无一不是义理与诂训兼修、小学与大学并通，清人所谓汉学与宋学之分，也主要是就其侧重点和思想倾向而言。清代乾嘉学者以实学著名，但未尝不通于义理，其考证文字，辨析文物，皆以其对儒家礼仪和义理的整体把握为基础。但清代学者因侧重训诂，遂使文字音韵之学成长为一个专门和独立的学科，从而为小学与大学、训诂与义理的明确分家奠定了基础。再加上清末以来，废除科举引进西学，学统与道统俱绝，虽然文字训诂之学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性学科被在大学中文系保留下来，但这个学科却被从其原来的知识和学术背景中剥离下来，后者被当成历史陈迹束之高阁。但是，这些知识和思想背景原本是传统文人耳濡目染的安身立命之地，也是他们阅读典籍、理解世界的基本语境，而传统的训诂学只有在这种语境中才得其所哉。现在，取代这些传统知识背景的是与中国学术传统本无干系的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训诂考证成为远离本土传统的“高空作业”，于是，在对古代文献进行解释时，单纯局限于只言片语、孤文单词而望文生义，牵强附会就在所难免，这一点在对《山海经》的解释中表现得尤其触目惊心。

更由于《山海经》中充斥着“怪力乱神”之言，自古不被正统学者看重，因此没有像儒家经典、先秦诸子那样得到透彻的解读阐释，古人沉默，恰便今人嚣嚣，于是，当今之世，关于《山海经》的海外奇谈，层出不穷，争奇斗胜，真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竟比《山海经》还要“山海经”。诸如此类的“天方夜谭”，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颇可解颐消遣，放在市民报纸的花边新闻里也足以哗众取宠，但发布于严肃的学术著作却只能让人觉得像是荒诞的黑色幽默。此类的非常可怪之论，不仅皆有《山海经》中的名物记载为依据，又旁证博引现代地理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科学成果，涂上了一层迷人的科学光彩，确实能蛊惑人心。但诸如此类的所谓研究却全然不考虑《山海经》时代人们所能够有的知识背景和地理视野，大而无当，往而不返，犹河汉而无极，其结论的可靠性也就不言自明。

神话研究者好为声训，即以音同或音近的词相互训释，此法的前提是“同音必同义”的观念。此法盛行于汉代经学，尤其是今文经学，汉代经学的集大成之作《白虎通义》即喜用声训，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序》云:“学者缘声求义，辄举声近之字为释，取其明白易通，而声义皆定。流求珥贰，例启于周公；乾健坤顺，说畅于孔子。……浸寻乎汉世，间见于纬书；韩婴解诗，班固辑论，率用斯体，宏阐经术。许郑高张之伦，弥广厥旨。逮刘成国之《释名》出，以声为书，遂为经说之归虚，实亦儒门之奥键。”至清人标榜音韵学，声训之法更为经学之利器。然而，实在说来，现代人因无古代经师的经学修养和家法渊源，纯凭字词的声音相通相近而辗转相训，声训之法往往流于穿凿附会，盖汉语为表意文字，因形声、假借、引申等造字和用字之法，多同音不同义之字，同音之字可能在意义上毫无关系甚至完全相反，如果考证者先存一定的偏见，先入为主，那么，经过广征博引，辗转牵扯，就完全可以用音转之法将原本完全不相干的文字和名物联系起来，从而得出荒唐悖理的结论。有鉴于此，本书在对《山海经》的字词、名物进行考证时，尽量避免使用声训的方法。

第二，整体把握与局部分析相结合。要理解《山海经》整篇文本的意蕴，首先就要理解其中各项记载的含义，而反过来，要理解文本中个别记载的含义，却又需要首先对整篇文本的意蕴有一个预先的整体把握，这就是解释学所谓的“解释循环”。因此，在对《山海经》文本进行阐释训诂时，必须将整体把握与局部分析相结合。结构决定意义，要正确理解一篇文献，当务之急是揭示文本的整体结构和基本性质。只有首先明确了文献的基本性质，才能对之获得一个中肯的先见之明，在具体的阐释中才不至于误入歧途；只有首先把握了文本的整体结构，才能确定一个片断在这个整体结构中的地位，将之置于恰如其分的上下文中，从而准确理解其真正的含义。如此则庶几可以避免穿凿附会、东拉西扯的毛病。现在的大多数《山海经》研究者，正是由于缺乏对这一古老文献的整体把握，在各自的先入之见和并不完善的知识背景的引导下，抓住文本中只言片语，武断定论，然后从此结论出发，对文本中的其他记载妄加曲解，恣意穿凿，从而形成了目前《山海经》研究中游谈无根、众声喧哗的纷杂局面。本文上篇就是通过对《海外经》和《大荒经》中关键记载的分析，揭示这两篇文献的基本性质和整体结构，据此推断其所依据古图的真相；下篇则由上篇的结论出发，对《山海经》一书的地域文化渊源、知识传统背景和著名的昆仑山、西王母神话的文化原型进行考证。

一本书的边界并不仅仅结束于书的封面之间，它的背后有层层叠叠的历史文化沉积和知识背景作铺垫，像《山海经》这样一本岁月久远的古书更是如此，因此，要参透一本古书，成为它在千古之后的知音，仅仅将书中的语句从头到尾了然于目、熟稔于心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对古书传承过程的历史文脉有透彻的理解，对古书由以脱胎的知识和思想背景有全面的把握，对古书中涉及的杂博知识有广泛了解，惟其如此，才能做到像陈寅恪所说的“同情的了解”，才能做到现象学意义上的“面对事情本身”，让古书秘义如其本然地楚楚而显。本书从表面上看自始至终都是在古典文本之间的斡旋会通、考据训诂，对形形色色的现代学术方法和西学著作甚至只字未提，实际上，在出入涵泳于中国传统文献之时，笔者自始至终都在暗暗地坚持现象学的态度，希望将现象学那种虚而待物、因物自然的认识姿态与中国传统学术的心细如发、见微知著的训诂功夫结合起来，力求让《海经》文本表象下面的古老意蕴如“日月光华”一样圆融无碍、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

【注释】

(1)今本《山海经》所有附图，均系《山海经》古图亡佚后，后人根据经文附会之作，与古图无关，可置之不论。

(2)杨慎:《山海经后序》，据《百子全书》，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扫叶山房1919年本，第1181页。

(3)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序》，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浙江书局《二十二子》本。

(4)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山海经古今本篇目考》。

(5)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序》，巴蜀书社影印上海还读楼校刊本。

(6)马昌仪:《山海经图:中国古文化珍品》，《民俗研究》2000年第3期。

(7)袁珂:《〈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试探》，《〈山海经〉新探》，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37页。

(8)钟敬文:《〈山海经〉是一部什么书》，载《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学生自治会会刊》，1930年；又载《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9)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