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登高远望者

——访法国前总统德斯坦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1974—1981年担任法国总统。德斯坦是欧洲一体化的推动者，1979年，他和当时的德国总理施密特共同倡议建立欧洲货币体系，为欧元奠定了基础。2002年2月，他出任欧洲制宪筹委会主席，筹委会制定的“欧盟宪法草案”于2003年6月在欧盟罗马峰会上获得批准，德斯坦也就有了“欧盟宪法之父”的美称；德斯坦还是中法合作的推动者，他曾连续6年率领法国企业家代表团来京参加中法经济研讨会。

4月10日傍晚，我在北京贵宾楼采访了这位欧洲政坛耆宿。几个小时前，他刚从中国西部归来，参观了敦煌石窟，登上了嘉峪关长城。是莫高窟飘逸的飞天赋予了他新的灵感？是屹立于大漠的长城使他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感受？这位79岁的老人，精神焕发，谈兴颇浓。我们的谈话就从中国文化开始。

问：您在花甲之年开始学中文，自从1980年首次访华后，您来过中国十多次，您一直关注着中国，称得上是中国问题的专家。

德斯坦：我对中国怀着浓厚的兴趣。我尊重中国，尊重它的历史、文化，尊重它的人民。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重要中心之一，我力图去了解这一博大精深的文化。去年我到孔夫子故里曲阜参观，今年到了敦煌。1964年，法国当时的文化部长、作家安德烈·马尔罗曾对我说：“你应该到中国西部去看看，20世纪初，欧洲的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就曾踏上那块土地。那是一块神奇的地方！”现在，我有一种圆了梦的幸福感。敦煌保护得很好，中国西部的建设规模和速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对待不同文化，最重要的是保留差异，有差异才有多样性，有差异才能互补。我看到经济全球化带来文化全球化的危险，心中产生深深的悲哀。不同的文化可以相互学习，相互补充，但绝对不能互相替代。我关心的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它的语言、书法、文学、绘画等。近来，我想到中国教育方法中值得我们借鉴之处。东西方的教育体系有很大的差别。你们的教育以记忆为基础，我对此很欣赏，博闻强记才能聪明过人。

问：最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特别是出口的增长，引起不同评说，新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悄悄流行起来。1964年，戴高乐总统决定同中国建交时曾征求过部长们的意见，你对戴高乐说：“我无法预计中国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时间，但是，我敢肯定中国会成为21世纪的世界经济强国。”在众多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中，您是一位登高远望者。

德斯坦：中国从来不是威胁。全球正在进行艰难的反贫困斗争，占全球人口1/5的中国成功地走上了发展道路，这对其他国家不是负面因素而是积极因素。

2003—2004年，中国外贸出口总额增长37％。我们还应该看到另外两个情况：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0％，而外贸进出口总额仅占世界的6％，远远低于美国及欧盟，这样看问题就不会大惊小怪了。何况，中国政府正采取措施，以抑制过高的增长率可能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我想，经过调整，出口增长率保持在17％的水平比较合理。中国既是出口大国，也是进口大国，它在发展的同时，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机会。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上个世纪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处于落后地位，产品模仿较多，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找回了自己的创造力，我相信本世纪将是中国创造力勃发的世纪。

问：今年，全世界将隆重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战后欧洲联合的进程，使和平在欧洲扎根，欧洲国家之间不可能再发生战争。对此您有何分析？

德斯坦：欧洲联合是否使欧洲实现了持久和平？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它从两个方面对和平做出贡献：一方面，它使欧洲内部战争的危险消失，德国、英国、法国、奥地利……昔日兵戎相见的国家，而今都是欧盟大家庭的成员，我们实现了内部边界开放，人员往来频繁；我们通过协商解决矛盾，谁也不认为战争是解决国与国之间争端的办法。处于欧洲边缘的前南斯拉夫地区还有武力冲突，就是科索沃、马其顿的民族冲突，不过，它被限制在巴尔干地区。几年来，欧洲在这一地区采取旨在消除冲突、促进和平的积极措施。

另一方面，欧洲联合标志着欧洲的帝国主义时代、殖民主义时代被彻底埋葬。19世纪，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都进行过海外殖民统治和扩张性的侵略战争，也都侵略过中国，历史证明这些举动都是错误的。这也部分地从文化上解释了今天欧洲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差别。美国念念不忘它的“全球使命”，而欧洲则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它主张通过合法途径，通过谈判解决冲突，它奉行平衡文化，追求一个平衡的世界。

我感到欧盟处理矛盾和冲突的方法和中国相似。中国主张在承认和尊重别国利益的基础上，通过谈判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我看了温家宝总理访问南亚国家的一些讲话，感到中国与欧盟的外交政策是相容的。

问：通过欧洲联合，欧洲国家与德国实现了和解。世界舆论认为，德国和日本完全不同，德国已得到了欧洲的谅解。而日本至今仍拒绝承担战争责任。

德斯坦：德国已经和欧洲和解了，德国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它不回避自己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不推卸战争责任。我们对涉及亚洲广大地区的这个敏感问题，总的态度是不干预。但是，我理解中国人、韩国人的感情。可以肯定地说，日本没有德国做得好。另外，法国也有战争留下的认错问题。在纳粹占领期间，维希政权曾把数万名犹太人驱赶到纳粹集中营，1995年在纪念反法西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法国以国家的名义向犹太人道了歉。

这几年我在主持《欧盟宪法条约》的起草工作，为了有一部欧洲宪法，法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密切合作。每每看到大家在一起工作的情景，我就会有许多感慨：惨烈的战争曾使欧洲人生活在仇视和敌对状态中，而欧洲一体化的理想使和平在欧洲牢牢扎根。

问：欧洲一体化面临着“民主缺失”的问题，我们看到欧洲议会的投票率很低。欧洲一体化的理想如何为广大民众理解和接受？4月7日，你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作报告时，谈到了建立“欧洲人民代表大会”的设想，这倒是一个新鲜的想法。

德斯坦：欧洲老百姓感到他们的想法不受重视，感到电视上大人物的活动与他们无关。实际上，他们很希望自己对欧洲的意见被倾听、被采纳。只有欧洲议会还不够，我认为可以开创“欧洲人民代表大会”的参政议政形式，让欧洲各国的底层老百姓有机会聚在一起发表意见，以增进直接民主。代表大会两年换届，规模可参照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大约3000名代表。不过，我向欧盟提出这个提议时，他们有所保留。

我余生最大的追求，那就是把欧洲一体化进行到底。中国有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美国有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我们则要培育“欧洲爱国主义”，或者说“欧洲精神”。“欧洲精神”是一体化的保障，也是欧洲和平繁荣的保障。（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