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负有记忆的责任”

——访《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作者布立赛

1860年10月，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世界首屈一指的宫殿园林，惨遭劫掠焚毁的厄运。1861年，法国大文豪雨果痛斥这一毁灭文明的野蛮行径。他说：“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我们所有教堂的全部宝物加起来，也比不上这座巍峨壮丽的东方博物馆”，“他们以前对巴特农神庙怎么干，现在对圆明园也怎么干，只是更彻底、更漂亮，以至于更荡然无存”。

圆明园的历史已经进入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成为中华民族苦难屈辱历史的象征及帝国主义残暴掠夺的代名词。而在英法两国，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三世的军队在中国的暴行被有意遮掩或淡化了，公众或知之甚少，或全然不知。自1860年以来的140多年间，英法两国没有出版过一本有关专著。直到2003年，这项空白才由一个法国学者填补。历史学教授伯纳·布立赛在那年完成一件了不起的事——写成了《1860：圆明园大劫难》（以下简称《大劫难》）。

9月初开幕的第十二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邀请法国为主宾国，布立赛作为法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博览会。同时，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该书中译本在博览会上亮相。9月6日，记者在《大劫难》中文版发行的座谈会上初识了这位温文尔雅的布立赛先生，在做完他的专访后，感到这是一个令人敬佩的学者和作家，在正义和良知的烛照下，他秉笔直书，不避讳老祖宗对其他国家犯下的深重罪孽，完成了这部厚600页（法文版）的巨著。

布立赛1941年出生于法国鲁昂，现为巴黎索邦大学历史教授、卢浮宫学校艺术史教授，同时担任《费加罗报》、《巴黎人报》记者。在写《大劫难》之前，已出版过6部专著，但主题均与中国无关。1979年的首次中国之旅，使他发现了璀璨的中华文明。在西安参观兵马俑时，他退到一边哭了起来。他说：“何等地激动！我一生中曾有两次因如此激动而流泪，另一次是在埃及南部的阿布辛贝勒神庙前。”从此，布立赛的心留在了中国，25年间他来到过中国13次。2000年10月的中国之旅使他萌生了写《大劫难》的念头。那年，他带着一本法国出版的旅游手册，手册上写着在颐和园附近有圆明园废墟，并提到法英联军曾到过那里，但语焉不详。布立赛来到圆明园，苍凉的废墟使他充满忧伤和愁绪，他写道：“这座早被西方人摧毁的皇家御苑的悲惨命运深深地打动了我”，“想到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犯下如此大罪，我怒火中烧，握紧双拳，想到法国人也是罪魁祸首时，不禁觉得自己也不免有罪”。

令布立赛感到羞愧的是，身为历史学家，他竟不知道圆明园曾遭受过这样一场浩劫，不知道法国是这场浩劫的制造者之一。虽然不懂汉语，虽然对中国历史知之甚少，他做出一个勇敢的决定：到一个全新的领域去跋涉，写一部圆明园浩劫史！从2000年到2002年，布立赛花了两年时间，走遍法、英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收集了英法联军的军人、翻译及其亲属等留下的大量文字记录。历史的碎片经他发掘、鉴别、取舍，串连成清晰的故事。布立赛发现，那些资料的主人多以沙文主义的口吻谈论那场战争，以胜利者的喜悦甚至抒情的笔调来描述“辉煌的远征”，他们确信“远征”是“旨在保护天主教团”、“维护通商利益”。布立赛的贡献在于，他用翔实的史料和生动的笔触，为西方读者揭开了英、法历史上那不光彩的一页，从而加强了人类对那场灾难的集体记忆。他全面回顾和揭示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进程及后果，毫不含糊地指出：对华“远征”，就是殖民战争，就是帝国主义战争。而强迫中国接受鸦片走私合化法，就是强迫中国接受最高级别的有组织贩毒。法国的许多书评指出，《大劫难》具有史书的可信性，又具有小说的生动性。写书3年，也是布立赛精神境界不断升华的3年。该书付梓后，布立赛长叹道：“在到处都注重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时候，这些罪恶不只是在中国人心中永远抹不掉，在所有人类的记忆中都永难磨灭”，“假如这次远征根本没有发生，从而使本书失去存在的理由，那该多好啊”。

共同承担起“记忆的责任”

本书的法文版第一版5000册已经售罄，出版社准备再版。布立赛告诉记者，迄今为止，布立赛听到的都是赞扬的话。希拉克总统在写给布立赛的信中，对此书有助于“澄清历史而感到欣慰”。布立赛说，也许有不同意见，但是，在当前法国的舆论氛围中，想要肯定“远征”的人是不敢站出来的。“二战”后，欧洲国家普遍认同“记忆的责任”这个概念。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在为本书中文版所写的序言中对“记忆的责任”做了如下解释：它“意味着必须承认和不忘记过去的错误和罪行，不论它们是他人还是自己所犯的”。布立赛对此有自己的体会：战后60年，欧洲加强了对纳粹罪恶的“记忆的责任”。但是，对于以往的殖民史、帝国主义侵略史方面的“记忆的责任”同样应该加强。他说：“我们负有记忆的责任，历史学家所担当的记忆的责任尤为沉重。有战胜者写的历史，也有战败者写的历史。我这本书是从英法方面即战胜者方面获取的资料而写成的，我希望中国学者也能根据清朝留下的资料写一本专著，这样，两相对照，我们就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布立赛认为，他也许是目前世界上拥有最多的有关圆明园大劫难资料的学者，中国学者只要需要，他愿意无偿提供使用，因为大家都是为了承担起记忆的责任。

中国的史学工作者感谢布立赛的崇高劳动，感谢大力推动此书在中国出版的欧洲华文报纸《欧洲时报》，也感谢法国外交部对此书出版的支持，他们的工作将推动“中国圆明园学”的诞生和发展。本书法文版、中文版问世之际，正是中法文化年先后在两国开展之时。这本书在两国受到的热烈欢迎表明，良好的文化交流氛围有利于学者潜心于学，做出有利于澄清历史的研究，从而使两国人民的理解和信任达到了一个更新、更高的层次，因而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国际社会。（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