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以国家名义认罪

“1942年夏，当希特勒的对犹太人实施‘最后解决’的命令下达到法国的时候，维希政府干出了一件欧洲二战史上前所未闻、令人震惊的丑事：将它管辖下的犹太人亲手交给德国，而法国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这样做的。”

——罗伯特·帕克斯通（美国历史学家）

维尔迪夫大搜捕

半个世纪前，在巴黎15区、靠近塞纳河与埃菲尔铁塔的内拉通街上，有一座“冬季室内自行车馆”，法语简称为“维尔迪夫”。这座建筑物至今已不复存在，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名词，“维尔迪夫”却留在了史册上，象征着法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

事情发生在1942年7月16日，巴黎警察署出动4500名警察和宪兵，执行代号为“春风”的搜捕行动，从16日凌晨4点开始，大搜捕持续了一天，居住在巴黎的12884名犹太人被逮捕，他们大多是儿童、妇女和老人。这些无辜的犹太人被押上卡车，送往“维尔迪夫”，在那里度过了惶恐的一周。据几位幸存者回忆，从17日到22日，男男女女，挨挨挤挤睡在看台的阶梯上，“维尔迪夫”内恶臭熏天，婴儿的啼哭声、老人的呻吟声、女人的呼号声不绝于耳，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噩运降临。

7月22日，他们被送到巴黎以南卢瓦雷省的勃姆-拉-罗朗德和德朗西的两个集中营里。翌年夏，他们又一次被押解，走上了通往地狱之路——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些人后来大都死于集中营，幸存者只有几十人。

值得一提的是，大搜捕行动是法国警方根据维希政府的指示所为，德国占领军并没有直接参与其事。据统计，从1942年到1944年，被捕、被逐最后惨遭杀害的法国犹太人共7.6万。“二战”期间，法国是欧洲对犹太人进行迫害的少数国家之一。

拒绝以国家名义认错

由于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抵抗运动加入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领导了法国本土和海外领地的人民参加了抗击纳粹的斗争，所以战争结束时，法国成为战胜国。曾“用大炮同维希政府对话”的戴高乐战后却回避了“维尔迪夫”这个话题。后来的总统蓬皮杜也对这段历史采取“淡化”处理的办法，他希望停止争论，尽快翻过这一页。

1992年，大搜捕50周年纪念日前夕，密特朗在例行的国庆电视采访中这样表态：“请不要向共和国算账。1942年有一个法国，那是维希政府，那不是共和国。我理解人们的心情，但是应该清楚，抵抗运动、戴高乐政府以及后来的第四共和国都是建立在否定维希政府的基础上的。我不以国家的名义认错！”

密特朗一方面把迫害犹太人的责任推给维希政权，一方面又对维希政府的头目贝当保持敬意。每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纪念日，密特朗总要专程去第厄岛拜谒贝当墓，向他献上一束鲜艳的玫瑰花。贝当在“一战”中指挥过凡尔登战役，战后升为元帅，被视为民族英雄；而“二战”中，他投降了德国，当了维希政府的头目，成为民族的叛徒。1945年法国以“通敌罪”判处贝当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贝当死于1951年）。密特朗的行为引起许多非议，有历史学家尖锐批评说：“要是希特勒在1914—1918年是个伟大的战士，德国人现在是否也应当向他致敬？”

迫于舆论压力，后来密特朗不再去第厄岛了，1993年，他签发命令，将7月16日定为“受害犹太人纪念日”，1994年在“维尔迪夫”原址建起了一座“受害犹太人纪念碑”。但直到卸任，密特朗也没有为大搜捕承担国家责任。

希拉克直面历史承担责任

“维尔迪夫”涉及的不仅是大搜捕的责任问题，它还考验了一个民族能否用坦荡之怀、磊落之心对待历史的阴暗面。

在纪念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之际，欧洲国家对“二战”的反思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仅德国再次向各受害国诚恳地赔礼道歉，就连匈牙利、奥地利等国也为曾经参与迫害犹太人而公开承认错误。中立国瑞士也为本国在“二战”中因明哲保身而拒绝接纳前来避难的犹太人的过错作了深刻反思。法国已经到了不能不正视历史的时候了。

今年7月16日，是大搜捕53周年纪念日，新总统希拉克来到维尔迪夫纪念碑前，为其献上一个大花篮，随后，向在场的犹太人（他们是大搜捕的幸存者或是受害者的后代）发表了一个人们期待已久的讲话。希拉克说：“占领者的野蛮行为得到了法国人和法国政府的支持，那黑暗的时刻玷污着我们的历史，它是对我们历史和传统的羞辱。法国是启蒙运动和人权思想的诞生地，是接纳避难者的国度，它却在那一天背信弃义，将受它保护的人交给了刽子手。法国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他们（指犹太人）犯下了难以偿还的债。”

“承认历史的错误，承认国家所犯的错误，揭露我们历史上的黑暗时刻，正是为了保护人类的自由和尊严。”

希拉克首次以国家名义承担了责任，他的举动的可贵之处在于：作为共和国总统，他敢于指出，共和国并不总是完美无缺的，它也有违反共和原则、干出罪恶勾当的时候。为了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必须同过去的罪行划清界限，希拉克有直面历史的勇气，有讲真话的胆量；他的话，告慰了千万犹太死难者，也使法国放下了历史包袱。（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