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热的五月
——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始末
1968年法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繁荣。然而，这年春天，一场学潮引起的全国性的反政府抗议示威运动，深深地震撼了法国，使权高位重的戴高乐总统面临当政1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这场动荡因其对法国社会、文化的深远影响，被认为是战后法国最重要的事件。学潮始于年初，于5月达到高潮，史称“五月风暴”或“五月运动”。
游泳馆事件
“五月风暴”的发源地为位于巴黎郊区的农泰尔大学，这是一所新建的大学。1月9日，青年和体育部长米索夫到这所大学视察刚落成的游泳馆。米索夫上任之初，戴高乐召见他，希望他到青年人中间去走走，并对他说，青年人中间的确是有些问题。米索夫上任之后，领导一个专家小组，起草了一份长达600多页的“青年白皮书”。白皮书认为，当前法国青年的主要追求是在专业上取得成功，他们并不想过早地介入政治。但不久后爆发的学潮说明白皮书的判断有误，和现实相去甚远。
米索夫视察结束时，一群学生在门口对他发出含有敌意的尖叫声，其中一名长着棕红色头发的男学生对部长说，他想同部长讨论关于性的问题。他说，他读过白皮书了，书中没有提及这个问题。这位学生接着说：“修建体育中心是希特勒式的行为，目的是把青年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体育上来，而目前大学生关心的现实问题是性问题的平衡。”米索夫显然被这个挑衅性的提问激怒，他傲慢地回答说：“如果你想讨论这个问题，最好是钻到游泳池里讨论。”小伙子针锋相对，他说：“你这样的回答，是法西斯主义式的回答。”
向部长挑战的小伙子叫达尼埃尔·科恩·邦迪，23岁，是农泰尔大学社会学系学生。邦迪是出生在法国的德籍犹太人，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法国人。1931年，其父为躲避纳粹迫害来到法国。战后，邦迪全家迁回德国，20世纪60年代邦迪又回法国读大学。他爱读书，好辩论，是位极富煽动性的演说家，热情洋溢的雄辩家，人称“红发丹尼”。
顶撞了部长后，法国情报局查邦迪的档案，发现有“不良记录”：1966年，有8名学生到秘鲁驻法使馆示威，要求秘鲁政府释放农民运动领袖雨果·布朗哥，邦迪是8名示威者之一。情报局认为他是极左分子、无政府主义分子。
邦迪对部长提出的问题，确实表明了他对现政权的蔑视。但是，客观地说，邦迪提出大学生的性问题，并不是无理寻衅。法国是天主教国家，传统上两性关系的禁忌颇多。当时，大学里普遍禁止男生进入女生宿舍，而学生强烈要求改变性道德，巴黎的大学城里，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学生闹事，要求撤销“不准探视女生”的禁令。游泳馆事件使邦迪名声大噪，同时也在躁动不安的年轻人中点起一把火。
不平静的春天
1968年的春天，是一个不平静的春天，巴黎的大学生卷进了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浪潮中。在美国，青年人的反战运动是同反传统道德、反传统文化并进的，也是同摇滚乐的推进同步的。1964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生造了反，加州便成为青年人形形色色观点的汇合地。与此同时，意大利、比利时、德国、西班牙、斯德哥尔摩、波兰、日本、阿尔及利亚等许多国家的大学校园都很不平静，都在酝酿着风暴。在法国学生看来，中国的红卫兵运动是一场彻底的自由主义运动。当时有评论说，红卫兵在中国闹得天翻地覆，不免令法国学生神往，大起效尤之心。
法国学生感到他们远离上述种种事件的中心，颇有失落感，他们总想要做点事。“五月风暴”中，法国《世界报》发表过一篇著名的评论，题目是《当法国感到烦恼的时候》，文章较为准确地描述了那个春天里，法国人，特别是青年学生的心情。评论说，当前法国政治生活的特点是烦恼。法国人感到烦恼了。那些震动世界的巨变离他们既不太远，也不太近。1967年初夏的中东战争中，那英雄式的奇袭引起法国人由衷的激动；拉丁美洲的游击战争、古巴沸腾的革命都不再是左翼知识分子的研究课题，它们所激起的也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感情。在印度尼西亚，约有5.5万人死去；希腊发生了改变，肯尼亚发生了爆炸，南非还实行种族主义政策，印度的局势紧张……这些事件虽然远离法国，但仍在法国年轻人心中掀起巨大的波澜。春天里，学潮在酝酿。法国的学生领袖定期和外国学生领袖见面。2月，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在柏林组织了各国青年会见活动，有2000人出席，法国去了300人，后来成为“五月风暴”领袖的邦迪、阿兰、克里维都参加了这次集会。与会者参加了24小时集会后，举行了大游行，游行队伍举着胡志明、切·格瓦拉、列宁等的巨幅画像，走遍柏林的大街小巷。不管学生组织的思想倾向如何，政治派别有何差异，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满现存秩序，内心涌动着一股热流和冲动，他们要揭开大变动的序幕，他们要为推动人们的精神和行为变化做点事情。
除了上述国际大背景，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促使学生闹事，那就是当时的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推出的高教改革计划，准确地说，那是一个关于高校录取制度的改革。法国的高中毕业生凡通过会考的，都能升大学。除了几所名牌大学，一般大学都没有选择学生的权利，相反，是由毕业生选择学校。佩雷菲特改革计划的要点是让大学有权选择自己想要的学生。教育部长打算在1968年推行此计划，不料遭到了大学生和中学生的一致反对，因为他们感到自己将被推向更加激烈的竞争旋涡。山雨欲来风满楼。从1967年年底到1968年春，法国大学就不断出现反对教改计划的大大小小的学潮。
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焦躁郁闷情绪，犹如一堆干柴，只需几颗火星，就会燃成熊熊大火。
3月22日事件
3月22日，约有100名学生在巴黎歌剧院前举行声援越南的示威游行。他们焚烧了美国国旗后，钻进地铁逃走了。警察事后才赶到现场，没有抓到一个学生。但是，游行者中有一个叫萨克维·朗拉德的学生，不久又回到现场，他想估计一下游行造成的损失。他刚一回去，就被警察抓起来，押送到警察局。当晚，参加游行的4名中学生在家中被抓；3月22日凌晨，学生组织“越南委员会”书记尼古拉·布尔特也被抓走。
朗拉德是农泰尔大学颇受尊敬的学生领袖，他被捕的消息在该大学引起爆炸性的反应。邦迪抓住时机，于22日组织了300多名学生在校内游行，游行者高呼“反对警察镇压”的口号，还象征性地占领了学校行政大楼。这天，邦迪成立了“3·22运动”组织，这个组织后来成为“五月风暴”的三大学生组织之一。邦迪之所以给组织起名“3·22运动”，是仿效古巴革命领袖卡斯特罗。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带队攻打蒙加达兵营，后来他的组织就称为“7·26运动”。
巴黎大学成了“自由公社”
经过半年的酝酿，五月风暴刮起来了。5月2日，在法国最古老的高等学府——巴黎大学，学生和警察发生冲突，此后20多天里，冲突演变成疯狂的街垒战，拉丁区（巴黎大学区）成为硝烟弥漫的战场。风暴过后，巴黎市政府重修马路，大概是为了防止路面再被撬开，把石子路面改成了同林荫大道风格极不谐调的水泥路面。据统计，这一夜有487名学生被打伤，这是“五月风暴”中第一个暴力之夜。
5月10日，警察清除路障，驱逐示威者，于凌晨两点发起进攻。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用警棍乱揍学生，行人也不能幸免。这一夜，学生筑起71座路障进行抵抗，警察则扔出了6000颗催泪弹和氯气弹。凌晨，造反者都投降了，在警察的监视下，他们双手抱头，离开战场。这一夜被称为5月“最长的一夜”。早晨，市民都被自己所看到的残酷街景惊呆了：汽车残骸还在燃烧着，到处是被弃置的街垒、被毁坏的路面。警察局长莫里斯·格里莫辩解说，是他下令禁止开枪才导致如此激烈的肉搏战。但是，法国愤怒了。警察镇压的是法兰西的儿女，他们践踏的是法国引以为豪的民主原则。民间测验机构的调查表明，绝大多数巴黎人认为学生的行为是正当的，全国舆论也都支持学生。在强大的压力下，蓬皮杜总理同戴高乐总统商讨对策，决定重新开放巴黎大学，命令警察撤退，并释放学生。
警察撤走后，巴黎大学变成了一个“自由公社”，校园里飘扬着各色旗帜：斧头镰刀的红旗，无政府主义的黑旗，蓝色、红条和金星组织的越南国旗，白蓝条相间的古巴国旗，唯独没有法国的三色旗。对于学生来说，这面大革命中诞生的，象征着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旗帜，已经成为“既得利益的象征”了。校园廊柱上张贴着列宁、毛泽东、格瓦拉的画像。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派和格瓦拉派复杂微妙地共处。巴黎大学成了革命的橱窗，拉丁区学生运动的堡垒，成为巴黎人和外地人甚至是外国人争相朝拜的圣地。
5月10日“街垒之夜”后，关于死人的谣传很多，有传言说，有一千多人受伤，三人死亡，死者的尸体都被扔进了塞纳河。还有传言说，警察使用了氯气手榴弹。法国《快报》杂志于1998年向内政部和巴黎警察署查询了1968年5月的档案资料，证明在“暴力之夜”有487名学生被打伤，但无人死亡。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雅克·莫诺德教授在“街垒之夜”亲赴现场，去查实有无人员死亡，结果发现只有受伤者，没有死亡者。在整个5月，大约有一千人受伤。法国南部城市图卢兹有一位名叫茹尔尼雅克的警察，在和示威者的冲突中，颅骨受伤，手术后留下严重后遗症，次年死于车祸。
五月的革命并不纯而又纯，与火热的革命同时进行的，是大学生无所顾忌的性事。有一幅标语上写着：“越是造反，我们越是想做爱。”校园里还有各种生活设施：食堂、医务所、托儿所等。食堂免费提供的菜汤被称为“人民菜汤”。
暴力之夜
5月13日，是“五月风暴”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天。巴黎的工人、学生、教职工、公务员约30万人走上街头，声援学生。同一天，马赛、图卢兹、尼斯、南特等城市也举行了示威游行。这是“二战”以来法国最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活动，就像拦海大闸被打开，海潮排山倒海而来，海啸震天动地。这海潮，这海啸，是冲着戴高乐而来的。在近于节日的狂欢气氛中，人们高声喊出了心中的不满。这天，他们对这位笼罩着历史光环的“父亲”发出反叛之吼：“10年，已经够了！”“戴高乐，到养老院去！”“戴高乐，进档案馆！”示威者无拘无束，为能喊出心中的不满而兴奋。使戴高乐政府目瞪口呆的是：参加游行的人数是如此之多，参加者的决心是如此之坚定，他们义无反顾地起来反对一个不断镇压学生、不断走向衰弱的政府。而且，引导游行队伍的不是政坛主流，不是左翼的主要政党，而是被称为“边缘力量”的青年学生，是他们在定调子，发出这样的呼声：马上就实现变革。
这天，警察当局调动了一万名警察，阻止示威者向爱丽舍宫进军。示威游行和平地结束了，但它使当权者真切地感受到人民群众撼天动地的力量。
5月15日午夜，学生占领了位于拉丁区的奥代翁剧院。散场时，数千名学生举着“奥代翁要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标语牌，唱着《国际歌》，冲进巴黎最古老的剧院之一。他们宣布关闭这所资产阶级的剧院，要把它变成人民聚会的场所，向群众免费开放。一如中国的红卫兵运动反对修正主义，巴黎的青年学生把反对布尔乔亚作为运动的目标。
5月16日，罗尔—大西洋省的飞机制造厂率先罢工，此后，罢工向全国蔓延。紧接着，法国工业的橱窗、法国工人阶级的堡垒——雷诺汽车厂的工人行动了。5月17日，巴黎近郊的布洛涅—比昂古雷诺分厂的工人通过投票决定罢工，引燃了全国的罢工烈火。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全国有600—900万工人参加了罢工。
面对危急的形势，“五月风暴”以来一直没有公开表过态的戴高乐总统，于24日晚上8点对全国发表了电视广播讲话。其要点有：一、最近的事态表明法国社会需要变革，为保证变革，国家有责任保证秩序；二、过去在国家危急的时刻，事态的发展都迫使他站出来领导法国，这次也不例外；三、他将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对改革的法案表决，如果失败，他将辞去总统职务；四、重建大学，改革经济管理，使法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
就在戴高乐讲话的时候，巴黎、里昂、斯特拉斯保等重要城市，学生和工人坚持激烈的游行，约有一千万人自发地参加了罢工。显然，法国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戴高乐短短的讲话所能解决的，戴高乐没有提出解决危机的方案，也没有对警方的镇压表示歉意，他的讲话不但未能平息众怒，反而引起了普遍的失望。巴黎里昂火车站广场上的人群，听完总统的讲话，把车站旁边的大树锯倒，接着又撬开石子路面，往警察身上扔石子。火车站广场很快被警察控制，但巴黎有十来支游行队伍自动组织起来，蓬皮杜总理指示警察局长格里莫打开塞纳河上的新桥，让游行队伍抵达左岸（爱丽舍宫位于右岸），他甚至希望示威者放火烧掉巴黎交易所，以激起资产阶级的公愤。因为自从骚乱以来，住在高尚住宅区的有产者，对学生一直采取宽容的态度。
这一夜，巴黎大学附近的“学校街”上竖起了巨大的路障，战斗空前激烈；位于先贤祠旁的警察分局也着了火。这是“五月风暴”中的又一个暴力之夜。内政部长富歇当晚发表紧急广播讲话，他严厉谴责了学生运动的幕后支持者，他说：“从巴黎贫民窟走出来的盗贼，这帮社会渣滓，是躲藏在大学生背后的疯子。”
第二天凌晨，街头呈现一幅灾难图景。巴黎大学周围一片狼藉，到处是被掘起的铁围栏、火烧后的汽车残骸和乱七八糟的石子。此后几天，巴黎陷入瘫痪——城市清洁工人撒手不干了，垃圾山飘着令人恶心的臭味。城市正常的生活节奏完全被破坏了：铁路、邮政中断，没有地铁，没有公共汽车，大商店或关门，或限时营业。汽车断油抛锚，绅士淑女们不得不合伙推着车到加油站去；加油站由警察控制着，限量售油；家庭主妇囤积面粉、大米、白糖、食用油……
“最长的一夜”和“暴力之夜”过去，法国人的感情发生了变化，他们内心开始害怕混乱。日益混乱无序的生活，加剧了人们对混乱制造者的不满和怨恨。“革命的节日”持续的时间太长了，市民希望早日恢复秩序，他们对大学生的同情骤减，舆论也转而反对学生了。
疯狂的春天过去了
5月27日，在野的社会民主党左翼走上舞台。他们在巴黎夏莱蒂广场集会，会上大有把前总理孟戴斯-弗朗斯（统一社会党）推出来取代戴高乐之势。该党的一位领导人、后来成为总统的法朗索瓦·密特朗也以为戴高乐政权的末日来临，表示他愿意出任总统候选人。反对派明确表示，戴高乐应该组织提前选举并且退位。
5月29日中午，戴高乐突然失踪，他没有通知任何一位爱丽舍宫官员，携妻出走了。他到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为了躲开雷达，总统的直升飞机超低空飞行。人们猜测，他大概是到科隆贝故居去了。因为每当面临重大决择，他总是愿意“回到田园去”，在他那朴素的乡村故居深思熟虑。然而，这回他去了一个谁也不曾想到的地方——德国境内的巴登—巴登，法国驻德国军队的司令部所在地。将军去见的是驻德部队总司令马絮。
戴高乐失踪的消息，在巴黎引起种种猜测，一时间谣言蜂起。5月30日早晨，巴黎人起床时还在想，今天戴高乐大概要辞职了，可晚上戴高乐依然在总统位上——29日晚，他从巴登—巴登飞到科隆贝过夜，30日上午回到巴黎。当天下午他发表了电视广播讲话，他说，作为国家和共和国法统的维护者，他已下定决心，在目前情况下，他不辞职。他宣布解散议会，并认为共和国受到了独裁政体的威胁。傍晚，在香榭丽舍大道，出现了支持戴高乐的巨大人流，游行者估计有50万，戴派的许多重要人物，如米歇尔·德勃雷、安德烈·马尔罗等都在游行队伍中。香榭丽舍成了三色旗的海洋，人们唱着《马赛曲》，呼喊着：“戴高乐，不孤立！”“密特朗，输掉了！”“红发人，在北京！”（注：红发人指学生领袖邦迪，此处指造反派）声援总统，支持政府。晚上，戴派的最坚定分子集合在凯旋门下的无名烈士墓前，表示坚决响应戴高乐的“召唤”。经过巴登—巴登的短暂后退，戴派发起了进攻，重新巩固了阵地。戴高乐派的中坚力量，这些被称为“沉默的多数”的示威者，显示了其不容忽视的存在和实力，使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戴高乐的转变，也使轰轰烈烈的“五月风暴”走向终结。
6月11日，巴黎和其他6个城市发生了最后一次暴动，翌日，政府宣布禁止一切示威，同时宣布解散6个极左团体。14日，奥代翁剧院的占领者未作任何抵抗就撤退了，随后，巴黎大学的学生也交出了武器。16日凌晨，警察进驻巴黎大学；17日，雷诺汽车厂投票表决通过复工决议。狂热的五月彻底结束，法国现代史上疯狂的春天过去了。
孤独的伟人
1968年，戴高乐78岁。他完全没有预料到“五月风暴”。这位领导过抵抗运动的将军，这位处理过阿尔及利亚危机，结束了法国殖民历史的第五共和国总统，面对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失去了驾驭局势的能力。戴高乐从不曾感到孤独，但在“五月风暴”中，他体会到了独立无援的滋味。5月11日“街垒之夜”之后，他没有做出任何决定；5月14日后，危机进一步发展，戴高乐还是按原计划访问罗马尼亚，把处理危机的全权交给了总理蓬皮杜。18日访罗归来，法国已出现全国总罢工的形势，社会经济生活陷于瘫痪。为了重新控制局势，戴高乐决定使用他政治生涯中屡试不爽的绝招——对全国发表广播电视讲话。
戴高乐高估了自己的威望，以为他还具有强大的感召力。5月18日，他对身边的人说：“同以往一样，在困难的时刻，我们总是召唤人民。”5月24日晚，戴高乐在广播电视讲话中承认了学潮的合理性和改革的必要性。他说：“我们的社会需要变化，这个变化需要最广大的、正在前进的人民参与。”他谈到大学危机，认为法国的大学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他谈到年轻人的就业问题，认为根本的出路在于变革。戴高乐颇为激动地表示：“要变化，到处都需要变化，要改变那些狭隘的、陈旧的结构，要为法国开辟一条宽阔的大道。”
但是，这次讲话远未能平息局势，反而使动荡加剧。5月24日之后，他不停地重复着“控制不了，控制不了”。他还反复说：“这是一股洪流，我无法控制，无法将它抓在手上，我再也抓不到它了！”
戴高乐毕竟是饱经风霜、百折不挠的伟人，经过这段难熬的日子，将军表现出了他性格中刚强的一面。他对周围的人说：“我要战斗下去，要干完这个任期，我不能把法国让给他们，法国不是他们的，就是我们的！”随着局势的变化，戴高乐的态度趋于强硬。也就在这时，有了神秘的巴登—巴登之行。他为何要离开巴黎？至今仍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是为了从马絮将军那里得到军方支持的保证，是为了避免局势崩溃时自己在场的难堪（当时普遍估计30日会再次发生全国总罢工），还是如戴高乐本人所说的，仅仅是为了离开巴黎，到科龙贝的家庭环境中去睡几小时觉？“五月风暴”的研究者一般认为前两种说法有一定的根据——退是为了进，为了控制他自己，更为了控制局势。戴高乐回到巴黎后也确实说过：“我控制了自己，控制了法国。”此外，他确实得到了马絮将军的保证，马絮将军向戴高乐表示，如果发生武力较量，他和他手下的部队是忠于戴高乐的。
24日，戴高乐对学潮的定性比较温和，称之为“变动中的危机”。30日，得到军方支持的他恢复了斗志，态度来了个大转变，称之为“极权主义举动”，认为“五月风暴”是“有组织的集团长期以来实行的恐吓、专制手段的结果”，他认为，法国受到了“独裁的威胁”。6月7日，他在一次谈话中明确提到“共产主义专制集团的威胁”。这也许是因为24日之后骚乱升级，使他对局势的判断趋于严厉。
怀着如此矛盾的看法，戴高乐履行诺言，于1969年4月27日就两个议题——参议院改革和地区改变举行公民投票。在戴高乐壮怀激烈的一生中，这次公民投票是大败笔，是一次荒谬的、自杀性的投票。公民投票的结果是：反对票占53.2％。4月28日凌晨，他发表了两行字的公告：“我停止行使总统职务，这个决定从今天中午起生效。”
戴高乐黯然回到科隆贝，郁闷笼罩着他，孤独伴随着他。反法西斯的伟大斗士，叱咤风云的民族英雄，被“五月风暴”重创后，于1970年11月9日在科隆贝去世。
“阴谋论”——“文明危机论”
1968年5月，戴高乐创建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正好满10周岁。戴高乐有理由对自己的治国成果满意：在国际上，他使法国摆脱了美国的监护，成为一个奉行独立外交政策的欧洲大国；他顺应历史潮流，结束了阿尔及利亚战争，使法国走上了非殖民化的道路。10年来，法国的经济增长率高达5.3％。法国偿还了外债，充实了金库，黄金储备高达600亿美元，失业率低于2％，购买力稳步上升。因此，“五月危机”是始料未及的，这是繁荣中的危机，现代化进程中的危机，戴高乐对危机的爆发毫无思想准备。
“五月风暴”后，法国对这场骚乱的性质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传统的“阴谋论”，认为是颠覆集团活动的结果；一种是“文明危机论”，这是戴高乐的文化部长马尔罗所持的观点。戴高乐一度不接受后一种观点，认为这是浅薄的解释，后来他有所憬悟。6月7日在电视上回答提问时，他说：“10年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或许就是因为有了巨大的进步，才产生了危机。”他认为，“现代的机械文明”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齿轮，使“个人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文明中，在现代的机械社会中，如何找到人类自身的平衡，是一个世纪性的重大课题”。
戴高乐也意识到战后“婴儿潮”一代（指1943年至1960年出生的一代）对现存秩序的不满。他谈到青年的烦恼：这个社会没有为他们提供“一个理想，一种飞跃，一种希望”。他说：“这是个世界性问题，是灵魂出了毛病”，“不安的灵魂，是这场混乱的酵母，是动乱分子的跳板”，“在经济、社会的齿轮转动中，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这就有了悲伤、激愤等种种感情”，“人的生存发生了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完成本世纪法国最大的变革，这就迫使我们参加到这场变革中去”。戴高乐逐渐地接受着“文明危机论”，但是，他又十分矛盾，还不甘心放弃“颠覆论”，1969年3月，他在外地的一次讲话中谈到“五月风暴”时说：“是破坏和颠覆事件。”
显然，“颠覆论”难以自圆其说。1968年，法国不存在造反和革命的总形势，却又存在着普遍的不满。这一时期，所有的西方国家都经历着文化、政治、社会的剧变。然而，只有法国人以特有的“巴黎激情”，在一个月内，把不满情绪转化为史诗般的“造反乐章”，让世界震惊。但是，法国民众仅仅是宣泄不满，对当政者提出警告，并无推翻政府的意图，“五月风暴”不是预谋的造反计划。对于它的过火和狂热之处，马尔罗称之为“诗意的幻觉”，著名的政论家勒内·阿隆说它是“法兰西民族感情的一次大宣泄”，“一次集体的精神错乱”，“一次全民族狂欢的嘉年华会”。人们可以嘲笑那些夸张的口号，那些乌托邦式的建议，那种仿效卡斯特罗、格瓦拉的行为，但是，却无法否认“五月风暴”的参加者，无论是学生还是工人都小心谨慎，从来没有跨越过内战这条“红线”。警方也避免发生流血事件。巴黎警察局长莫里斯在“五月风暴”中的冷静和克制一直受到各界的肯定。1998年，84岁的莫里斯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当时他最担心的不是“革命”会胜利，而是怕警方受到挑衅后动用武器造成流血事件。莫里斯为警方没有打死一个人而庆幸。
现代与传统的碰撞
导致“狂乱”和“错乱”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我们对当时的法国社会和经济作一全景式分析，就会看到“五月风暴”是很多因素促成的，有其必然性。
首先是法国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与现代化进程不相适应。经过1936年和1945年两次国有化浪潮，法国工业形成了国家垄断局面。不仅能源、运输、信贷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在国家的控制之下，许多竞争性部门，如汽车、航空等工业部门也在国家的严密掌控之中。国家通过指令和补贴，对工业政策进行干预。这种政策氛围，使许多私人企业主动地集中到国有大企业周围。其结果是国有企业的“帝国”进一步扩大了。国有企业在国家羽翼的保护下安稳度日，法国的竞争力却下降了，远远比不上欧共体的其他成员国。以德国为例，1968年，德国的机器制造业能力比法国高70％，钢铁生产高90％，塑料生产高200％。在欧共体国家中，法国的工资水平排在后面，仅高于意大利。1968年7月1日，欧洲共同体正式取消最后一部分关税，虽然此事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但是法国工业界还是焦虑地谈论着。1968年，笼罩着法国的正是这种惴惴不安的情绪。
法国农业同样面临着竞争。法国农民扎根乡土，进行小土地经营，继承的往往是过时的技术。为实现农业现代化，政府对小农庄进行强制性合并。到1968年，农村生活水平比战后初期提高了两倍，农村人口进入了几乎所有的消费领域。但是，伴随着进步而来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主要表现为：农村年轻人逐步地被从土地上驱赶走；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了生产过剩危机，农产品价格下降，土地不能保证农民获得与城里工人一样的收入。各种农民组织的活动空前活跃，农民院外活动集团的力量空前强大。1968年，农村激烈的造反事件时有发生。
法国的教育制度也十分陈旧，基本上保留着拿破仑时代的体制，课程设置落后，有些学校关于滑铁卢作战计划等内容的课程远比介绍现代科学知识的多。1968年，法国有大学生60万人，为20年前的5倍，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多。但是，大学教育设施严重不足，教室和图书馆都十分拥挤。巴黎大学有学生3万人，图书馆却只能容纳300人。教师迂腐，讲课质量低。人心思变，要求参与变革，成为学校的主人，是当时大学生的普遍情绪。邦迪说：“我们为了改造学校而被迫撞上了整个社会体系。”“五月风暴”后，新任教育部长埃加·富尔认为，大学生不是肇事者、虚无主义者，更不是嗜好暴力者。他说，发生这一事件，是教育制度本身导致的结果。
“五月风暴”中，工人之所以能对学生呼应，形成总罢工之势，是因为工人对自己的处境也极为不满。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工人的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他们有了汽车，有了住宅，得到了以前不敢奢望的消费品。但是，繁荣带来的富裕并不均衡，当工人从现实生活中、从电视上看到繁荣的大发展、大铺陈，心理上极为失衡，感到物质的进步对他们还是来得太慢。他们对半军事式的泰罗制不满，对简陋的低租金住房不满意，深感自己是现代社会中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们要求的是别样的富裕，别样的民主。此外，为抑制经济过热带来通货膨胀，戴高乐政府从1965年起实行经济紧缩计划，1968年紧缩计划初见效果，增长速度开始放慢，失业率上升到2.3％，工资增长曲线和购买力首次下降。其结果是工业结构改革提上日程，一些传统企业倒闭。工人不满情绪剧增。
1968年，统治着法国的领导层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一、金融和文凭精英。大资产阶级（金融财团巨头）和国家高级官员结盟，他们的子弟和有业绩的中产阶级的子弟构成了国家高级官员的主体，领导着这样或那样的大企业（金融的或工业的）。国家给企业津贴，控制它、干涉它。法国的企业，保持着国家性，又有贵族气。保守的、讲究舒适的、了无生气的法国精英层对未来的竞争并没有做好准备。二、领导着小企业的外省小老板。小企业主勤劳、固执，在企业内部实行有些专制的、家长式的管理，对工人的创新要求和工会的自治要求不予理会。虽说小企业构成法国工业的经纬线，为法国经济成长做出了贡献，但是小企业家的企业管理理念却十分落后和过时。“五月风暴”中，在这些过去被禁止独立表达意见的小企业中，学生的造反极易引起雇员的共鸣。
急速的现代化进程和传统的法国社会发生了碰撞，现代化进程中产生了社会不平等，引起了人心动荡，这大概就是出现“五月风暴”的根本原因。
现代化与民主化的盛大“婚礼”
“五月风暴”已经属于历史。30多年来，法国人始终没有淡忘它。逢十纪念月，报纸、杂志总是不惜篇幅地刊登回忆文章，当年的主要参与者不厌其烦地接受采访，因为他们有责任向后人叙述那段历史。多次民意调查表明，人们对“五月风暴”的观点可以不同，但都认为这是战后法国最重要的事件。这场既是政治性又是文化性的风暴，确实改变了法国。由于这个奇特的春天，5000多万法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和从前不一样了。
“五月风暴”并没有使政府垮台——这场运动本来就没有政治革命的企图。但是，令人深思的是，一个繁荣的社会，一个建立在宪法基础上的民主制度，在年轻人的冲击下，一个月内摇摇欲坠。靠着蓬皮杜总理超乎寻常的顽强，靠着戴高乐总统天才的政治技巧，这个政权才得以保全。“五月风暴”后，政权与民众之间的“父子关系”变得不能忍容，绝对的权力已经得不到认同。民众对一个年迈的、有些独断专行的总统——一位“过于严肃的父亲”公然表示反叛。“五月风暴”后，当政者认识到必须让民众了解自己在做什么，打算做什么。所以，沟通和解释提上了政府的工作日程。
“五月风暴”后，法语中有了一个新名词，叫“六八年人（soixante-huitard）”。用今天的眼光看，“六八年人”有一百倍的理由认为他们当年的要求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只不过是不满过时的教育体制，不满低租金住房，不满企业落后的管理，不满各级领导人和企业主的狭小气量、专制式的统治。他们只不过运用了集体的力量，给了政府和企业主出其不意的、富有戏剧性的一击。
30多年来，“六八年人”中，只有极少数把参加过这场运动的经历作为资本，作为晋升精英阶层的跳板，大部分人复归平淡。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他们摈弃了5月里热烈崇拜的偶像——他们心中的罗曼蒂克英雄卡斯特罗、格瓦拉、毛泽东等。紧接而来的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社会留给他们这一代人的空间缩小了，机会减少了，这就使他们更现实地看待自己和社会，大多数人放弃了激进主义，放弃了对社会评判的善恶二元论。然而，在理论上或政治上，“六八年人”大多数站在左翼一边，没有去追逐财富和名誉。“五月风暴”中的三位学生领袖，有的当了教师，有的当了记者，那位大名鼎鼎的邦迪，成为环保主义者。在工会运动、反贫困斗争、反侵略反干涉斗争，在环保主义者的行列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六八年人”的身影，他们加入到了合法的行动中和改革阵营中。“五月风暴”的精神就是追求平等、反对不公正，其内核是追求民主的价值。对弱者、无房者、无职业者的同情和支持，已成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传统的一部分，“五月风暴”是这个传统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出现了“反对种族主义援救组织”、“无住房者组织”等许多下层人的组织，这都是五月精神的延伸。
“五月风暴”文化层面的影响也渐渐地占了上风。1968年后，法国静悄悄地完成了风俗革命。20世纪60年代中期，法国社会还相当封闭，保守主义占了上风。“五月风暴”使“紧闭的门栓松动了”，社会风气从此宽松多了。其主要表现是：女权主义的部分内容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如堕胎自由，夫妇共同对家庭尽责、分担家务等。社会对两性关系的评判变得宽容得多，未婚同居得到社会的默许。但是，5月之后，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风俗革命，也带来了许多至今难以消除的负面影响。过高的离婚率，过多的青少年吸毒以及性自由带来的艾滋病蔓延……法国面对的是和1968年5月截然不同的新矛盾、新问题。尽管新问题层出不穷，但是经过这场风暴的洗礼，法国人再也不愿回到从前。
“五月风暴”，是一个经久不息地激起人们内心波澜的话题，一个常议常新的话题。“五月风暴”刚一平息，法国就有评论者指出：“我们需要好多好多年才能理解1968年发生的事情”，“五月危机对于历史学家和观察家将是一个谜”。30多年来，五月事件的研究者孜孜不倦地在探究谜底，尽管见仁见智，但如下看法是各方都认同的：“五月风暴”引起了制度危机，它是法国进入现代社会的一场文化“大翻修”，是一个关于新时代的倡议，是法国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一次盛大“婚礼”。（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