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好城市肌理

——访法国城市规划师、建筑设计师杜地阳

人物简介：

让-玛丽·迪蒂耶尔，中文名杜地阳，世界知名城市规划师、建筑设计师。杜地阳1952年出生于法国，先后毕业于法国综合理工大学、法国国立路桥学院、法国国家艺术学院，现任法国国家铁路集团设计公司总裁，参加过卢浮宫扩建、巴黎拉德方斯新凯旋门等的规划和设计。1999年以来，他领导的设计公司同中国合作，设计了西直门枢纽暨西环广场、首都博物馆、上海铁路南站等项目，在建和中标的项目还有成都天府广场、2008年北京奥运会配套工程——东直门交通枢纽暨东华广场、深圳地标建筑“天地塔”等。

记者：你做过巴黎的许多城市交通规划项目，请谈谈城市交通规划的历史沿革。

杜地阳：我出生于建筑设计师世家，可以说是在父亲的工作室里玩耍着长大的。担任建筑设计师之前，我在法国装备运输部“新城市规划局”工作，这是一个专门为城市建设提供新思路、新方案的部门。后来我到法国国家铁路设计局，主要做交通枢纽设计及火车站、地铁站设计。城市规划师和建筑设计师的双重身份，使我能够以更广阔的视野看待城市与城市交通问题。

城市交通是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一百多年前，人们出行的方式主要是步行或乘坐马车，城市的结构相对简单：一些民居和公共建筑围绕着一个广场建筑。法国普罗旺斯地区许多城市至今仍保持着这样古老的风貌。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发明了几乎所有的机械化交通工具：小汽车、公共汽车、有轨电车、卡车、地铁……仿佛一夜之间都摆到了城市里。

机械化交通工具成为新时代的象征，向原有的城市结构和城市交通体系提出了挑战，引发了一场静悄悄的交通革命。这场革命的特征是什么？它把城市带入快速运动状态，人类面临着重新组织交通的问题。20世纪20年代，未来学家渴望改变城市面貌，认为20世纪的城市里小汽车满城飞驰，占满城市空间。这种观点风靡一时，未来学家们说，瞧，这就是20世纪的城市交通！到了20世纪60年代，环城公路、立体交通出现了，到处都在修筑道路，城市肌理被粗暴破坏。这时，人们才开始认识到现代化城市不应该是小汽车占主导地位的城市。

记者：何谓城市肌理？

杜地阳：简单地说，就是城市的脉络，是历史过程形成的城市布局。城市肌理由大大小小的道路及建筑物构成，从高处看，城市不像一块有经有纬的织物吗？

欧洲城市和中国的相似之处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肌理，它们大多是在一条或多条中轴线上展开的。例如，在巴黎，卢浮宫的中轴线向香榭丽舍大道方向展开，通到凯旋门，并继续延伸到拉德芳斯区的大拱门之外。在柏林，菩提树大道贯穿了历史旧城和现代化新城，连接了城市东西两部分。北京的主要中轴线是南北中轴线，从故宫向南北延伸，此外还有以长安街为主轴的东西中轴线。中轴线给城市带来顺序，使城市结构清晰，成为城市的象征和形象。

记者：美国的城市似乎没有“肌理”，也没有中轴线。

杜地阳：美国的情况完全不同。300年前，美国还没有城市，而中国和欧洲都有1500年以上历史的城市了！美国的许多城市被称为“蘑菇城市”，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他们建城时，把空地切割成许多方块，在每个方块里盖大楼，摩天大厦就像蘑菇一样长出来了，城市就这样形成。

另外，美国城市公交体系不发达，也是有历史原因的。美国的历史是由开拓者书写，城市由开拓者创建，道路规划的出发点是：以小汽车为主，每个人独自驾车出行，是为个人奋斗者规划的。

欧洲和中国的古老城市要适应现代生活，必须进行重大的交通改革，但是，不能按美国的模式改造。如果那样做，就得把城市掀翻重建，这样怎么行得通呢？那种认为摩天大厦就是现代化的观点是很危险的。

记者：你认为现代化城市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杜地阳：第一，便于人们出行。人是要走动的，不能老是生活在自己的街区，城市应创造条件给人走动提供方便。第二，步行者在城里行走感受到安逸，获得享受。第三，人车关系平衡。车道和城市不能截然分开，城市道路不是高速公路，驾车人在城里行驶，如果一路上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感觉也没有，没有产生与城市接触的愉悦，那样的设计也是不成功的。所以，我认为在市区建高架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记者：我国和欧洲的一些城市建设或拓宽了许多道路，但是，仍然没有解决交通堵塞问题，症结在哪里呢？

杜地阳：多年来，欧洲人发现，所有方便车流的道路建设，如新建车道、拓宽已有道路等，会使更多的新车辆挤进来，交通越来越堵塞。所以，不应该再试图给城市机动车交通提供方便，而应采取其他措施。它们应包括：便利的公共交通；人行道的连续性和舒适性；集中停车中心。实行这些措施，能使机动车的占用面积减少，改善城市空间质量。在法国的南特、格勒诺布尔、斯特拉斯堡和蒙彼利埃等城市，有轨电车投入运营已经取得显著的成效，不仅疏通了城市脉络，同时为市民提供了一种新的交通方式。

北京的中轴线应最大限度地留给行人、自行车和公共交通，而不是留给机动车。关于行人的方便和舒适，我想说，如果街道又长又宽，不得不修建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的话，那么，它应该是坡形的，坡度和缓。让老年人去爬那么高、那么陡的天桥是很严酷的。楼梯应修在房屋里而不是修在街道上。

记者：让我提一个关于城市规划的社会学问题。在欧洲，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存在富人区和穷人区。从地理方位看，一般城北或城西是富人区，城南或城东是穷人区。北京的发展史上，也存在南部相对落后的问题。地理方位上的贫富差距是怎样形成的？

杜地阳：富人区与穷人区形成的原因，实际上是一个“气味”问题。几百年前，欧洲城市的卫生设施很差，居民在街上随意泼撒脏水和尿液，使得城里充满各种难闻的气味。富人们就把住宅建在迎风的位置，就是北边、西边，在有山的城市，就建在山顶或山坡上，难闻的气味容易被吹走。这些被称为“上风上水”的地方就成为富人集聚地。

我们不能听任城市规划上的贫富分化。从1977年开始，法国政府出台政策支持穷人住房，或是资助租房，补贴发放到个人；或是投资盖房，房子盖好后廉价租给穷人。而今，在政府投资盖的楼房里，安排穷人和富人混住，同一栋楼里，既有富人也有穷人。巴黎郊区的有些城市已经这样做了。既然是同一幢楼，房屋的质量就完全一样。在住宅问题上避免贫富分化，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

记者：你在各种场合提倡建设高质量的公共空间，请谈谈你的具体主张。

杜地阳：现代城市是一个运动形态，运动带来活力和繁荣，一切与运动形态有关的因素，如公交车、小汽车、地铁站、交通枢纽……体现着居民的生存状态，关系到生活质量，它们应该是城市公共空间规划设计的核心。以火车站台建设为例。1981年，法国第一条高速铁路投入运营以来，高速铁路的里程迅速增加，自然也带动了火车站建设，这使我们有机会向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空间。做这类设计时，首先要考虑其使用功能和服务功能，但是，我也想到，要让那些饱受交通压力及高密度压力的人们身处其间感到安详，体现尊严。好的公共空间还能促进人际交往，网络时代人们足不出户能办成许多事，但人们对直接接触的渴望却更强烈了，渴望从直接接触中产生幸福感，好的公共空间就能让人感到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幸福。

最后，高质量的公共空间，形象鲜明，往往能成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做好一个公共空间，如同播下一颗可持续发展的种子。马赛火车站曾是贩毒、吸毒者的聚集地，地中海高速铁路通到马赛后，设计流畅、时尚的马赛新火车站成为城市的一个亮点。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也对促进该城的经济活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记者：你和你的同事在中国已经取得很大成功，怎么解读你们的成功？是出于挣钱的目的吗？

杜地阳：完全不是，欧洲的设计费要比中国高出三倍多，我们在法国及世界上十几个国家有许多业务。但是，中国给我们带来激情，带来创造的冲动。搞我们这一行的，需要在世界各地存在，同各种文化交流，吸取其优秀成分，以便时时产生灵感，只有交流，才能保证我们20年后还会有灵感，而中国恰恰能给我们灵感。面对中国沸腾的建设，谁能无动于衷？

我读大学时，就对中国哲学着迷，如中国哲学所讲的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如天与地、阴与阳、虚与实、变与不变等，对我很有启发。比如，博物馆要留下足够的空间即“虚”，是为了让参观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展品即“实”上；再如，老子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很有道理。你看，两个平面相接，不就成了一个三维空间？中国文化使我在多方面受益。

记者：你对中国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有何建议？

杜地阳：希望中国吸取欧洲在交通建设方面失败的教训，不要复制我们的地下交通设施。欧洲的立体交通，地上层很堂皇，地下层则很阴暗，因为阳光照射不进来。现代设计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无论地上地下，都应该是光明的。我们在法国改建一些老的地铁站台，就是要让它们明亮起来，有自然光和阳光照进来。

最后我想说，全球化真是一个神奇的现象，它使人与人的接触变得容易，它促进了思想交流，加深了理解。我在法国对铁路系统的工程师、对各地的市长展示上海铁路南站的图片，我说：“这就是中国！”他们也激动不已——中国造出这样漂亮的火车站！你看，一个交通项目就使两国人民的心靠近了。（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