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的中国文化视野

——巴黎归来谈中法文化交流

10月上旬和中旬，我到巴黎采访中国文化年开幕系列活动。在这十几天采访中，我感受最深的是法国人的中国文化视野变得开阔了。

一

中法两国分别是东西方的两个文化大国，都以本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为自豪，也都把文化外交作为外交政策的支柱之一。进入新世纪，中法两国首脑商议互办文化年，并于2001年签署政府协议，成立文化年组委会。经过两年多的筹备，今秋，中法文化年上篇——中国文化年在法国开幕；明年，这个计划的下篇——法国文化年将在中国揭幕。

一般来说，两国政府能达成互办文化年的协议，有几个条件：首先是互相欣赏对方的文化；二是时机对双方都适宜；三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互相欣赏是必要前提，就像谈恋爱，若看不顺眼，就免谈了。而中法两国恰恰能在文化上互相欣赏。500年前，是法国首先发现了中国文化的精妙，对中国一见钟情。“法国中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巴尔扎克的评语）拉伯雷在他的传世之作《巨人传》中，喻示“智慧的神瓶”在中国。与他同时代的作家蒙田，在读了《大中华帝国史》后，对中国发出由衷的赞叹，他写道：“在中国，这个与我们很少交往，我们并不了解的王国，它的政府体制和艺术在一些杰出的领域内超过了我们，它的历史告诉我们，世界之大、之丰富是我们的祖辈和我们自己所无法深刻理解的。”18世纪，欧洲迎来启蒙的阳光，这个时代的三位杰出代表——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都很仰慕中国文化，写下了赞美中国的篇章。启蒙先哲伏尔泰在近80部著述、200多封信件中提到过中国，从政治思想到伦理道德，到科学技术乃至民风民俗，全面地推崇中国。1755年，他根据元曲《赵氏孤儿》改编的《中国孤儿》在巴黎上演时引起轰动，成为中法文化交流的佳话。由于启蒙先哲的推介，18世纪的法国出现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热”，并辐射到欧洲。500年前的法国，中国文化视野是那样壮美开阔。

同样，在19世纪的中国，出现了持久的“法国热”，伏尔泰、卢梭、笛卡儿、雨果、巴尔扎克、左拉、大小仲马、罗丹等大师的作品源源不断地被介绍到中国。中国新文化运动就受到法国文化和法兰西“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影响。向欧洲各国学习借鉴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对法国尤为钟情。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中说，法国既有宽度，又有深度，还有细腻。中国人的法国文化视野是那样优雅动人。

二

战后一段时期，中国和法国没有外交关系，交往受到限制。法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几乎是空白，法国公众对中国的了解出现断层，视野狭窄，认识过时。极端的例子是一些人以为中国人还拖着辫子，裹着小脚。法国人爱用“遥远、神秘”这两个词形容中国。中法两国分别位于欧亚大陆的两端，相隔7900公里；加之汉语与拉丁语属于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系，拼写难，发音难（西方人往往难以掌握汉语发音的四声），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遥远、神秘确定没错。也有许多人认为，中国蒙着一层面纱，看不清它的庐山真面目，这是遥远、神秘的另一种解读。法国人的中国文化视野变得迷蒙起来。

1964年1月，毛泽东主席与戴高乐将军决定两国建交。在两极对峙的世界，这是石破天惊之举。此后，中法两国的交流日益频繁，开始了新一轮的相互追求。欧洲科学院院士、艺术评论家格里博达在巴黎蒙巴那斯的寓所内，向我回忆起30年前的往事。1974年，还是学生的他，在葡萄牙南部万塞角邂逅法国著名政论家阿兰·佩雷菲特。当时佩雷菲特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他谈得最多的是中国在未来的世界上的作用。尽管西方还存在强大的反华势力，佩雷菲特却预见到“中国睡狮”将要醒来。第二年，佩雷菲特的新著《当中国醒来的时候》付梓，成为认识中国的向导性读物。那次谈话使格里博达终身受益，而今，佩雷菲特已作古，格利博达决心走他的路，做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他说，“欧洲中心主义”使得一些人自以为是，观察中国时俯视着，缺乏应有的谦虚。连爱因斯坦对中国古代科学也一无所知，认为科学思想在中国未曾得到发展。“西方人不知道，近代物理学的三大分支——声学、光学、磁学，中国早于西方有了发明创造。”格里博达说，他了解中国，靠读书、读文献资料，而不是靠报刊。“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法国的报刊没有给读者一个完整的中国视野。”

在从巴黎到里昂的高速火车上，我同巴黎华文报纸《欧洲时报》副社长丁立女士探讨法国报刊的中国视野问题。从2001年起，丁立一直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代表《欧洲时报》同欧洲最大的新闻摄影画刊《巴黎竞赛画报》合作出“中国特刊”，现在已出了四期。她说，每一次合作都是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有困难，有误解，却又总能一步步地靠近。丁立曾陪杂志社记者到中国西北采访。法国记者看到昔日荒芜的黄土高坡裹上绿装，看到过上温饱日子的农户，都发出由衷的感叹。随着对中国了解的深入，法国记者笔下的中国形象在改善，他们的中国视野开阔了。

法国哲学家、巴黎一大教授米肖同记者恳谈对文化交流的认识。米肖创办了一个科普协会——“知识大学”，自2000年起组织专家向公众作免费演讲，内容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办了两年，他意识到，讲座内容太窄，限于欧洲，缺乏全球视野。他把眼光转向中国：“没有关于中国的讲座，是多么大的缺憾！”今年初起，他一连组织了12个有关中国的讲座，效果出乎意料地好。如今，12个讲座的内容已结集成册，正在热销中。米肖认为，妨碍法国公众了解中国，开阔中国视野的障碍有两个：一是缺少精通中文的、有深度的、客观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他认为法国《世界报》现任驻京记者博班的报道较有深度）；二是缺乏好的译本。中国国学经典著作或基础读本，有的是从其他语言转译的，有的虽然是从中文直接翻译过来的，但译者中文水平有限，译本纰漏不少。“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不要说没有读过原著，就连好的译本都没有读过。这是研究者的悲哀。”米肖决定把学术目光转向中国。他说，中国人讲“情”，西方讲“理”，两者各有优劣短长，可以互相借鉴。今年，法国的酷暑天致使很多老人孤苦热死，使很多人想起中国的孝道和亲情的价值。法国的学者现在承认了，中国文化帮助他们开拓了研究法国社会的视野。

信笔写来，还只是采访文化年正式活动外的经验与思考。离开巴黎后，我常回想起文化年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开幕活动：巴黎市政厅举办的“‘三星堆’文物展”，神奇的殷商时期的青铜器帮助法国公众了解一个古老的中国；卢浮宫的中华服饰展示表演，羽衣霓裳使法国公众了解了一个多彩的中国……到明年7月，还有300多项文化展示活动。这一广度与深度空前的中法文化活动，将揭示中国文化深厚的底蕴和恒久的价值，将使中法两种文明、两种文化的互相理解达到一个新高度，无疑也将使法国人拥有一个更为开阔的中国文化视野。（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