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捍卫文化多样性实践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在国际舞台上坚持着一场韧性的战斗：为捍卫文化多样性而战。在这场战斗中，法国上下同仇敌忾，齐声讨伐文化多样性的敌人——文化单一化和文化产品标准化。2003年10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二届大会上，法国与加拿大联合提议，就文化多样性起草一个国际公约。该提议得到60多个会员国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松蒲晃一郎已经启动公约的起草工作，估计在2005年的大会上可以拿出草案文本。它标志着捍卫文化多样性的战斗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法国是一个政党众多、政治多元的国家，左、中、右各种政治主张各有各的市场，但文化多样性的主张却得到几乎所有政治力量的认同。法国是一个具有人文传统的民主国家，一项重大政策在推出和执行过程中，持各种观点的人议论纷纷甚至发生激烈的争论，乃是社会生活常态。可是当政府把文化多样性作为一个外交战略推出时，国内却没有歧见。可见文化多样性的主张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深得人心。

一

法国捍卫文化多样性的战斗经历了口号变化、战场转移和内涵变化的过程，即从“文化例外”的口号转为“文化多样性”，从贸易领域转到外交领域，从市场之争提升到价值观之争。

这场战斗的直接起因是美国影视产品的“入侵”。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影视产品以其雄厚的生产实力、庞大的资金投入、高科技的制作手段以及有效的发行网络，挟全球化大潮之势席卷欧洲。以电影市场为例，美国影片占了法国电影市场的60％。在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美国影片甚至占领了80％—90％的市场，本土电影溃不成军。

法国是电影的故乡，自从1895年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后，法国经过一代又一代电影人的努力，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本土电影。它具有浓郁的文学气息，叙事风格细腻，善于探索和表现心理及精神层面的问题。但是，由于文化产业化进程滞后，也由于对本国文化的某些不恰当的自负，法国对竞争对手鲜有研究。直至美国影片长驱直入，欧洲电影的“最后堡垒”面临着失守的危险，这对法国和欧洲的冲击极其深刻，有人把这场冲击喻为“铁罐”撞击“陶罐”。法国先是被撞晕了，继而奋起反抗。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文化领域的“渗透”和“反渗透”、“侵略”和“反侵略”成为美法关系的一道风景线。

1993年，在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开放服务市场的谈判中，美国坚持把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纳入自由贸易范畴，此做法引起法国的反对。当时的总统密特朗和总理巴拉迪尔“双雄赴会”，和美国代表唇枪舌剑、正面交锋。在这场谈判中，法国首次提出了“文化例外”的主张，其论点是：文化产品不是普通商品，它既有商品的属性，又有精神层面和价值观层面的内涵。文化不能屈从于商业，贸易自由化的原则不适于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所以，应该将它们从贸易自由化的谈判中排除，使法国及欧洲继续受有关政策保护。战后，法国国家电影中心下属的“支持电影基金会”规定，必须将票房收入、电视和录像带方面的广告收入按一定的百分比上缴基金会。法国1/3的电影依赖这一基金拍成。欧洲也在法国推动下从1989年起实行“无国界电视”指令，指令规定：在欧共体国家的电视屏幕上，必须保证60％的时间播放欧洲的节目。

以美国为首的主张“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势力强大，“文化例外”未获通过。但是，法国感到欣慰的是，欧共体以整体名义拒绝让美国的文化产品自由进入，拒绝让它们享受“国民待遇”，法国算是“取得了一半的胜利”。“文化例外”的提出表明，当多数国家还没有意识到经济全球化有可能带来文化全球化的危险时，法国已有胆量站出来，率先把“文化例外”这个概念引进国际关系，在贸易领域争取其正当性和合法性，这表明了法国在文化问题上的敏锐。

二

乌拉圭回合后，法国继续争取“文化例外”的合法性。1998年12月，在经合组织“多边贸易协定”的谈判中，它反对投资的过度自由化和随意性；1999年西雅图世贸组织大会上，在新的视听产品领域和服务领域，如网络服务、电子商务等，美国与法国关于开放与反开放的斗争进一步激化。

这场挑战首先是经济领域的挑战。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平均寿命的延长，工作时间的减少，退休年龄的降低等因素的出现，使得人们有更多的时间从事文化娱乐活动，这就为文化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娱乐业的销售额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增长，它创造着就业，创造着财富。美国的影视产品已成为仅次于航空业的出口支柱产业。美国是移民国家，多文化共存是美国的鲜明特点。但是，在美国领导人看来，“文化例外”与多文化共存没有关系，起作用的是市场逻辑，全世界都应该遵守贸易自由化原则。在西雅图会议上，美国就“文化例外”问题发表公告说：“这个主张忽视了一个事实：其他服务部门也在完成一定的社会目标，也具有自己的特定性质。这个主张还忽视了关贸总协定组织已经对法国的特殊担心做出了灵活的回应。”美国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如今美国社会的许多为欧洲人所厌恶的特点——包括缺乏一种“厚重”文化——其实都是所有后工业社会在21世纪将会遇到的变化。总之，美国很不以为然——文化没有例外！

这场挑战也是价值观的挑战。美国深知自己的优势所在，它就是要通过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的优势，输出美国文化和美国思想。而挟全球化大潮而来的文化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思想和美国价值观的载体。

强势文化汹汹而来，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的语言被说得越来越少，他们的历史正在被遗忘，他们的文化走向衰弱。不仅弱势文化国家，连法国这样的文化大国也感到了危机。200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文发展报告》称：“当今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呈现从富国向穷国传播一边倒的趋势。”报告还指出：“必须扶持本土文化和民族文化，让它们同外国文化并驾齐驱。”2001年，法国总统希拉克不指名地告诫美国说：“每一种文化都有巅峰期，也有低潮期，无论哪种文化都应该被保留在人类的集体记忆中。当一种文化向外推进时，推进者应该扪心自问：是否应当将强势文化强加于人？”

人类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的历史进程，孕育出不同特质的文化。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常态，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尊重其他文化是人类伦理的核心支柱之一，其含义是尊重文化最根本的异质性，尊重身份特征的差异性。身征特征是由语言、文化、哲学、习俗、信仰等多种因素组成的，它是某一特定人群在其整体的、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也是这一人群区别于另一人群的标志。所以说，语言的未来、文化的未来，关系到特定人群身份的未来。丧失了身份特征的人们，就丧失了“我之所以为我”的根据，也丧失了存在的理由。曾经很不客气地把美国称为“超超级大国”的法国前外长韦德里纳也曾深情地表示：“我爱法国。爱它的历史、它的语言、它的地理、它的乡村、它的风景和巴黎市，爱造就法国和生活在法国的人们，爱法国的独特性。”这番话表达了他的爱国情感，也表达了他对自己生长的土地的强烈归属感。

经过近10年的实践与思考，法国决定把争取“文化例外”之战提升为争取文化多样性之战；决定摆脱在世贸组织内同美国无休止的争论，走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讲坛，到这个更适宜宣扬文化多样性原则的机构去为文化产品争取一个合法的身份地位，去团结所有受到文化全球化威胁的国家，争取它们应有的文化生存权和传播权。更重要的是，为建立一个和平世界夯实多文化共存、多文明共处的基础。文化多样性就这样成为法国的战略选择，成为其多边外交的一个目标。自2000年起，法国每年都在凡尔赛宫举办“文化多样性论坛”，邀请各国政界、文化界人士参加，力图把它办成可与达沃斯经济论坛相媲美的文化论坛。

法国认为，仅靠文化多样性宣言还不能回应文化全球化的挑战，应该签署一个文化多样性国际公约，使之具有国际法地位，根据公约，可对违反多样性原则的行为实施制裁。这个公约还应纳入《联合国人权宣言》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这两个公约的框架内。

进入新世纪以来，法国总统、外交部长、文化部长等领导人在多种高峰会议上多次倡导文化多样性的原则：一、文化创造具有特殊性，文化产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二、所有的文化享有同等尊严，享有通过表达和传播得到表现的权利；三、每个国家有权自主决定文化政策，有权通过必要的公共政策保护和发展文化遗产和语言遗产；四、文化多样性既体现为保护和发展本国的文化，也体现为对其他文化的尊重和开放。

原则一经确定，法国便开始在国际上争取理解和支持：欧盟、法语国家、其他文化大国……所有认同多样性原则的国家，都义不容辞地加入了这场战斗。美国在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年之后，于2003年重返该机构。刚一返回，就遭遇法、加联合提案之事。美国不赞成，公约通过了也不会遵守，就像它不遵守其他许多国际公约一样。但是，这不妨碍文化多样性的原则得到国际性的认同和支持。

作为文化大国的总统，希拉克这几年不遗余力地倡导文化多样性原则。他对东方文化的推崇，不仅是出于个人爱好，更是为了表示他对其他文化的开放态度，是为了身体力行实践文化多样化的原则，体现了文化大国领导人的风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公约起草工作后，他欣喜地说，一旦有了公约，为自己身份特征而担心的人民，将以更自信的姿态向其他文化开放，各国人民和谐相处也有了新的保障。（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