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老夫人和她的古堡

1994年金秋，我在濒临法国西海岸的布列塔尼地区乡村采访完毕，乘车回大区首府雷恩市，途中看到一座古堡。那古堡质朴凝重，别有一种沧桑感。同行的法国人告诉我，这叫凯维堡，是法国最大的私人服装博物馆。古堡的台阶上，一位眉目清秀、举止优雅的老夫人正向最后一批参观者挥手告别。我走近博物馆，她看清了我是个中国人，十分兴奋，破例为我延长了开放时间，还亲自陪我参观。法国多古堡，古堡的主人则多为贵族世家的后裔。我见凯维堡里挂着各种绘有兵器图案的族徽，我想，这位老太太大概也是名门之后，继承了古堡，办起了博物馆。参观完毕，问起这古堡的历史，方知大谬不然。老人说：“哦，这古堡不是我的，我租下它30多年了，按月付租金。不过，为修葺古堡，我已经花了2000万法郎。这不是投资，是没有回报的。”

我一时惊愕得说不出话来——天下竟有这样的房客！老太太从哪里来？她为何要守着古堡？一个个问号浮现在脑际，但匆匆地参观，匆匆地交谈，我只知道她叫多米尼克·布盖，年过70，是这所博物馆的创办人。

带着一个谜团，我回到了巴黎。此后好长一段时间，每天忙完日常工作，静心默思时，就会想起布盖老太太。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拨通了她的电话，她在电话里带着颤音说：“你还想着我。”就这样我们慢慢熟识起来，又有了一些书信往来。两个月后，受她的邀请，我专程到凯维堡去了一趟。那是初冬的11月，博物馆已经闭馆，古堡里幽静冷清，伴随老人的是她的两条狗。老人留我在古堡里住了一夜，和我作彻夜长谈，娓娓地将她同古堡的30年情缘道来。

下面记录的，是那个初冬的夜晚，布盖太太对一个中国客人的自述。

租古堡

我是在“二战”胜利后结婚的，第一次婚姻失败了，后来认识了迪迪埃，找到了真正的爱情。1960年，我和迪迪埃到布列塔尼旅游，第一次看到凯维堡。当时，凯维堡破败不堪，快要坍了，我却一下子喜欢上它了。年轻时，我在卢浮宫艺术学校学过艺术史，我特别能体会“残破美”，从“残破美”中理解历史，理解人类社会的沧桑变化。你想一想，从3世纪起，就有了这座古堡，起初是罗马人的木头城堡，后来改修为石头的，到14世纪才扩建到现在的规模。1931年以前，这里还是贵族的宅第。好多显赫的布列塔尼人、国王的侍从长、王宫里的太傅以及为王室建立过赫赫战功的将军，都曾是古堡的主人，古堡凝聚着布列塔尼厚重的历史。1931年后，贵族的后人再也没有财力维修了，只得将古堡出售，其后几度易手。我们不忍心看着古堡坍塌，任那段历史随之湮没，便忽然萌发了一个念头：买下古堡。

当时古堡的主人是附近的一位农民，他以公顷论价买下了凯维堡，现在却想卖个好价钱，他张口开价3000万法郎。我和迪迪埃面面相觑：我们哪里出得起这钱呢？但我不愿放弃。此后，我们又来过好几次，同那农民反复地谈价钱，没能成功，最后我改变了方案：租下这古堡，每月付6000法郎租金，同时承担照顾和赡养那农民的责任。那农民老了，儿子不孝，从不来看望他，更谈不上赡养了。1965年，我们正式租下古堡。

哪里想到，这个决定改变了我和迪迪埃后半辈子的生活。那时，我们还住在巴黎，两人都有称心如意的职业，我先后在电影制片厂和电视台搞服装设计，月薪2万法郎；迪迪埃自己开了个公司，搞室内装潢，既当老板又当工人，收入也很不错。我们没有要孩子，仿佛一对无忧无虑的大孩子，过着随心所欲、舒舒坦坦的日子，像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一样享受生活。有了古堡，一切都变了，变得那样急剧，完全超出想象。

修古堡

我和迪迪埃开始在巴黎和雷恩间往返奔波。每个星期五晚上，我们搭乘夜间火车到雷恩，下了火车再驾小汽车（我们在雷恩存放了一辆车）到古堡附近的乡间旅舍住下，第二天天一亮直奔古堡，连续干两天活，星期天晚上再赶夜班车回巴黎。从1965年到1980年我正式迁居古堡的15年间，我们就这样奔波着，忘情地干着。那时，古堡里不通水不通电，也没有暖气，我们在里面一待两天，啃着面包过周末。啊，自从有了凯维堡，我们就过起节衣缩食的日子，再也没有享受过休假之乐，旅游之乐、再也没有上过餐馆品尝美食。说来你也许不信，我身上这件开司米穿了整整30年，这衬衣也有10年了。我是搞服装设计的，华美的服饰对我有很大的诱惑力，但是，我抵御住了。我记不起已经有多少年没有购置衣服了，裘皮大衣呀、晚礼服呀，都同我无缘。为什么抵御得住？为了修复古堡，这是我的生活选择，我无怨无悔。

凯维堡没有被列为国家级和大区级的文化历史遗址，所以政府拨下的维修款有限，只占全部维修费用的5％，其余全靠我们自己筹集。我和迪迪埃半辈子积攒了上百万法郎，但同所需的浩大开支相比，只是个零头。我开始变卖父亲留下的古董。

我父亲是普罗旺斯农民的儿子，攒了一些钱后，到巴黎谋生，开了一家药店。他爱好收藏，晚年把全部积蓄都用来买古董。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古董价钱很低。我常常看到父亲把瓷器、油画、古色古香的家具一件件地搬回家来，他那心满意足的神情我这辈子永远忘不了。父亲的收藏品，足可以开一个博物馆。我是他的独生女，却没守住这份遗产，成了败家子，为了古堡，把他的收藏差不多全卖了。六七十年代，法国经济繁荣，古董行情看涨，父亲遗留的古董全卖了好价钱，这笔钱总共约有2000万法郎，都用来填凯维堡这个无底洞了。

我和迪迪埃共同修复古堡15年，这15年，我们之间更和谐了，感情在这里得到升华。重大的维修是请工程队做的，而古堡的42间房全是迪迪埃亲自装修的，80扇窗也是他重做的。我们常常是各干各的，休息时才说会儿话，他拿着榔头或排刷，我手持扫帚或鸡毛掸，往旧家具上一坐，说笑一会，疲劳就消除了。晚上，喝着从巴黎带来的威士忌，啃着面包、火腿肠，我真正地体会到创造的快乐。多少理解，多少挚爱，尽在那无言的相视一笑中！我感到，幽深的古堡变得温馨，有了活气。

办服装博物馆

当初决定租古堡，是出于对祖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热爱，不忍心看着它倾塌。1980年，古堡的修复工程初步告一段落，我提前退休，从巴黎迁到这里定居，想到应该利用古堡来做点有益于公众、有益于社会的事情。

第一个念头是成立古代服装博物馆。我是搞服装的，我知道法国的服装博物馆少得可怜，当时一共只有4家，两家国立，两家私立，这数目同法国作为世界时装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英国的时装业没有法国发达，却建有47个服装博物馆。从50年代起，我陆续收藏了一些古代服装，共有200套。这些服装好好整理，就够开个博物馆了。父亲的古董卖得差不多了，办馆还得花钱，必须精打细算。我一次一次地回巴黎，通过朋友的介绍，把时装店淘汰的人形模特买回来，价钱便宜多了。经过三年的加工和配套工程，200套服装整理完毕，可以展出了。展厅里的家具是我从各处觅来的，也有一部分是我父亲遗留的，都同服装的年代一致，这些服装在灯光照射下熠熠生辉。1983年开馆前夕，我独自在古堡里徜徉，轻轻地抚摸着模特，喜极而泣。这世界上，并非人人都能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我却能在我所热爱的古堡里向公众介绍我所喜爱的服装，这是何等的幸运！

博物馆开馆后，参观的人不少，他们起初以为我是豪富，及至了解我们夫妇含辛茹苦的创业过程，都流露出敬佩之情。有的向我提供古代服装的线索，有的慷慨地把祖上留下的服装赠给我们。现在，我们已有400套馆藏服装，9000种服装资料，常年展出的服装有60套。

服装实际上折射着一个时代，服装展应当走向更高层次，向参观者提供艺术的、历史的、哲学的多方面的知识和思考。每当我端详着古代服装上那华美的刺绣时，我眼前会浮现出一群十来岁的穷人家的小姑娘，那时候，就是让这么小的孩子到地窖里刺绣的——因为她们灵巧，也因为地窖里潮湿，便于保存丝线。服装史让你懂得了绣衣锦服背后隐藏着的冷酷。再说说19世纪流行的紧身胸箍吧，真是很不人道，无论男孩女孩，从两岁起就得围上。有钱人家的围金属的，穷人家的围纸浆板，无论哪种，都束缚着人的身体，也限制着人的行动自由。这可诅咒的胸箍，男孩戴到7岁换上男装为止，解脱了；女孩得终生受罪，到死都戴着，我们竟有过这样愚昧黑暗的年代！

我现在一身是病，膝关节不灵，走不动路，爬不动台阶，我不出古堡一步。20岁的伊芙琳是博物馆唯一的一名正式职工，也是我生活的帮手，她完全理解我所做的一切，我们情同母女。迪迪埃1991年得癌症过世，他的骨灰就埋在古堡的大树底下。法国不兴火化，可他信。他的骨灰和古堡泥土的芳香融在一起。我知道我的日子不多了，我也要火化，和迪迪埃的骨灰埋在一起，我们的灵魂将与古堡同在。我放心不下博物馆。眼下，我正在同省政府商谈，我身后，将把馆藏赠送给政府，条件是政府给博物馆一定的资助。（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