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1919—1949年间

1919年9月15日，中国宣布结束对德战争状态。1921年5月20日，中德两国签订《中德协定》，这是中国第一次与列强之间在平等和互不歧视的基础上签订的。在这一年，魏玛政府把瓦德西从中国掠去的北京天文台的仪器归还中国。德国在华的发展重点转向经济和文化领域。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德国文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经过其他外语翻译介绍到中国。1920年陈望道第一个从日文翻译出版整本《共产党宣言》。一些著名的德国哲学著作，如康德、黑格尔的作品被译成中文。中国学者王国维早在1910年以前就研究过叔本华、康德和尼采的著作。以后其他学者研究过黑格尔哲学，沃伊肯（Rodolf Eucken）的新唯心主义“能动主义”哲学和德里施（Hans Driesch）的新活力论，后者曾于1922年来上海讲学。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也曾于1922年由日本返国途中在上海讲学，《东方杂志》1922年第19卷第24号就专辟为《爱因斯坦号》，以资纪念。

20年代中叶，德国文学名著，如格林童话，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作品介绍到中国。郭沫若所译《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有多种译本的《茵梦湖》，在我国反封建、反旧礼教的斗争中都起过积极的作用。鲁迅在1936年专门为德国版画家凯特·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1867—1945）的作品作过详细介绍。

在这些年代，中德之间的文化关系在两个领域中变得重要和突出：一个是在华的德国人加强对中国文化的社会性了解和研究；另一个是中国学生赴德留学。文化交流在国家一级上展开。战后在华的德国人，约有一半生活在上海，约1500人之数，另一半生活在天津、青岛、汉口、北京、哈尔滨、广州、济南和沈阳诸地，大多建有德国侨民区，内设有现代化的德国学校和教堂。1923年当时的西门子中国公司经理勃吕歇尔博士（Dr. Brücher）成立了“德国工程师中国协会”，以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交流。它得到私人、国家、公共机构的资助，并对中国的经济立法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东北，首先在抚顺和鞍山煤矿，形成德国工程师和专业工人侨民区，另有三十名医生结社，参加上海的“德国医生联合会”。1930年12月在上海成立东亚博物学和民俗学协会（OAG），还有美茵河畔法兰克福“中国学院”（China-Institut）的上海友谊联合会。法兰克福“中国学院”是由汉学家卫礼贤在1925年成立的，为的是大力促进中德文化交流。

德国在华的学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再度开办，以上海、北京、天津为最多。战争时期被中国没收的上海德国学堂的房屋，1922年发还，1924年开始上课，称“威廉皇帝学校”，程度相当于中等专科学校，1932年起获中国市政当局的补助，1935年在校学生数达265名。在德国学校中，对中国教育具有影响的，首数上海同济大学。同济大学前身为同济德文医学校，1907年由德国人所建，获德国工业、商业和银行界的资助。创办时设德文、医学两科，1912年同济德文医学校增设工科，更名为同济医工学堂，1917年大战期间由中国接收，定名为同济医工专门学校。1927年正式命名为国立同济大学。它是培育了解德国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学者的主要渠道。1936年同济大学设医学院、工学院、理学院三院，并附设机师学校、高级职业学校、高级中学、德文补习科及实习医院、实习工厂等。建校初期，任教的多系德国学者，至1937年尚聘请多名德籍教师，教学上使用德语教学，注意理论与实际结合，以完备的设备和敦厚的学风为社会所注目。

中国学生留学德国，20年代后数目激增。根据1921年《中德协定》的附加换文，德国政府同意提供奖学金，接受中国学生入德国高等学校或为中国学生提供实习场所。在战后德国通货膨胀时期，中国学生去的不少。1924年仅柏林一地约有近1000人。1925年中国留德学生数为232人，1926年为214人，1927—1928年为174人，欧洲经济危机爆发年代1928—1929年降到153人，此后又上升。中国留学生主要集中在柏林、慕尼黑、耶拿、达姆施塔特、不伦瑞克、汉诺威等城市的大学和工科高等学校学习，主攻专业分别为技术科学、自然科学、医学、化学、国民经济学和哲学。他们中后来有不少成为中国著名人物。蔡元培（1868—1940）1907年至1911年在德国，先在柏林大学，后在莱比锡大学学习，1912年回国后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坚持洪堡式的教育观点和教育改革。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积极支持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对新老思想“兼容并包”。还有一系列政治家曾到德国留学、游学或寻求救国之道。其中周恩来1923年曾在格廷根大学居留，朱德1923—1926年也在格廷根大学学习，他们后来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朱家骅（1893—1963）1914—1922年留学德国，十年后成为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中央宣传部部长，在中德文化交流中起过桥梁作用。蒋纬国1926—1938年在德国学习军事学，先在密滕瓦尔德的山地野战师作士兵培训，后入慕尼黑陆军军官学校学习。

这个时期在中德文化交流中起重大作用的当数30年代初成立的北京（当时称北平）中德学会（Deutschland-Institut）。这是中德两国学术界人士首创的、从事中德文化交流的纯学术机构。从德国学术界方面说，无论是“中国学院”的院长卫礼贤还是汉堡大学中国语言和文化研究所创立者、柏林大学教授福兰阁，都努力促成在中国成立一个从事中德文化交流的中心机构。福兰阁说：“莱布尼茨在几世纪以前所办过的事情，现在已经开始实现”，“我们应把中国文化建立在真实上，一种严肃的学术，才能有助于认识这种真实”。从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方面说，越来越迫切需要全面深入了解德国，首先是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它的自强之道，因而迫切需要一个文化交流的中心机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心北京，德国的汉学家和中国的留德学者，开始行动起来，创办研究德国文化的协会。卫礼贤的儿子、北京大学的德语教师（后为教授）卫德明（Helmut Wilhelm）和中国学者郑寿麟给创办中德学会以最初的推动。新任驻华公使（不久升格为大使）陶德曼博士（Oskar P. Trautmann，1877—1950）也亟表支持。1933年3月27日的中德人士会议上，组成筹备委员会，5月4日筹备完成，定名为中德文化协会（Institut für deutsche Kultur），后因南京亦有同名协会（朱家骅促成的），遂于1935年更名为中德学会。

在1933年5月4日的成立会上，再次明确了成立的目的与创办之宗旨：“纯以研究中德两国之学术，沟通两国之文化，增进两国学术之合作，促进两国人士对两国固有文化与学术的彼此深刻了解”；规定了任务：1.为热心于中德文化研究的两国学术文化界人士提供种种方便条件，促进研究的深入；2.成为两国旨趣相同的学术文化界人士的联络中心。成立会上，还推举出董事，他们都是当时中国学术界、教育界的泰斗和外交界的耆宿，均是留德学者或同德国有着深厚渊源关系者，包括蔡元培、胡适、朱家骅等21人。中德学会还特邀陶德曼大使和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博士为名誉会长，以便于争取中德两国政府和官方名流的支持。

在中德学会成立的最初几年，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特别在1935年中国学者冯至博士（1905—1993）和德国人谢礼士博士（Ernst Schierlitz）被推为主持工作的常务干事后，工作更是有声有色。他们两人通力合作，拟定新的规划，扩大学会的学术范围和学术影响。他们特别重视编译《中德文化丛书》，要把德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第一流的学术著作，系统地介绍给中国，使中国人了解德国文化的根本精神。1937年5月抵达北京的福兰阁的儿子傅吾康博士（Wolfgang Franke，1912—　）加盟中德学会，使学会的学术力量更为加强。但这时冯至博士已离开中德学会去了南方，这位爱国的民主学者不愿在日本人控制和占领下的北京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的中德学会开始散乱，前景堪忧。多亏傅吾康博士的大力担承和全力支应，总算保持了中德学会及其学术工作。在日伪统治北京期间，中德学会依然是一个纯学术的研究机构，而且是非纳粹的、亲中国的中德学术交流机构，因为傅吾康本人就是一位非纳粹的、亲中国的汉学家。可以说，1937年后的中德学会是保持中德文化交流的唯一“渠道”。

注　释

〔1〕据冯承钧先生考，“带辇”实为“丹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