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向东方压进”与“向西方学习”

19世纪60、70年代后，“西学东渐”与“东学西被”进入第二个高潮，西方现代科学技术输入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大量西传。与此相应，中国与德国的文化交流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直接接触，官方交往，逐渐形成各自的文化政策。

德国自古有“向东方压进”的口号，本来含义是指向东部斯拉夫人土地，现在则包括指向中国。1861年普鲁士代表关税同盟诸邦遣使节团来华签订条约，德国对华的文化政策也就处在“向东方压进”这一西方殖民扩张的利益政策之下。学者、汉学家、教士、教师的文化活动，也就不能不打上这样的烙印。随普鲁士使节团来华的人员中，除一名专家外，还有三名自然科学家，其中包括著名的地质、地貌学家李希霍芬男爵（Ferdinand Richthofen，1833—1905），他是受海军部的特殊委托来华调查中国的地形和资源的。1868—1872年得美国银行资助再度来华，在中国内地先后作了七次考察旅行，足迹遍及中国十八省中的十三省，包括山东、直隶、四川及华中、华南、华西和东北南部，调查、搜集地质、矿藏、黄土、海岸性质与构造线分布等资料，特别注意资源地区的分布，注目于山东煤矿和胶州湾港口。为了酬谢上海西商会的“帮助”，他给西商会负责人写了十封信，提供中国的通商路线，要他们注意山东煤矿的重要性和胶州湾是一个值得夺取的军港（这些信件1903年以《李希霍芬男爵书简（1870—1872）》为书名在上海出版）。归国后发表《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的调查结果》一书（China, Ergebnissee igener Reise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36卷，外一册《中国地图集》，从1877年开始出版，到1912年才出齐）。此外还著有《山东及其门户——胶州》（1898）等。李希霍芬对亚洲地区的地质、地貌特征进行了科学分析，并提出中国黄土风成的假说；在地理学方法论问题上，强调区域性原则对地理学的重要意义，认为地理学主要研究不同区域各种现象的相互联系。因此我们说，李希霍芬对于自然社会的重大贡献是无可争论的；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位波恩、莱比锡、柏林大学的教授，后来还担任柏林大学校长和国际地理学会会长，是一个自觉的、有目的的代表外国资本、特别是代表德国在华资本利益的人。

在普鲁士使节团抵达中国的同一年，清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负责和外国打交道的工作，同时负责推行学习西方的“技艺奇器”。总理衙门的建立，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始。一年后，1862年，总理衙门创办中国第一所外语学校“同文馆”，以造就翻译人员。原先各通商口岸出现的买办、西崽，流品甚杂，修养不高，不仅不通西洋文化，也不通中国文化。同文馆创办时，只招到满族少年十名，先开英文馆，继开法文、俄文馆。经三年学习后，优秀者派到欧美各国游历，以“增广见闻，有裨学业”。1868年8月，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出第一个外交使团，历访美、英、法、普、奥、俄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使团的列车上第一次扬起中国国旗：黄底，四周镶蓝边，三米多长的旗幅上，有一条巨龙在飞舞。这个团的使命，名义上是“回访”和“换文”，实际上是去西方学习，了解世务的，特派钦差志刚1870年回国后所写的《初使泰西记》可以证明。从这时候起出现了中国洋务自强运动中第一代“向西方学习”的人。洋务自强运动可视为中国被迫转向现代化的启动阶段，但它的“学习西方”，尚不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其主要着眼点乃是学习西方技艺，以求“御侮自强”之术，维持原制度不受损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正是这一含义。但是，一当人们到达西土，在先进的制度和科学技术面前，情况就不能不起变化，不说青年人，即使像志刚这样平庸的满族官员，在不平常的际会中，也会有不平常的体会和认识。“中学为体”这一点就很难保住了。

在1870年，中国就派有留学生去德国，学习“船坚炮利”的军工技术。1877年李鸿章也曾派七名士官去德国学习军事。赴德学习理工西学似是成为一种传统。80年代起派往德国的中国公使和其他官方代表团，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购买洋枪、洋炮、船舰、机器。19世纪下半叶，中国最了解西方、最了解德国的人物可能数张德彝，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张德彝（1847—1919）即德明，籍隶汉军镶黄旗，同文馆第一届学生，1866年十九岁时随斌椿游历欧洲。1868—1869年又随志刚使团出使西海，先经日本到美国，过大西洋到欧洲，出地中海过印度洋入南海，正好自西往东环游世界一周。他先后八次出国，每次都留下一部以《述奇》为名的日记体裁的闻见录，共七十余卷，200余万字，算得上一个大游记作家。这八部《述奇》中，《航海述奇》四卷，记同治五年（1866）游历欧洲；《三述奇》八卷，记同治九至十一年（1870—1872）随崇厚使法，故又名《随使法国记》；《六述奇》十二卷，记光绪二十二至二十六年（1896—1900）随罗丰禄使英，故又名《使英日记》；《八述奇》二十卷，记光绪二十八至三十二年（1902—1906）出使英、意、比国。上述几部《述奇》中，均对德国有所记述，而《五述奇》十二卷，则是记光绪十三至十六年（1887—1890）随洪钧使德，专门记述德国情况的，故又名《随使德国记》。张德彝是一位具有“维新”思想的人，长期广泛接触西方的社会和文化。他在国外既保持中国人的气节，又虚心学习西方先进事物，因此记述比较客观，比《乘槎笔记》要生动、具体、深入得多。《五述奇》全面介绍德国的最新情况和最新知识，录下对德国现代工艺技术的“第一印象”——科学技术领域中的新发明，在文化史上颇有价值，而对中德人民友谊的记述也不在少数。虽然他的“西学”不像严复那样精通，但也是属于佼佼者了。

德国侵占胶州湾和参加镇压义和团起义，是“向东方压进”的军事表现，它严重损害了两国之间文化交流的基础。但是中国人民不屈服于“炮舰政策”的英勇反抗，迫使西方列强不得不辅以一种怀柔性的对华政策，这就是争取中国赞同欧洲文化，通过文化影响来赢得未来的中国领导层。一种新的文化政策开始了：教会学校的活动受到不加宣扬的支持；加紧派遣教师到中国；鼓励中国学生在本国教会大学受教育。1908年美国首先提出把庚子赔款中的大部分留在中国办教育。1907年德国驻北京公使雷克斯伯爵（Graf Rex）在致外交部的报告中，强调在中国需要一种德国的文化政策。德意志帝国海军部（中国的德国“保护区”青岛的最高行政官厅）才开始行动起来。它委托汉学家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同清政府商谈，在青岛建立德国学校事宜。福兰阁1888年来华，为使馆实习翻译；1890年后任翻译和领事，对于中国文化了解甚多，对中国比较友好；1901—1907年转任中国驻柏林使馆参赞；此后任汉堡大学、柏林大学中文教授；著有《中华帝国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直隶热河地区记》、《中国土地所有制的法权关系》、《1894—1914年列强在东亚》、《关于中国文化与历史的演讲和论文集（1902—1942）》等多种，影响甚大。在同中国商谈中，福兰阁“保证”德国学校招收“中国孩子”；不仅使孩子们了解德国，而且重视中国自己的文化；学校中取消宗教宣传；中国人参与学校的行政管理。福兰阁这一所谓“尊重中国主权和保护中国民族特性”的文化方针，虽遭到在华德人包括公使雷克斯和青岛总督的反对，但第一座德华高等学校（中国名为“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于1909年在青岛成立，并由中国人任学堂总稽察（校长之一）。1913年设有四个系：法学社会学系，自然科学系，农林经济系和医学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传教士在华主办的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比英法美少得多，而且活动范围基本上限于山东。1913年上海的德国商人在一份备忘录中，要求政府推行积极的学校政策，并为去德国学习的中国大学生提供奖学金。

这个时期，德国来华的传教士活动较前增加，天主教教士超过基督教牧师，山东超过其他各地。但这时的传教士，大多同德国在华的殖民利益纠缠在一起，布道和吸收教徒以及创办学校医院等，都会引起中国人的愤怒和反抗。但是也有一部分传教士，在中德文化交流中起过积极作用，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就是代表。卫礼贤是德国同善会传教士，汉学家，1897年青岛被德国占领时来华传教，对中国高度发达的古代文化深表敬佩，为自己取字“希圣”。他创办礼贤书院，主要研究中国的儒家学说。辛亥革命后在青岛组织尊孔文社，主张复古。他在华多年，以从未发展一名教徒而自豪。回国后讲授中国古典哲学，撰有多种著作，如《中国文明简史》（Eine kurze Geschichte für Chinesische Zivilisation）、《实用中国常识》、《中国精神》（Die Seele Chinas）、《中国的经济心理》、《东亚，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变化》（Ostasien, Werden und Wandel des Chinesischen Kulturkreises），1920年后翻译《易经》、庄子、列子、吕氏春秋等，致力于德中友好。

在德国本土，为了加强中德文化联系，建立了“德国东亚自然和人类学协会”、“东亚艺术协会”、“汉堡不来梅东亚协会”等。在德国开始出现研究中国的热情。学者们对“中国学”的研究渐加精密，形成科学的“中国学”或“汉学”。自甲柏连（Georg von der Gablentz）1881年出版名著《汉文典》（Chinesische Grammatik）以来，德国的汉学研究如旭日初升，所取得成就令人刮目。卫礼贤之于经学，福兰格之于史学，佛尔克（Alfred Forke）之于哲学，柴赫（Erwin von Zach）之于训诂与文学，俨然成为德国的“四库全书”。20世纪初，一些中国古典名著相继被译成德语出版，它们是汉学家卢德尔斯贝格尔（Hans Rudelsberger）译的《封神演义》（1914年译了一半）；布伯尔（Martin Buber）节译的《聊斋志异》；汉学家老甲柏连（Hans Canon von der Gablentz）19世纪从满文缩译的《金瓶梅》和库恩（Franz Kuhn）缩译的《红楼梦》。戏曲方面比较重要的德译本是克拉朋（Alfred Henschke Klabund）的《灰阑记》和洪涛生（Vincenz Hundhausen）的《西厢记》。抒情诗方面常译的有诗经，陶渊明、李白、白居易的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易经》的德译本已有八种以上。

在中国方面，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出现一种不明确的多元的文化政策，其主要内容是“向西方学习”。洋务派一心想仿德国的富国强兵之术，以巩固摇摇欲坠的政权。1896年李鸿章出使俄、德，特地跑到弗里德里希斯卢庄园去拜访早就下台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殷殷相询：“然则为政府言，请问何以图治？”俾斯麦答：“以练兵为立国之基，舍此别无长策。”李鸿章于是说：“必将仿照贵国军制，以练新兵。”这些话见《李鸿章历聘欧美记》书中所载，却无一语谈及中德文化，只有李鸿章带去的厨师班子和中国菜肴，给西方留下深刻印象。李鸿章离去时，留影题词，词曰：“仰慕毕王（即俾斯麦）声名三十余年，今游欧洲，谒晤于非得里路（即弗里德里希斯卢）府第，慰幸莫名。光绪廿二年五月望日”，算是唯一留下的文字手迹。洋务派和清廷历任驻德国公使在中德文化交流中未起特殊作用。20世纪初中国出现的小说《孽海花》，可说是中德文化交流的畸形产物。书中主角赛金花，随状元出身的才子洪钧出使德国，时年方十六、七岁，并无可能同年逾半百的总参谋长瓦德西相遇相爱之事，而书中却加以渲染，并宣扬一种妓女爱国主义，这在大多数中国人是不赞同的，倒是投合了洋务派的所好。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支持立宪维新运动，对德国的宪政、立法相当崇敬。1904年中国废除科举制度，自此才对西方现代的自然科学、精神科学和政治、社会思想真正开放大门。1905年的所谓五大臣出洋，就是去考察欧美的宪政的。五大臣之一的戴鸿慈，在其《出使九国日记》中，对德国的立宪政体倍加肯定。他在参观“柏林大学堂”图书馆（藏书120万部）和军事博物馆时印象很深。此后有一些更为激进的知识分子，留学德国，寻求救国之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德之间的文化活动近乎完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