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化碰撞：“图象”的变化

约从18世纪末叶起，随着西方商人和旅行家的报道日增，以往耶稣会士笔下对中国理想主义报道被挤到一边。商人们对中国文化或者对“中央王国”的精神生活少有兴趣，只对对华贸易和赢利兴致勃勃。在欧洲接着也在德意志兰，莱布尼茨式的对中国开放和宽厚的态度，越来越被“欧洲文化优越论”所代替。在欧洲的精神生活中重新燃起希腊罗马古典艺术之火。19世纪30、40年代，工业革命，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借助优越的技术和军事力量的殖民扩张，追求强权的获益，代替了对于中国的兴趣。现在不是中国，而是欧洲处于一种“自大感”和“欧洲中心”的精神状态中。以往对中国的谐和之音转向反面，中国和中国人的图象变成为怪诞不经，滑稽可笑，穷困潦倒，毫无希望。由利玛窦和汤若望等打开的朝向中国的窗口，再度被关上。“罗可可”时代中国对欧洲的巨大影响很少被承认。19世纪的欧洲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远逊于17、18世纪他们的先辈。一些来华的德意志传教士乃至一些大思想家这时对于中国优秀文化基本上也抱自高自满和否定的态度。

被喻为“福音新教在华传道的三先驱”之一的德意志人卡尔·郭茨拉夫（Karl Gützlaff，1803—1851，中文名：郭实猎）在华活动整二十年，正好是鸦片战争前十年和后十年，不仅直接接触中国人和参与鸦片战争事务，而且还由于在中国创办第一份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而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因此，郭茨拉夫眼中和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图象”，就具有相当典型的意义。在他看来，这些“长辫、光脑、大褂、肥裤、小眼、黄脸”的中国人，虽非全是“骗子和无赖”，却确是一群固守中国传统、习俗、道德、语言的“可怜的灵魂”，亟需皈依福音新教。德意志著名的诗人和神学家赫尔德尔开始一度也称：“中华帝国是一具木乃伊”，“这个民族几千年来始终停滞不前”，中国人是天生愚质、没有教养、没有创造、奴性十足的民族。

在历史和精神史领域中，德意志人也把现代欧洲的形成完全植根于希腊－罗马古代文明，欧洲及其民族成为“唯一真正文明”的承担者。因此，只有欧洲发展的思想和结构才值得研究，欧洲以外的世界（北美除外）是没有文明和进步能力的。德意志唯心主义哲学大师黑格尔，对中国文化的评价，和其他多数19世纪杰出人物对中国的言论，都打上这一“时代的烙印”。黑格尔在评论中国时，完全剥去以往那种理想主义的外衣，使事物基本上符合真相，但却苛求地对待中国文化的发展，并得出很低的评价：“中国人缺乏完整的原则，表现在他们那里道德和法律是不相分离的。一部理性的宪法必须为自己划清道德和法律的界限，东方的特点却把两个原则直接结合起来，道德也就是统治者，它既存在于道德的状态中，也存在于国家的状态中。在这样的国度，法律部分显得不足，部分涉及习惯”。但是当黑格尔批评中国人道德原则和法律原则互相结合时，他不知道，中国人把欧洲的这两种原则的互相分离，同样看成是“不可理解”的和“野蛮”的。

德意志人对19世纪中国历史的认识，其唯一来源可说是1777至1783年刊行的冯秉正的《中国通史》（De Mailla: Histoire Generale de la China），它是这位法国耶稣会士根据《通鉴纲目》自由加工而成。给人的印象是，似乎中国自公元前10世纪起直至当时为止没有发生什么根本的变化。黑格尔和其他一些学者也以此为据，对中国以往的历史进行描述。黑格尔很满意于用中国的以往来“证实”一种在发展中占有“优势”的欧洲文化：“中国的历史本身没有什么发展，因此我们不必再探究该历史的各个细节方面。”另外一些人则错误地评论说：“在我们面前，在最古老的国家，然而没有过去，而是一个我们古代就认识它的、今天依然一模一样存在的国家”；“就这方面来说，中国没有历史”；“中国和印度同样还处在世界历史之外”，等等。最具代表性的表述是德意志著名历史学家兰克所说的：“中国人是永远静止的人民。”另一处在谈到关于英国的世界强权地位时写道：“英国人用他们的商业统治整个世界，他们曾为欧洲打开东印度，打开中国，使所有的这些帝国同时屈服于欧洲的精神。”他们都小觑儒学，嘲讽孔子，德文中“孔夫子”（Konfuzius）和“糊涂虫”（Konfusius）两字常被谐音混用。当时德意志的历史学家也总是坚持偏见，认为只有欧洲的发展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这种文化中的欧洲中心论，在20世纪初才遭到西方进步学者的严厉驳斥。

只有德意志伟大的社会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社会结构和清皇朝统治的角度来看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的，他们从来不把清皇朝统治下的大清帝国同中国人民混同起来。马克思写道：“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他们谴责英国人发动的鸦片战争为“海盗式的掠夺战争”，而把中国人民（不是清皇朝）的反抗和起义看成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这个战争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和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他们在50年代曾寄希望于太平天国革命，结果发现，“除了改朝换代，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同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因此，“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

那么19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的欧洲－德意志兰的“图象”又是如何的呢？

中国自明末清初以来，奉行一种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自我隔绝起来，对西方世界及其历史的兴趣消失。由利玛窦、汤若望等介绍的欧洲及其优秀文化大半遗忘。虽然在17、18世纪也不断有中国人漂洋过海，来到欧洲，大多是为了学习目的，很少有人写过关于经历西方的旅行报告，原因一是清廷的禁令，二是大多文化水平不高。至鸦片战争前夕，清廷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一团漆黑，对欧洲各国的地理形势、相互关系混乱迷惘。凡意大利人必被认为是“耶稣会士”，佛朗机（葡萄牙）人与法兰西人多次弄错；荷兰人和英格兰人无法分清，统称之为“红毛番”，至于德意志人则尚未所闻。1840年道光皇帝在谈到英国时说：“天朝臣服中外，夷夏来宾，蕞尔夷邦，何得与中国并论？”直待打了败仗，才急急要查明，“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与俄罗斯是否接壤？”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林则徐可说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和魏源等力图冲破那种“严夷夏之大防”的精神世界，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那就是学习外国人的长处，来对付外国人的侵略。林则徐编了《四洲志》，魏源编了《海国图志》，虽然他们没有亲自出国去考察，书中材料靠间接收集而来，错误不少，但毕竟是奠基于科学和常识的著述。

中国人亲自到欧洲并录下自己直接观察结果的，当数《海录》。在这以前，中国人关于欧洲的记述，主要得自传闻，少有直接观察的第一手材料。1730年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主要记录意大利的状况，对“德意志兰”并未提及。《海录》是由一位盲人口述，经人整理于1820年刊行的。这位盲人口述者叫谢清高（1765—1821），广东嘉应州人，年轻时出海遇险，被外国商船救起后，留在船上工作。此后十四年中，他遍游南洋、印度和欧洲，回国后不幸失明，在澳门口译为生。同乡人听他所谈海外各国的事情，多为以往史籍所未载，很有价值，乃录下刊行于世。欧洲部分多记葡萄牙和英国事，记德意志兰则语焉不详，特别是对于当时德意志分裂为众多小邦一事弄不清楚。《海录》把奥地利称为“双鹰国”，不包括普鲁士的德意志兰称为“单鹰国”，“双鹰国与单鹰国为兄弟，患难相周恤，亦奉天主教，风俗大略亦与西洋同，番舶来广东，有白旗上画一鸟双头者，即此国也。”“单鹰国又名带辇。^〔1〕在双鹰西北，疆域风俗略同。番舶来广东，用白旗画一鹰者是。”谈普鲁士时说：“埔鲁写国，……在单鹰之北，疆域稍大，风俗与回回同。自亚里披华至此，天气益寒，男女俱穿皮衣，仿佛同中国所披雪衣，夜则以当被。”实际上这儿所录的埔鲁写国系指波罗的海周围的东、西普鲁士诸地，而亚里披华究指何地，一直争论不休。谢清高文化水平不高，在西洋时又无精确记录，单凭回忆，再经人录下，内容既少，错误常见，但对中国官方来说，《海录》却是直到19世纪40年代为止的主要信息来源，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二十年后，1844年，魏源编纂的《海国图志》，对德意志兰的介绍已经远为详尽。四十四、四十五卷专谈“耶马尼”即不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兰，四十六卷谈到奥地利。《海国图志》的优点，是把直至当时为止所能搜集到的有关德意志兰的中文记载都附录其后，供读者参考比较。四十四卷的“耶马尼总记”和“耶马尼分国”介绍，实际上把德意志的历史、地理和现状都作了说明。它把德意志兰的政治分裂情况同周朝的诸侯割据相比较，把莱茵河比之于中国的黄河，为德意志文明的摇篮。“国中居民，因分服列君，风俗殊异。北方居民精神强健最好学；南方东方之民，好繁饮食；西南之民，劳苦度生，其民往来不睦，常有争事。”

再二十年，即19世纪60年代，斌椿的《乘槎笔记》问世，是为中国知识分子最早亲历欧洲的记述。斌椿（1804—？）是一位年老的读书人，出身汉军旗，能文能诗，关心时事，与地理学家徐继畬、大数学家李善兰等诸多交往。1864年受总税务司英人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之请，“办理文案”，开始接触洋务洋人。1866年六十三岁的斌椿受命偕同文馆学生专门游历欧洲，成为第一批由清政府派遣赴欧游历、亲身去接触和了解欧洲文化的代表。他随身带了《瀛环志略》、《海国番夷录》等书，沿途考其正误。到欧洲后，又第一次见到火车、电报、纺织机、抽水机、高层建筑等“工业文明”，给这位从东方古老封建国家来的客人留下深刻印象。他“身之所至，目之所见，排日记之”。抵德时恰逢普奥战争，他来到普鲁士，对该邦及首府柏林记述相当详细，可说观察入微。“布国（即普鲁士）东西二千里，南北一千一百里。其地古为北狄所据。南宋时，属日耳曼，康熙三十九年，乃自立国。嘉庆十一年，法人割其境土之半，遂削弱。后六年，布人不悦法政，思故主，合攻法师，遂复故土。地分东西两土，共八部。产钢、铁、丝、布，铁器最精，工细若金银造。瓷器尤良，坚致不亚华产。西部主钢铁，造炮甲于泰西”，讲了一通普鲁士的历史和出产。“十四日，妃闻使君来，请见。妃云：寡君在军中，闻中国天使到此，愿两国永好无间。”这是中德官方最早接触中的美好祝愿。为此斌椿以“住伯尔灵（即柏林）见布国妃”为题赋诗一首：

“侍女搴裳启阙门，宫廷肃穆淑仪尊，

两行灯烛珠帘卷，气度谦光语意温。

寡君军旅正殷繁，欲赋缁衣未返辕，

难得中华星使到，好将风景采轩。”

此诗载斌椿《海国胜游草》，虽然诗品不算高，却是中国人赋德国的第一诗。斌椿也因此自负地称自己是“中土西来第一人”。

从《海录》到《海国图志》，到《乘槎笔记》，前后四十余载，正是鸦片战争的前二十年和后二十年，中国人对于欧洲的“图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海录》以前，中国人关于欧洲的记述，几乎全部得自传闻，《乘槎笔记》之后，冲破了两千年来一直未能克服的局限和偏见，对一直被认为是神秘荒诞的西方世界，开始有了直接接触。虽然接触中还是以“外观”为主，但开始面对世界现实和了解西方的“工业文明”。这是一大变化。另一大变化是，鸦片战争前，清廷把欧洲人看作“番”“夷”，把欧洲各国视为“藩属”，一应外事活动，均由“理藩院”管理。但这仅仅是出于一种“无知”和“盲目自大”，在中国人心目中，对欧洲人虽有陌生感，并无仇视之意。两次鸦片战争的炮声，使中国人民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惊起，欧洲人成了真正的“鬼子”，抗敌仇外的民族情绪产生，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造成的。德意志联邦当时本身政治上是分裂的，内争不休，外受欧洲其他大国掣肘，并未参与侵略中国，中国人也把他们视作“鬼子”，不免冤枉。但60年代后，当普鲁士正式遣使来华，并加入欧洲列强在中国的扩张行动后，这种“冤枉”也就不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