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歌德一代

18世纪中叶后，中国的文学艺术才开始对德意志兰发生影响。德意志人第一次接触中国文学，大概是法国人杜赫德所撰《中华帝国全志》（Du Halde: 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chron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a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1736，1747—1749年译成德文）。《中华帝国全志》刊登中国元曲《赵氏孤儿》、四回《今古奇观》以及十几首《诗经》。德意志人穆尔（Murr）是第一个介绍中国长篇小说的人，他把《好逑传》从英文译成德文。

歌德代表了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时代。他生活的时代，欧洲仍然处于中国强大的文化影响之下。青年时代的歌德，就广有机会接触18世纪的“中国之物”，印象深刻。在他的自传著作《诗与真》中谈到，他在家中“曾因诋毁中国的壁纸”而惹父亲生气的事，还谈到“临摹那些中国的、富于幻想但又自然的花卉画”。据说他在斯特拉斯堡求学时，就读过中国《四书》的拉丁文译本，后又阅读了德意志来华的传教士和商人写的有关中国的介绍。但这位“狂飙突进”时代著名的代表人物，开始时对于带有“罗可可”诗情画意和“词藻堆砌”的中国之物，既感到陌生和隔膜，又感到饶有趣味和千奇百怪。这种态度在他载于1773年《诗歌年刊》的文章中反映出来。他在谈到德意志作家翁策尔的《中国诗集》时，认为它“只是中国小玩意儿的拼凑物，只配在茶几和马桶箱上作装点用的”。对“中国之物”态度的明显转变，是在1777年，他在这年完成的《伤感主义的胜利》一剧中，把“中国之物”当成是浪漫主义的表现。内中整个第二幕表演“中国风味的、以黄色为基色的五彩身段”。在第四幕的开场白中用这样的句子来描述中国的花园：

“我想说的，就是赏心悦目的游苑

依依不舍，无法离开。

那里有深谷和高丘……

宝塔、岩洞、草坪、山石和一线天……

处处皆芳草，地地有木樨……

搭起的渔舍和凉亭，

中国－哥特式的洞府、水榭和庭院。”

此处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歌德把“中国式”和“哥特式”这两种迥然相异的风景予以联系和并列。1808年歌德说，他曾注意到一条古老的中国地毯，上绣许多人物，配以适当底色，这样的图象令他回忆起曾在马格德堡大教堂中见过同样的东西，那是早期德意志时代的画像。这里他又再次把古代中国图画同早期德意志图画相提并论，进行比较。

歌德评论中国的艺术作品，认为是“出乎其类的美”。他对中国整个的造型世界并不熟悉，但对中国工艺品的巧夺天工评价极高。他在《颜色学》一书中又一次比较说：“我们在定居民族中，在埃及人、印度人和中国人那里，找到一种如此高度美感的颜色。这些定居民族用宗教来处理他们的技术……用一种自然缓慢的确定形式加工作品，从而使其作品居于前列，他们是更开化的、快步前进的民族”。歌德正是通过中德文化的比较研究，汲取有用的东西。

在歌德的一生中，曾有两个时期认真研究中国，研究中国的文学、艺术、历史和哲学，这就是1812至1815年和1827至1829年。他在1813年谈到研究中国的动机时说：“我从卡尔斯巴德归来后，对中华帝国从事最认真的研究”，“我把我自己抛到最遥远之处，然后才有可能估计现实”，“在欧洲的政治世界中将会发生巨大威胁性的事件”。它就是紧接着发生的反拿破仑的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歌德是把研究古老的中国同当时德意志民族命运紧密联系着的。他从儒家经典的译文中熟知“务实的哲学家”孔子，赞赏中国哲学同现实政治密切联系。他称孔子为“道德哲学家”，认为孔子关于通过修身以促进自身善美发展的见解同自己的见解非常相近；认为中国人举止适度，行事中庸，这方面比欧洲人优越。他曾向著名汉学家克拉帕洛特学写汉字，并拿给魏玛宫廷中的公主们去看。就在当时，歌德已有“魏玛的孔子”，“魏玛的中国人”之称，虽然他对儒家典籍的理解和解释并不是“亦步亦趋”，而是“为我所用”，大多不符合于原义。

中国文化对歌德的文学创作发生过直接影响。他读过许多有关中国的著作，其中有《马可·波罗游记》和马戛尔尼的《英国公使旅行记》（G. M. MaCartney: Großbritische Gesandtschaftsreise）。他和席勒是最早发现中国文学之美和价值的人，认定能在“中国本质”的“奇幻－淡雅”中找到乐趣。两人都曾大卖力气，想把中国文学用德意志文学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席勒想改作《好逑传》，创作了一个哑谜式的中国神话剧本，取名《图朗朵》（Turandot）。1818年歌德为此喝彩说：“愿在种种令人心情沉重的故事后，有这样一个轻松的童话结局：阿尔托姆，神话般的中国皇帝！图朗朵，爱打哑谜的公主！”歌德曾加工席勒介绍给他的中国故事素材，并联想到“奇幻的北京”，想到“和平统治的、令人愉快的、忧伤的皇帝”。研究歌德的专家比德尔曼（Biedermann）在其1879年发表的文章中坚信，歌德所作的未完成的悲剧《爱尔培诺尔》系脱胎于中国的元剧《赵氏孤儿》。这个见解引起德国文学史界的争论。但无可否认，两者之间无论主题或素材处理确实有许多类似之处，歌德在1781年和1783年的日记和书信中，也多次谈到他阅读了《赵氏孤儿》剧本以及从中受到的启发。有一点可以肯定：歌德是在这些中国故事的影响下开始《爱尔培诺尔》的写作的。1783年3月完成第二幕后中断工作，一直未能完工。1827年歌德同他的朋友又一次谈起《赵氏孤儿》，还清楚记得四十多年前读过的这部作品的情节，可见印象之深刻。

进入老年的歌德，开始接触到中国比较优秀的诗歌，颇为欣赏。歌德遗诗中有由中国《百美新咏》中译出的九首诗，上端加有“最美的女子——1826年2月4日——中国的”字样。在《文学杂志》上刊有歌德的文章《中国的——论百美新咏》，说明歌德在当时曾对中国文学作新的细心研究，他的1827年2月至8月的许多日记也可资证明。歌德最后一次受中国的素材《花笺记》的启发，于1827年作《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十四阕，诗中把他晚年得自中国的美好印象糅合进去：中国的事物显得轻盈、纤丽；生活如“一池清水”，恬静地置于原始法的舞台上；一切都“比较明朗，比较清晰，比较合乎道德——正是这些严格的节制，才使中华帝国几千年来得以保持，并将永存下去”。中国儒家的“德”和道家的“道”，对高年的歌德的世界观是有影响的。他已从年轻时代对中国艺术“不平静的冲动”，进入对中国伦理的宁静和稳定的向往，这实际上是符合歌德一生的发展过程的。

与歌德同时代的洪堡兄弟，也曾对中国文化发生过浓厚的兴趣。哥哥威廉·洪堡是大教育家和政治家，又是语言学家，为了深入研究中国文学，他学习汉语并掌握汉语。弟弟亚历山大·洪堡，近代自然地理学的奠基者，近代气候学、植物地理学和地球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当代世界知名学者，对于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评价很高，青年时代便到处搜集有关中国的西文书籍，凡有所得无不仔细阅读。对于中国古代的地理著作如《禹贡》、法显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司马迁的《史记》尤为赞赏，认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水平超越同时代的希腊、罗马；对于中国古代的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叹服不已；对中国古代的天文成就，怀有浓厚兴趣，曾将中国古代的一些天象记录和同时代的西方记录，进行了对比研究。他在西伯利亚的地理气候考察旅行中，曾站在中俄实际控制线上遥望中华文化，并把得到的一部中文书籍带回柏林馈赠其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