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罗可可风尚与中国

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发展都达到某种高峰，再经耶稣会士们所介绍的理想化的中国图象，强烈影响了欧洲的艺术风格和生活风格。中国的瓷器、漆器、绘画的丝织品、壁纸等在欧洲成为当时人们多方搜求的珍品。中国为输出而制造的这类工艺品开始大量进入欧洲，欧洲本身也越来越多地加以仿造，乃至在建筑、园林和各种装饰中都应用中国题材和中国风格。当然这些仿造品和题材细看起来完全是“洋化”的、奇特的，同真正的中国文化几乎没有共同之处，然而正是这一点，才说明它是相互文化交流与影响的结晶——这就是我们要谈到的一度风靡欧洲的“罗可可风尚”。

“罗可可”（rococo）一词源自法文“rocaille”，涵义为“贝壳饰品”。其特征，具有纤细、轻盈、华丽和繁琐的装饰性；喜用C形、S形或漩涡形曲线；爱好轻淡柔和色彩、苍白的基调和没有明显的色界，这同中国艺术崇尚的超脱、纯朴、宽放、想像相一致，并以纤细轻淡色调的中国瓷器作为典型原质的。“罗可可”的发源地是路易十五在位时期的法国。这种“中国味的新风尚”不久遍及德、英、意、西等欧洲主要国家。盛期从18世纪20年代至70、80年代。可以说“罗可可风尚”是中国文化直接影响下出现的（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是“从中国直接假借而来”的）。“罗可可”时代不仅发展了中西之间哲学文化的亲合性，而且也接受了中国的艺术和工艺。

“罗可可”时代的欧洲人对于中国的认识，主要不是通过文字，而是通过淡色的瓷器，色彩飘逸的闪光丝绸和金色的漆器画这些美的表现形式。在18世纪欧洲社会面前，展示出一种他们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图景。

瓷器　西方最早提到中国瓷器的是马可·波罗。中国瓷器最初只有宫廷和王室贵胄才能享受。1435年德意志黑森家族卡泽尼博根公爵藏有一只素身瓷碗，系14—15世纪中国的青瓷碗，珍如拱璧，镶以银座，几百年来为该家族世袭品，为世所羡。18世纪在欧洲人的概念中，“瓷器”就是“中国”。法国人喜欢中国的彩瓷，德意志人偏爱中国青瓷。欧洲社会出现中国瓷器热，正是在“罗可可”时代。瓷器的温雅清脆象征这一时代的特有情调。

中国瓷器的输入推动瓷业的建立和发展。早在1540年威尼斯人首先试制了一种“梅狄基”（Medici）瓷器，与华瓷颇像，但器身粗糙，色泽呈黄。一个世纪以后这种制瓷技术通过荷兰，传到德意志兰，先在纽伦堡、富尔特和拜罗伊特等地试产。欧洲在制瓷技术中取得决定性成功的是德意志人波特格尔（Johann Friedrich Böttger）和恰尔恩豪森（Graf Tschirnhausen），1709年他们在德累斯顿制成硬瓷。1710年波特格尔在德累斯顿附近的迈森设立瓷厂，出产彩瓷。1714年第一只迈森瓷器在莱比锡博览会上展出，名声大噪，生意兴隆。瓷器业不久居然成为萨克森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七年战争（1756—1763）时期，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大王占领萨克森，就利用迈森的瓷器作为清偿战争债款的物品。他在送给卡玛斯伯爵夫人一只瓷瓶时附言说：“送上一点小礼品，愿您能够想到我。……目前我的财富就只有这些清脆的东西。希望我送上的这些东西可以抵偿现金，因为我们穷得像乞丐，留在我们这里的，除了荣誉、剑和瓷器外，一无所有。”弗里德里希大王从迈森瓷的获利和普鲁士财政的拮据中受到“启发”和“激励”，从商人哥茨可夫斯基处以22.5万塔勒买下他的瓷厂，后来成为著名的“王家瓷器工场”。迈森瓷的制作方法，因保密不得而知，但就其器形来说，大多采用中国模式，例如“蒜头模式”同中国的“石榴模式”多少存在着相仿关系。至于花纹装饰，则效仿中国的白瓷作人物花卉鸟兽的浮雕，乃至用金色绘制中国人物，称之为“金色的中国人”，颇为新奇有趣。瓷器上绘作龙形，也是中国的传统装饰。不过他们虽然用中国的饰纹，却带有明显的欧洲手法。

“罗可可”时代的德意志兰，瓷器的意义可从其大量收集瓷器一事中得到反映。收集品多置于罗可可宫的“中国室”内，有代表意义的诸如奥地利勋布隆路德维希斯堡宫的中国室，慕尼黑旧王宫的“镜厅”（1729年毁于大火），安斯巴哈宫的“明镜沙龙”和“士绅瓷室”等。柏林的蒙必尤宫（后改为霍亨索伦博物馆）尚存一旧指南书，内中载着当时所藏的大量中国瓷器、文物、饰品和珍品。

漆器画与轿子　中国轻巧精良的漆器画也被具有新艺术发展感的罗可可所接受。迈森瓷上常着的金色和黑色，正是漆器画的典型颜色。

漆器制造的秘密是否是由耶稣会士奥士塔希乌斯最早带回罗马，尚待考证。但中国漆器的优秀仿制品17世纪已在法国造出，却是确凿无疑的。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彭巴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是著名的漆画爱好者，1752年为她的蓓拉孚宫定购了大批漆器画。18世纪中叶后，德意志兰也出现漆器画的崇拜者。德意志艺术家施托帕瓦塞尔（Johann Heinrich Stobwasser）无意间获得法国漆器的配方，1757年取得良好结果。开始他在安斯巴哈父亲处生产并出卖漆杖，这种漆杖被弗里德里希大王在军队中广为使用。施托帕瓦塞尔的漆器绘制中国的风景和人物，1763年他在不伦瑞克定居后成立一家特许漆器厂，上漆的鼻烟壶举世闻名。弗里德里希大王还亲自延聘法国名漆工罗伯特·马丹（Robert Martin）入宫制作。

上漆的中国抬轿也在这时出现。按东亚特别是中国的模式制作的轿，17世纪初首次引入欧洲，此后作为一种等级制度的标记在欧洲广为流传。在中国只有皇帝才得乘黄顶轿，欧洲各国也仿此创设“轿制度”：按形式和颜色区别乘轿者的等级。1727年维也纳出现一次按等级轿列出巡大典，帝国皇帝乘特别华丽装饰的轿子，走在前列，接着是宫廷和枢密院轿子，洋洋大观。当时规定：“病人、奴婢仆役、犹太人等不得乘轿。”据记载，自18世纪开初第一年起，在德意志兰就掀起“轿狂热”。科隆大主教克莱门斯·奥古斯特（Klemens August）必须乘轿子才赴其辖区。奥地利对这种新交通工具特别留恋。“罗可可”高潮时期轿子遍及德意志最小的邦国。到了1861年，这时轿子早就过时，纽伦堡市政府还为庆祝轿子而公布一个《轿法规》。18世纪中，法国人首先在轿子下部装上轮子，由马牵曳，形成后来的马车。早期马车车厢式样同中国轿式样基本一样。

丝绸　虽然这一“第一织料”早就名闻欧洲，但在“罗可可”时代才成为普遍需要。贩卖丝绸的丰厚获利，激励商人们的“干劲”。东印度公司1691年5月28日的营业账本记载，用32.7万里弗购入的丝绸，以126.7万里弗卖出，获利近四倍。巴黎当时就是欧洲的摩登中心，服装模特儿披着丝绸被送往英国、意大利、德意志兰。17世纪下半叶风行手描的丝绸，从1673年起开始风行印花丝绸，德意志兰尤甚。但欧洲丝绸质量决非东亚丝绸之匹敌，无法同中国或日本的产品竞争。

壁纸、建筑和金鱼　今天欧洲大量使用的壁纸，17世纪初尚默默无闻。它的出现和风行，同样归于中国的影响。在中国，壁纸一直作为墙纸或屏风使用，或在上面作画，或使木版彩饰。17世纪欧洲海员对这类彩色装潢发生兴趣，携归欧洲，于是壁纸大量输往欧洲。欧洲当时风行室内装饰，富绅之家多用壁纸作“壁毯”。德意志人的许多家庭对此都有一种“固定偏爱”。

中国风格的建筑对德意志兰的影响是经过法国“折光”的，因此对建筑物的形状、结构、布局等一半来自法国，一半出自想像。“罗可可”时代的房舍宫室具有中国特有的庭院风格：大屋顶、楼台亭阁、水榭宝塔等。德意志兰最典型的罗可可建筑是德累斯顿东南郊、易北河畔的庇尔尼茨欢乐宫和波茨坦的桑苏西宫。庇尔尼茨宫兴建于18世纪20年代，后增建新宫，建筑物采用东方大屋顶的特殊结构，侧面的凉亭以及它的扁平长狭的特色，都是中国离宫别苑的特色。但它又混合着德意志的建筑风格，一种当时被称为“中国哥特建筑形式”，系“欧洲在此以前从未见过的”。这种混合风格的宫殿，同北京著名的圆明园颇为相似。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本来打算在他的王国仿建一座圆明园，他让人在塔夫绸上绘制了四十幅圆明园宫殿作品，进行展览。可惜这一计划后来未能实现，这些作品今天还珍藏在巴黎的“版画陈列室”。他的先祖之一马克斯·艾曼努埃尔却早在1719年就成功地建造了“塔堡”，坐落在慕尼黑的尼姆芬堡公园内。艾曼努埃尔爱好中国建筑，塔堡就是他自行设计的，所用的兰白装饰，也是“罗可可”艺术的典型特征。

另外值得称道的是科隆主教区的“中国乡村别墅”，这是科隆大主教奥古斯特大力促成的。他称得上是一名“罗可可诸侯”，在其辖区不仅一定要乘轿，而且要建“罗可可”宫室。因此他把建筑大师吉拉德（Girard）从慕尼黑请到科隆。吉拉德曾在施莱斯海姆和尼姆芬堡从事中国风格的建筑艺术达十年之久，成绩卓著，遐迩闻名。另外，卡塞尔的诸侯也想仿照中国村落建造“中国村”，1781年选择在威廉高地湖之南的魏森斯泰因地方开始兴建。所有建筑物均是中国式平房，村子命名为“木兰”，在村落附近的山麓上有一衣带水，称为“湖江”。这实际上是一处中国式公园，主要设计者是德意志风景园艺家塞凯尔（F. L. Sekell），他于1773年由卡塞尔选侯所派，到英国学习中国的园林建筑。这个“中国村”今天尚存有塔和魔桥。

中国影响在园林建筑中也值得注意：宝塔高耸；在亭子中间放置中国的雉笼；在中国式的桥下金鱼嬉戏其间。在德意志兰，仿造中国凉亭最成功的，当推1754年建筑的桑苏西宫花园中的所谓“日本亭”。法国的彭巴杜夫人是第一批获得中国金鱼标本的人，不久饲养金鱼之风在巴黎和维也纳流传，此后就流传于整个欧洲。德意志作家翁策尔（Ludwig A. Unzer）在1773年著有《中国园艺论》一书，认为“中国的园林是一切园林艺术的典范”。

“罗可可”时代的中国影响遍及欧洲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服装形式），这种影响到今天还能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