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汤若望－莱布尼茨时代

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出现的第一个高潮当在明末清初之际，那时西学东渐对中国的影响“至深且巨”，但随之出现的东学西被，对西方的影响也是“至远且大”的。

对欧洲而言，中国精神世界的真正发现者当数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但第一个接近中国皇帝、通过担任中国朝廷大员使西学东渐的欧洲人，却是德籍耶稣会士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汤若望是一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生于莱茵河畔的科隆城。1619年（明天启二年）7月抵澳门，1622年随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到大陆，经粤、赣、浙北上，1623年抵北京。在京时向朝廷呈递书目，陈列仪器，正确预报了1623年10月8日和1624年9月发生的两次月蚀，得到崇祯皇帝和一些士大夫的赏识。1627年秋奉教廷谕旨去西安传教。1630年在中国科学家徐光启的推荐下，召回北京，参加修订谬误甚大的《大统历》。徐光启当时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本人是农学家和天文学家，从利玛窦、汤若望等学习天文、历算、数学、测量和水利等知识，成为中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行者。正是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汤若望才得以于1634年编成《崇祯历书》。汤若望还为明朝宫廷设计天文、光学、力学仪器，制造大炮和乐器。先后编著《古今交食考》、《测日说》、《恒星出没》、《浑天仪说》等天文著作；编写《几何要法》、《新法算术》等数学著作；《主制群征》一书论及自然界、动植物，内中对人体内脏、血液功能的叙述，引起我国医学界的关注；《火攻挈要》是其讲课记录，介绍火炮的图样、制造和应用；《远镜说》叙述望远镜的原理、制作、用法和保养知识。这些西方科技知识在填补中国的科技不足、丰富中国的科技文化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1644年明清易代，汤若望继续受到重用。他把前朝搁置的《崇祯历书》加以修改压缩，定名为《西洋新法历书》进呈清政府，钦定名为《时宪历》，这就是一直沿用至今的阴历。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总管皇家天文机构，成了顺治帝的亲信和顾问。1653年，封汤若望为太常寺卿加通政使，号“通玄教师”（后改“通微教师”，以避康熙名玄烨），赐田产一块，以褒奖其沟通中西科学文化，改革立法的功绩。1658年又加升一级，进光禄大夫，正一品大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最高当局的施政方针。汤若望一边当官，一边传教，同时筹办规模甚大的科学图书馆。他使许多传教士得以来华传教。在1652—1662十年间，中国的基督教徒增加一倍，达30万（一说50万）人。值得一提的是，在汤若望领导下建立了北京皇家天文台，二百五十年后这座天文台却遭到另一个德国人瓦德西的劫掠。1665年汤若望遭前任钦天监监正杨光先的弹劾，被加“十大罪状”，判死刑下狱，天主教的传教活动悉被禁止。后以其“功勋卓著”免死，一年后病逝。1669年平反，完全恢复名誉，葬于北京阜成门外膝公栅栏，得到与其官职相称的葬典。汤若望在华期间共著有二十八部作品，中心部分为天文学著作，西方的天文历算知识自此“落籍”中国，中国的景泰蓝、丝绸织品和地毯等东方艺术品，则由他和其他西方传教士带到欧洲。

受清廷封为钦天监监正的德籍传教士汤若望

这一时期的中德交往中，最大障碍是两方间路途不明，语言相异。传教士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工作。汤若望本人在西安时，就曾认真研究过欧亚陆路交通问题，绘制了地图。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在华编辑出版的《职方外纪》中，向中国人第一次简明、真实地介绍“亚勒玛尼亚”的情况，亚勒玛尼亚也就是德国的另一称呼。与此同时，德籍传教士苏纳（Bernard Diestel）、白乃心（Johann Grübes）等人也在探索两国通道，他们穿南亚，去西亚，往返北京和罗马之间，试图在陆上打开欧亚通道。18世纪中，德意志传教士魏继晋（Florian Bahr）编辑汉德字典，选汉语词汇2200个，为迄今所知最早的汉德词典，以后陆续有传教士编纂各种字典，有助于中德文化交流。

真正使中德文化发生密切交往的奠基人是德意志著名的哲学家莱布尼茨。莱布尼茨同时是一位自然科学家，和同时代的西方启蒙学者贝勒（Pierre Bayle）、马尔布朗舍（Nicole Malebranche）、孟德斯鸠和伏尔泰一样，受在华的西方传教士报告的影响，对中国的宗教和哲学传统为之神往。中国古代的文化就像是某种“上帝的启示”影响着他们。伏尔泰认为在中国才真正实现了他的“普遍理性”原则，因而大加褒扬，而莱布尼茨是第一个认识中国文化对西方发展具有精神意义的人。早在1687年以前，他就接触到中国的儒、释、道三教思想，读过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特别是孔子的著作，而且很显然，他对斯比塞留斯的《中国文学》（Th. Spicelius: De Re Literaria Sinensius，1660）和基尔歇尔著名的《中华文物图志》（A. Kircher: China Monumentis Illustrata，1667）是很熟悉的。1672年柏林出版了修道院长米勒（Andreas Müller）的附有乐曲和修正的《中华文物图志》拉丁文本。由于此书以图片为主，乃成为17世纪关于中国的百科全书。1689年莱布尼茨游历罗马时结识了在华担任过钦天监监正的意大利耶稣会士闵明我（Philippe Marie Grimaldi），后从闵明我的来信中得知不少关于中国的知识。对他影响甚大的尚有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等人译著的《西文四书直解》，拉丁文书名叫《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1687年在巴黎出版。此书把大学、中庸、论语译成拉丁文，并附有周易六十四卦及六十四卦的意义，西方得知《易》似从此开始。1697年莱布尼茨编辑出版重要著作《中国新论》（Novissima Sinica Historiam Nostri Temporis Illustratura），表露他对中国文化的巨大热情和重视：认为中国儒家的理论基础同基督教的教义有许多共同之处；把自己所致力的欧洲和平的“大和谐”理想同中国的“大同”思想、“大一统”思想紧密联系起来。他在序言中称：中国和欧洲两大文化源泉相互交往将大有裨益于双方；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思辨哲学、逻辑学等对东方有所启发，而中国的实用哲学和国家道德对于西方同样具有魅力。“依我看，当前我们的道德腐败，杂乱无章，这似乎使我觉得，像我们派遣传教士前往中国传授上帝启示的神学一样，有必要就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用请中国派遣人员来指导我们。因为我想，倘若请哲学家来担任裁判，并非裁判女神之美，而是裁判人民善良的美德，那他定会将金苹果奖给中国人。”显然，当莱布尼茨对中国的看法尚处于诸多理想化的时候，在下述一点上已超出他的时代：认识到人类文化的普遍性质，把中国文化或东亚文化同欧洲文化放在“同等级”上，使“世界的两极”的伟大文化相互接近和平等交流。人们多说莱布尼茨是“尊孔派”，其实他更多是借儒家所倡导的“秩序”和“道德”中的实用哲学，来表达他对当时德意志帝国分裂割据、战乱不止和诸侯暴虐的不满。

从1696年起，莱布尼茨就致力于创建柏林科学研究院，以利于仿中国式的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他明确地说，他想以柏林科学研究院为“手段”，“打开中国门户，使中国文化同欧洲文化互相交流”。他还鼓励在莫斯科成立一个类似的研究所，作为联系西欧同中国交流的分机构，为此他曾请求彼得一世修筑通往中国的大道，使中西交流能经陆路进行。

中国儒家学说对莱布尼茨的哲学观念，特别是他的单子学说有直接的影响。但对他说来更有意义的，也许还是中国的《易》对其“数”或“代数”的影响。90年代末期，他在致普鲁士选侯一份备忘录中就说到，两千多年前中国人的一些古老符号，现今不能懂得，但其中确实保存着某种“新的数学钥匙”。这里涉及的是莱布尼茨的“函数论”（Arte Combinatoria）思想，相信只要用很少数目就能从“无有”中推算、创造出一切。差不多在这同时，开始了莱布尼茨同白晋之间讨论《易经》的著名通信。白晋（Joachim Bouvet）是法国在华的耶稣会士，对莱布尼茨的《中国新论》极表尊敬。当莱布尼茨表示希望用“数”或“代数”去证明抽象的必然原理，并且想在中国文字里寻求这些哲学符号时，白晋就把《易经》加以介绍，建议莱布尼茨把《易》的原理应用到数或代数的证明中去。他把《易》的六十四卦圆图和圆内按八卦配列的方圆相赠。莱布尼茨对卦的数学配列顺序详加研究，终于发现了《易》的二进制原理。这一发现把东西两大文明拉紧了几步。

在莱布尼茨那里，这种“向东方”的方针到处可见。但是也必须看到，他对中国的热情和努力所产生的效果，总的说来还是微小的。1700年由他奠定的柏林科学研究院，在1707年3月仅仅被分配到一项“桑叶特许”，用以研究制造丝绸。他的思想哲学遗产，由弗朗克（A. H. Francke）所接受，按莱布尼茨计划中的教会政策和布道政策行事。在哲学领域中，克里斯提安·沃尔夫继续从事中国精神世界的研究。1722年他在哈勒大学发表题为《论中国的实际哲学》的演讲，把孔子的伦理学和基督教的伦理学相提并论，激起新教神学家们的愤懑，不得不离开哈勒去马尔堡大学工作，直到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大王把他召到柏林去。他对中国儒家哲学的尊崇和研究一直不断。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中，中国和中国的实用哲学乃是西方和德意志学术界占主导的研究课题。18世纪初，沃尔夫的学生和同事、杜宾根的布尔芬格尔（Bülffinger）已在从事重新介绍中国哲学的工作，著作名为《由儒家典籍所见的政治与道德的学说及实例》，把政治和哲学合为一体。由于德意志诸小邦君主们在文化政策上的短视，18世纪德意志最杰出的汉学家不得不在国外从事研究和活动：克拉帕洛特（J. H. Klaproth）为俄国服务；莫尔（Mohl）到了法国，而诺伊曼（K. F. Neumann）则去了英国。他们的研究成果许多是在国外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