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起

中国和德国的正式官方交往，19世纪60年代才开始。但细考双方间的接触和文化交流，为期甚早。13世纪蒙古大将拔都率军西侵欧洲，曾遭到“孛烈儿乃、捏米思”部的联合抵抗，其事载《元史》《兀良合台》传。“孛烈儿乃”当为波兰，而“捏米思”即德意志人，“德意志人”一词见诸中国史籍，这大概是最早一次。惟《元史》记载事件发生的时间为1245年，可能有误，德国史籍中载的里格尼茨（Liegnitz，今波兰的Legnica莱格尼察）战役，由下西里西亚公爵亨利希二世统帅的波德军队，被蒙古人打得大败，时间为1241年，更为可信。成吉思汗以其蒙古铁骑横扫亚欧，造成严重的破坏和灾难，但同时也将亚欧大陆联成一气，使其所克诸国之间的文化传播相互沾溉，造成中德民族接触和文化交流的前提。

中国灿烂的古老文化，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多彩的手工制品，强烈吸引着西欧的冒险家和旅行家。蒙古西侵打通了中西交流的陆上道路。他们不远万里，甘冒奇危异险，前往神秘而陌生的东方。这也正是意大利旅行家、商人之子马可·波罗亚洲之行的背景。13世纪中叶后，东西直接交往增多，主要是天主教士（大部分为方济各会士）不断东来。但是这并不能说是中德直接交流的开始，因为没有确凿的史料说明，13世纪后半叶东来的教士使节团中有真正的德意志人，特别是，这些使团并未到达中国本土，而仅仅是同蒙古汗国交往。中德之间的接触与交流，约始于14世纪初，即在马可·波罗著名的中国旅行及其《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不久。目前可考的第一个踏上中国土地的德意志人，是天主教方济各会神甫阿尔诺德（Bruder Arnold）。他于1303年由科隆来到元大都（今北京）布道，得到较早来北京的意大利方济各会神甫孟特高维诺（Giovanida Montecorvino）的帮助。1336年（元顺帝至元二年），在华的天主教徒上书罗马教皇请派主教，元顺帝同时亦颁给教皇谕旨一道，遣使前往。使节团主要首领是德意志拿骚人威廉（Wilhelm von Nassau）。谕旨中称：“朕使人归时，仰尔教皇，为朕购求西方良马，及日没处之珍宝，不可空回也。”1354年，德皇卡尔四世重金聘请佛罗伦萨人马黎诺里（Marignolli）到德意志兰（此人在1338—1353曾奉教皇命使至东方），命修波希米亚史，内有马黎诺里游记，写到中国朝廷与罗马教皇通聘事迹。在这个时候，中国人并不知道德国。14世纪中叶中国的旅行家汪大渊，曾附舶浮海，前后两下东西洋，其所撰《岛夷志略》两卷，内中曾提及德国，但并非亲身经历，系“耳食录”，听海外人言后记录下来的。

成吉思汗和他的西征骑兵

可见，中德民族历数世纪的文化交往，最初主要是由天主教传教士开展起来的。比较起来，中德交往晚于西欧其他国家，交流程度也小得多。因为德意志帝国自14世纪以来政治上日益分裂，资本主义发展缓慢，远洋航运以及海外贸易都落后于葡、西、荷、英、法诸国。宗教改革农民战争的失败引起诸侯混战。特别是三十年战争，更使德意志民生凋敝，奄奄一息，一蹶不振达两个世纪之久。因此我们应该说，在文化领域内德中关系的特殊性，往往要在欧洲范围内才能看到。15至17世纪，中德之间的直接交流不多，德意志人对中国的了解，大多得自欧洲其他国家在华传教士的报道和旅行家的介绍。1477年，轰动欧洲的《马可·波罗游记》第一次译成中古高地德语在纽伦堡出版，开始使“中国”深入到德意志民间。16世纪末，有关中国的具体报告已被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带回欧洲，报告的内容远远超出马可·波罗的介绍。在西班牙耶稣会士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报告的基础上，1585年第一次发行关于中国的著作，很快被译成所有欧洲文字。1589年出了德文版，书名为《对强大的、一直不熟悉的中华帝国所作的新而简明的、确切真实的描述》（Eine neuwe/kurtze doch wahrhafftige Beschreibung dess gar großmächtigen weit begrieffenen/bisshero unbekannten königreich China），其中相当多处谈到中国的风俗、需要、社会和文化。冈萨雷斯的这一著作，实际上构成16世纪末西方人新的“中国图象”的基础。16、17世纪在华的传教士们向欧洲介绍的“中国图象”，带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图象”呈现出一个巨大的、强权的帝国；为首的总是一位颖慧非凡、修养深邃的君主，根据“理性法律”和高尚的国家伦理法进行统治；人民受一种高尚而纯粹的习惯规范所约束，生活在一种有规律的、乐于承受的制度中；艺术和科学繁盛，受到所有人的尊重；战争和争端被摈斥于社会之外，和平与和谐成为最高的追求。传教士们这么做，一方面是表现他们对欧洲现况的不满，分崩离析和不断遭受战乱之苦的欧洲，由于三十年战争后的贫穷和困苦，呈现一片凄凉图景，但更为直接的原因，大概出于当时与教廷间的“礼仪之争”（在华传教士主张天主教不排除中国儒教敬天敬祖等仪式，受到教皇和一些教派的指责），他们力图从美化中国事务中为自己的主张寻找理论根据。因此，当时在欧洲看到的中国是一个“更好的世界”。这样一种美化的介绍，更激起欧洲知识分子中的中国热，影响到文化交流的各个方面，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