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德国统一的机遇与挑战

首先是世界格局出现新变化：东西方关系“转暖”。在这样的大气候下，苏联及其东欧集团国家开始了“新思维”的改革，以期克服长期以来的经济困境和政治颓势。1985年入主克里姆林宫的戈尔巴乔夫，设想了一套完整的“改革新思维”，对外主张缓和东西方关系，提出建立“全欧大厦”的新构想，主张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进行合作，放松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控制，对东欧采取支持“改革”的态度；对内则大力改革与现代化潮流相背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传统的集权政治体制，使成为一种富有活力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意图是明确的：苏联通过现代化的“新思维”改革，保持同美国并驾齐驱的大国地位；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中重新赢得自己的霸权优势。苏联的这种“松动”，不仅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而且引起美国及西方势力的浓厚兴趣。东欧一些国家出现了一股要求自由化的民族主义情绪，企图改变苏式党的领导和苏式社会主义制度；而美国及西方势力则利用时机在东欧大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力图把东欧纳入西方的政治经济体系之中。

其次是东欧形势的剧变也加剧了民主德国政局的动荡。美国为使其“和平演变”战略成功，要求戈尔巴乔夫承诺不用暴力镇压东欧的改革和自由化，而美国则答应不利用东欧的变化来损害苏联的利益。从1989年开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局势发生急速的变化，从而导致战后欧洲舞台上建立起来的“雅尔塔体系”的崩溃，导致了欧洲两种社会制度的国家相互对立格局的终结。东欧剧变发端于波兰，以瓦文萨为首的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利用波兰经济困难和政府改革措施的失误，接连发起罢工攻势，并在1989年6月的选举中取得了胜利。团结工会上台后，一方面改变波兰的社会主义性质，取消了宪法中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提法，另一方面则力图向西方靠拢。几乎与此同时，匈牙利形势也急转直下。匈牙利局势的变化是由执政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的派别斗争引起的，以波日高伊为首的党内“激进改革派”，主张建立西方式的议会民主，放弃党的领导。社会上也出现一大批要求参政的反对派组织。1989年5月初，匈牙利开始拆除匈奥边界的铁丝网和电网。6月下旬“激进改革派”取得党的最高领导权。9月同社会各反对派达成初步协议：取消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改变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更改国名。在1990年春季的两轮国会大选中，反对派大获全胜，并组成新政府。东欧形势就像多米诺游戏，一个接一个“倒下”，在1989年短短的时间内，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相继“易旗变色”，那些固守传统苏式路线、没有及时进行“自我完善”的现代化改革的党政领导人，不是被推翻，就是被处决。东欧剧变在历史的指路牌上显示出严重的警告：不改革或者不能恰当地改革就会灭亡。

在昂纳克领导下的民主德国，却坚持不改革、不统一的方针，致使社会积聚了不少对抗性问题。昂纳克依仗着民主德国的经济水平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高的，不认为民主德国需要改革，特别不想按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进行改革。但是民主德国的广大民众并不买昂纳克的账，他们以大批出走联邦德国的行动，促成民主德国政局的急剧动荡。1989年5月匈牙利宣布拆除匈奥边境的铁丝网后，大批民主德国公民借口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旅游之机，越过匈奥边界进入联邦德国。至8月份的短短三个月，经匈奥边界出走的民主德国公民达数千人，最多时每天超过300人。9月份匈牙利开放其西部边界，民主德国公民似潮水般经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涌向联邦德国或西方其他国家，一个多月间人数达8万之众，规模之大，为1961年修筑柏林墙以来所未有过的。这种政治局势严重地刺激了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等希望通过庆祝民主德国建国40周年庆典活动，特别是邀请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参加庆典，以安定人心，稳定局势。10月6日下午，戈尔巴乔夫在庆祝民主德国建国40周年大会上致词说，民主德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有自己的发展问题，需要深思熟虑，找到解决办法，既要考虑社会不断发展的国内需要，也要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现代化和改革进程出发，去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翌日上午戈尔巴乔夫同昂纳克会晤时，点明了他讲话的要旨：民主德国也要实行改革，“谁跟不上形势，谁就要受到现实生活的惩罚”。戈尔巴乔夫的到来，无异于给民主德国的局势火上加油。

就在国庆庆典前后，除了民主德国公民出走浪潮外又出现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浪潮。这股浪潮从莱比锡开始，迅速蔓延到柏林等大城市。游行群众要求政府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社会主义革新的按劳分配，要求“新闻自由”、“旅游自由”和“选举自由”。游行示威给民主德国经济、社会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全国陷入危机之中。要求统一和要求改革的力量开始联合起来。反对派组织开始出现并加紧活动。10月7日第一个反对党民主德国社会民主党宣布成立。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不少党员退党了，仅10月上半月退党人数达2万多。激烈的社会动荡导致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内分歧激化。在10月17日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九中全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昂纳克以健康原因“辞去”总书记职务，选举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1937—　）为党中央总书记。10月24日民主德国人民议院举行会议，解除昂纳克的国务委员会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选举克伦茨继任。克伦茨在宣誓就职演说中表示要改革。他在11月3日向全国发表的广播电视讲话称，民主德国将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进行改革，但决不允许贬低民主德国40年来的历史和现状。在对外政策方面，克伦茨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同苏共和苏联的关系；坚持两个德国是相互独立的主权国家，民主德国愿意在两国关系基础条约和1987年9月波恩公报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但是显然，克伦茨的改革主张和改革行动为时已晚，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反对派组织的要求已远远超过这些。更多的人民群众走上街头。东柏林和莱比锡于11月4日和6日又有几十万人举行大游行。再次出现了民主德国公民出走联邦德国的高潮。局势进一步动荡不定。在此情况下，统一社会党于11月9日晚作出重大决定：开放柏林墙，宣布民主德国公民从即日起经由民主德国边界出国旅行和多次往返，不必申述特别理由，凭身份证就可去西柏林。消息传来，人们奔走相告，如潮水般涌向各边境站大门。开放柏林墙的决定虽然标示着民主德国政府40年来第一次开放两个德国和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但实际上柏林墙是被民主德国广大民众的民族感情“冲”开的。这就为两德人民的民族统一打开了通道。12月5日，两德政府在柏林就联邦德国公民前往民主德国旅行无需签证达成协议。联邦德国公民40年来第一次将无需签证前往民主德国访问旅行。

第三，民主德国的政治风云突变为联邦德国提供了统一德国的机遇。一直刻意追求两德统一的联邦德国领导人都明确地意识到，只有在东西方相互取得谅解、消除对抗的气氛和两德人民强烈的要求情况下，统一的机遇才会到来。他们一直在苦苦地等待着。东欧剧变和民主德国公民出走浪潮立即使科尔政府认定，德国统一的历史机遇也许降临了。虽然科尔政府立即“介入”民主德国事务，但他还是小心翼翼，步步为营。1989年年中，科尔政府要求匈牙利“保护”民主德国公民，允许他们自由出境到联邦德国，并指令联邦德国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外交机构大量收容民主德国公民。10月中旬针对民主德国的经济、社会危机，科尔总理反复表示，如果民主德国进行改革，在经济上实行市场机制，政治上搞自由选举，联邦德国就愿意给民主德国长期的、全面的、巨大的援助。直到此时，科尔政府的公开言行，主要在“联络”民族感情，“笼络”民心，避开“高谈统一”问题。民主德国则严厉谴责联邦德国干涉民主德国的内政。民主德国的党政领导从昂纳克到克伦茨，都把“坚持社会主义事业”同“德意志民族统一事业”绝对对立起来。在民主德国宣布开放两德边界的第二天，科尔中断对波兰的访问，乘机回国，在内阁紧急会议上，商讨采取紧急措施以适应两德边界开放后给联邦德国带来的新形势。科尔欣喜地表示，这是一个好机会，通过东西德之间的自由往来，将德国统一问题提出来。联邦德国内政部指示有关部门做好准备，迎接民主德国公民的到来，并规定到西柏林和联邦德国的民主德国公民，每人一年可以领100西德马克的“欢迎费”，凭护照或身份证在银行、储蓄所、邮局领取。科尔决定待时而动，力图以“经济手段”推进德国统一的进程，并以掌握“德国统一”的大旗，来赢得联邦德国即将来临的大选，击败当时呼声甚高的反对党社会民主党。

最后，“德国的统一，并非仅仅是德国人的事情”，这是戈尔巴乔夫在1989年德国剧变时抛出的重头话，言下之意，长期占领德国的苏、美、英、法四大国的态度和举措，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东欧国家首先是与德国存在边界问题的波兰，也有他们的发言权。这一点西方大国也是这么看的，两个德国的领导人也有同样的共识。基于两德统一的大势所趋，四大国改变了长期以来反对德国统一的做法，开始磋商和妥协，为德国统一创造了外部条件。但在统一的德国的地位问题上，苏联同西方三国还存在着严重分歧。西方三国主张通过德国统一把民主德国从华沙条约组织中拉出，纳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西方势力东扩；而苏联则主张通过德国统一把联邦德国从北约中拉出，组成中立的统一的德国，保持苏联在中欧和东欧的影响，防止北约东扩。这就构成对德国统一的严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