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夹缝中的德意志民族

德意志民族的多数，由于支持或容忍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战争政策，终于得到了报应。战败后的德国，政局混乱，经济崩溃，庐舍为墟。盟国轰炸机的连续轰炸，特别是希特勒的“焦土政策”的肆意破坏，几乎使德国所有城镇都成为颓垣残壁的瓦砾场。在大城市中，柏林、汉堡和科隆以及卡塞尔、纽伦堡、曼海姆、达姆施塔特、埃森、科布伦茨和武尔茨堡被彻底摧毁了，德累斯顿、布勒斯劳、慕尼黑、美因茨和法兰克福也遭到严重破坏。港口和莱茵－鲁尔工业区，约60％被摧毁和损坏。在所有四个占领区，有1/4以上的住宅被摧毁。在城市里，人们在地下室和废墟里栖身；在乡村，幸存者和外来者挤在一起。1945年5月3日进入柏林的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描述当时的柏林状况：

“柏林什么也没有剩下。没有住宅，没有商店，没有运输，没有政府建筑物。纳粹留给柏林人民的遗产仅是一些颓垣残壁。……柏林如今仅仅是一个碎砖破瓦堆积如山的地理位置。”

除物质破坏外，还有交通运输的瓦解，银行体系的崩溃及其带来的财政紊乱，造成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极大混乱。特别是整个政府机构——从最高机构直到乡镇基层政权——的解体而又没有任何政治领导人物准备接管纳粹垮台后的行政管理机构，更使德国人陷于惊惶失措之中。

由于食品、衣服和其他消费品的极端匮乏，人民群众在忍饥挨饿。货币贬值，黑市猖獗，疾病蔓延，死亡率上升。大多德国人对战争的失败毫无心理准备，现在骤然身临其境，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崩溃和价值观念的丧失。他们不得不首先为生存而斗争，关心食物、住所和工作这些最基本的需要。为争夺食物和住所以及隐瞒和伪造历史的刑事案件激增。战后的德国也出现过所谓“烟头”时期和“德国姑娘”时期：人们嗜烟如命，香烟价格猛烈波动，用商品或劳务换香烟已到按“支”论计了。外国军人和外国人常常发现身后有德国人跟着，等着捡他们扔掉的烟头；一些德国姑娘与盟国士兵勾搭，以换取巧克力和尼龙袜或者美军的干粮包，以补家用。苏联《真理报》赴柏林记者则报道了饥饿的柏林家庭妇女发疯似地扒开道路进入毁坏了的食品商店搜索抢劫，或者突然从地下废墟中冒出来向他们的征服者奉承讨好。

加剧战后初期德国情况混乱和人民生活痛苦的另一因素是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潮。德国当时原有人口约6600万。如今增添了从集中营和劳动营中解放出来的近800万外国人，后来又进来成千上万经过艰辛跋涉来到德国的形形色色的人，包括从波兰和苏联来的犹太人和从苏联逃出来的反共分子。此外还有攻入德国的近800万外国军队和外国代表团成员。非德意志人的总数超过了1500万。但最大的人潮还是来自东部失去家园的德意志难民，他们有的是被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波兰强行迁居或驱逐出来的，大部分是从并入波兰和苏联的原德国领土逃出或被逐出来的，估计有近1500万德意志居民蒙受逃亡、被驱逐出境和强行迁居异地的苦难，^〔12〕其中200万人以上因此死于非命。这些逃往德国西区的德意志难民既无住宅，又无财产，更加重本地居民的负担。

这就是战败后德国的一幅悲惨图景。但是德意志民族并不会就此沉沦下去。明智的知识界和思想界很快出现了一种可称之为“反思”的浪潮，而反纳粹的政治界精英们，则寻找一条不受东西方强权争夺制约的、维护德意志民族国家统一的、民主的或社会主义的道路。海得贝格哲学家卡尔·雅斯佩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在1945年11月出版了名为《转变》的杂志，旨在帮助德国人从已经沦为道德和精神废墟的人世里确定自己的方向。它要使德国人“由忍耐顺从的、无个性的动物变成独立和觉悟的、注意保护自己自由的人的集体”。雅斯佩尔斯在一系列演说中力图就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作出既符合历史事实、又能使德国人的心中产生希望和自尊的评述。他认为，罪责问题是“德国人灵魂存亡的问题”；所有德国人都犯有这种或那种意义上的罪行，德国人民应承认和接受国外所提出的惩处、认罪和赔款要求，纽伦堡审判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公正的；所有德国人都要“为我们的政权，为这个政权的行为，为发动战争，为我们让其高踞于我们头上的领导人的行为”负政治责任；所有德国人必须承担责任，用工作和成绩来为这些行为所造成的大破坏进行补偿；几乎每个德国人都需要依靠个人的良心反省，“如果没有在深刻认识罪行的基础上经历一个净化过程，德国人就不会发现真理”。自由派天主教领袖们通过编辑出版如《法兰克福杂志》等号召：在12年的异教信仰和虚无主义之后，要实现宗教复兴和道德重建。作家维歇尔特用优美朴素的语言，鞭挞了自己同胞的过去，号召实现精神和道德复兴。德国战败和战后的困境使人们对德国的历史进行反思。政论作家表达了反对军国主义和普鲁士精神的观点。与德国以往的历史著作评价相比较，马丁·路德、弗里德里希大王、俾斯麦、尼采等人受到更带批判性的评价。艾克（Erich Eyck，1878—1964）1946年出版的三卷本《俾斯麦传》把俾斯麦同希特勒直接联系起来而予以否定。著名史学家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1862—1954）在《德国的灾难》一书中，认为纳粹的出现及其带来的灾难，一般说来是现代史上、特殊说来是德国的一种源远流长的势力的产物；德国未能将精神和权力、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是通向希特勒主义的毁灭道路的主要历史基础。

民族的政治精英们则为德国的政治前途费尽心思。在战后陆续出现和成立的政党和社团中，曾讨论过有关德国前途的三种可能性，即：倾向东方；一个缩小了的“不结盟德国”；紧密与西方结合。倾向东方的最重要支持者是苏占区的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德国西部和南部的社会民主党党员中最初也拥有众多的支持者。德共及其同盟者除主张“必须同过去彻底决裂”外，还力图把法西斯专政同垄断资本的统治联系在一起，以达到反对国际垄断资本的目的。但是，在舒马赫领导下的社会民主党汉诺威集团却坚决反对倾向东方的主张。比较符合大多数德国人意愿的，是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不结盟”、“中立化”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最重要代表是苏占区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雅可布·凯塞尔（Jakob Kaiser，1888—1961）和西占区武尔茨堡历史学家乌尔利希·诺阿克（Ulrich Noack，1899—1975）及其“瑙海姆集团”。凯塞尔为了维护德国的统一，也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把协调占领国之间关系和反对试图利用一方反对另一方视作德国政治家的任务和职责。他在1946—1947年的演说和著作中一再承认社会主义秩序和社会主义事业，但他反对把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相提并论，而是强调一种“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他用“基督教社会主义”来同西方的社会制度划清界线，同时也就同苏联的社会制度划清界线，这就引起苏占区军管会的不信任，1947年12月被撤掉苏占区基民盟主席的职务。当他不得不移居到西占区时，“瑙海姆集团”正从事着同样的事业：努力维护德国的统一。诺阿克及其“瑙海姆集团”没有自己的社会政治方案，仅仅关心给德国打上自由主义的印记。他们致力于争取东西方大国同意不把德国纳入各自的同盟中去，赞同德国中立，减少东西方大国在中欧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但是，美国已不准备放弃“西方国家”解决方案，苏联更不准备把红军撤到奥得－尼斯河线后面去。在强权政治的现实面前，夹缝中的德意志民族的统一、中立主张，必然首先遭到失败。主张与西方结盟的代表人物是舒马赫和阿登纳。凯塞尔和诺阿克同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主张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走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党结盟之所以未能实现，原因就是西占区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舒马赫无条件地拒绝“中立化”。他把苏联视作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大国，为倾向西方的方针辩护。在他看来，战后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和苏联成为战后的决定性力量，就德国而言，与其采纳“东方国家”解决方式，毋宁接纳“西方国家”解决方式。他的目标是：在1937年的疆界内，以“民主社会主义”为基础，消除被“第三帝国”败坏了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残渣，排除作为苏联代理人的共产党人，使德国融入以相同原则组织起来的、以英国为楷模的欧洲国家集团。由于舒马赫一直坚持改革社会结构这一目标，使他同西方占领当局间的对立日益严重，占领当局开始公开偏袒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就阿登纳的政治思想而言，并不主张用分裂德国的办法来“解决”德国问题，但是他已看到或承认1945年秋以来德国的“分裂”事实。他认为战后世界存在三个巨大的工业中心，即美国、西欧和苏联；谁掌握其中两个，谁就能迫使另一个服从它的意志；苏联的目的是要赢得西欧；只有很好地组织西欧的工业中心，使之充分发挥潜能，并同美国一道投入决定东西方命运的天平之中，西欧才不至落入苏联之手；而对夹在东西方争夺夹缝中的德国而言，如果采取传统的摇摆政策，就有使战胜国再次联合起来反对德国的危险；德国必须采取明确的立场，与西方、主要是与美国结盟，致力于以法德为核心的西欧一体化；通过复兴欧洲的道路把苏联从中欧赶出去，达到德国重新统一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