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纽伦堡审判、“四D”计划^〔5〕到柏林危机

东西方大国战后在德国的最重要合作，应数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主要战犯的审判。1945年6月26日至8月8日，在伦敦举行的四个占领国和19个其他国家参加的关于军事法庭程序的国际会议，制订了《关于追究和惩办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和《国际军事法庭规章》。12月20日，盟国管制委员会据此颁布了《关于惩办犯有战争罪、反对和平罪和反对人道罪的人员》的第10号法令。战争罪指的是违反战争法规或战争习惯的罪行，包括屠杀、虐待或劫走、放逐占领区的平民，屠杀或虐待战俘或海上人员，杀害人质，掠夺公私财产，恣意破坏城镇乡村，或任何非属军事必要的破坏；破坏和平罪是指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或参与实施上述罪行的计划或阴谋等；违反人道罪是指战争发生前或战争期间对平民的屠杀、灭绝、奴役、放逐或其他非人道行为等。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于1945年11月20日开庭，连续审讯至1946年9月30日，以宣布判决闭庭。国际军事法庭所控告的纳粹罪魁和“第三帝国”的主要官员中，元凶希特勒和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以及党卫队和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相继自杀身死外，党务办公厅主任和领袖秘书博尔曼（Martin Bormann，1900—？）一直没有找到。^〔6〕法西斯“劳工阵线”领袖莱伊在审讯开始前自杀。大工业家克虏伯·冯·波伦哈尔巴赫因病重宣布不能受审。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受审的有：纳粹党第二号人物、空军元帅戈林，党的第三号人物、1941年秘密飞英被捕的赫斯，希特勒的首任外交部长牛赖特和继任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纳粹主义思想家、东方占领区部长、纳粹党外事局局长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1893—1946），内政部长弗里克，党卫队保安处处长卡尔滕布鲁纳，驻波兰的纳粹刽子手弗朗克，虐杀犹太人者施特赖歇尔（Julius Streicher，1885—1946），凯特尔陆军元帅，约德尔陆军上将，雷德尔海军元帅，邓尼茨海军元帅，战前经济部长和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和继任经济部长、国家银行行长冯克，前副总理、驻外大使巴本，法西斯全国青年领袖席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1907—1974），图林根党区领袖、劳动力分配全权总代表绍克尔（Fritz Sauckel，1894—1946），军备与战争生产部长施佩尔（Albert Speer，1905—1981），纳粹宣传部新闻处、广播处处长弗里契（Hans Fritzsche），奥地利纳粹党魁赛斯－英夸特。被控告的还有德国内阁、纳粹党领导集团、党卫队和保安部门、秘密警察、冲锋队以及国防军总参谋部和最高统帅部。

1945—1946年纽伦堡审判主要战犯

坐在被告席上的这21名人犯，显得形色憔悴，神情沮丧，昔日那种不可一世的威风已被一扫而光。只有戈林为能坐上这迟到的纳粹首席显得有点洋洋自得。法庭一共进行了403次公审，听取了大量口头的或书面的证词，而大部分证词都是取自被告从前制定的文件，对这些文件的真实性，被告及其辩护人都提不出异议，尽管极大多数被告都以种种遁词为自己开脱罪责。审判记录和作为证据的文件被印成四十二大本，使全世界都看到纳粹政权历史上空前的阴谋、侵略和暴行的真实情况。被判处绞刑的有：戈林、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卡尔滕布鲁纳、罗森贝格、弗朗克、弗里克、施特莱歇尔、绍克尔、约德尔、赛斯－英夸特和缺席审判的博尔曼共12人；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有：赫斯^〔7〕、冯克和雷德尔3人；被判处2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有：邓尼茨、席拉赫、施佩尔和牛赖特；沙赫特、巴本和弗里契被宣告无罪。纳粹党领导集团、党卫队和保安部门、盖世太保被宣判为犯罪组织。死刑判决于1946年10月16日执行。戈林在被执行前一天吞毒自杀。

接着，从1946年到1949年美国人在纽伦堡举行了12次审判，对象为医生、法官、工业家、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人员、外交部人员、军事首领以及党卫队高级干部等。法占区和英占区也审讯了实业家和高级军官。三个西方占领区的各种审讯中，共判处了5025名被告，806名被判死刑，486名被执行。在苏占区，被判刑者估计为45000人，被判死刑者人数不详。在德国国内外被战胜国法庭因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被判刑者总数估计有5万到6万人。

纽伦堡审判伸张了正义，教育了德国人民。调查显示，约80％的德国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被告的罪行是无可争辩的，只有4％的人对审判持否定态度。

但盟国依据波茨坦协定，在东、西方占领区实施的政策，即执行非纳粹化、非军事化、非工业化和民主化的“四D”计划，不仅模式不同，而且都是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行事的，东、西方占领区之间往往形成比着干、对着干的局面。“非纳粹化”（苏联的提法是“根除法西斯残余”）是盟国的主要目标之一，目的是肃清纳粹主义对德国公众生活、经济和教育的影响以及惩罚纳粹骨干分子。但是四个占领区没有共同的方针，各行其是。在三个西方占领区内，非纳粹化是一个宽严不等的人事清洗过程；在苏占区，“根除法西斯残余”则被视为改革社会结构进程的一部分。西占区的非纳粹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5年夏到1947年初大规模逮捕阶段，英占区被捕人数为64500人，美占区涉及面最广，为95250人，法占区为18963人。美占区军政府规定，凡在1937年5月1日以前加入纳粹党的官员，到1945年夏都须解除职务；禁止纳粹党员在私人经济中就业；他们只允许做最粗笨的辅助劳动。由于案件积压数以百万计，美国人不得不吸收德国人帮忙，非纳粹化运动走上德国人自我清洗之路，美占区因此也于1946年3月颁布了所谓的解脱法。随着解脱法的颁行，非纳粹化运动进入第二阶段，所有被控者按不同情况分成五类：主犯、一般犯、轻犯、胁从者和无罪者，分别判处10年和10年以下徒刑、强迫劳动、没收财产、开除公职、剥夺选举权、向受害者赔偿损失等。英占区总的说来处理较宽。法占区是以司令部的规定为准，在政治和行政上根据实用主义办事。到1948年末，非纳粹化运动进入第三阶段，即收尾阶段，开始把非纳粹化的任务交给西占区成立的联邦共和国。运动的规模大大压缩。到1950年9月30日，德国法庭已审讯完近96万宗案件，约有35万人被宣布无罪或得到赦免，约23000名重犯和一般犯判处终身不能担任公职。^〔8〕12月15日，联邦议院向各州建议统一结束非纳粹化运动。

苏占区的做法与西占区不尽相同。他们一直指责西方盟国未能有效地实施“非纳粹化”。在第一阶段，苏占区也进行了大逮捕，约6万多人，但苏占区力图“根除法西斯残余”，通过逐步限制和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使法西斯主义“失去”社会经济基础；通过土地改革使乡村贵族不再是政治上的决定力量；在公共机构中清除纳粹党及其外围组织成员，但不像美占区那样把全体居民都卷进去。普通的纳粹党人在其职业生涯中不受影响，他们是被争取的对象。西占区的一些左派报刊，对苏占区的措施予以好评。

德国的非军事化，在战争结束时实际上已成既成事实：一个曾经称雄世界的强大的军事力量已被摧毁得所剩无几了。德国的非工业化（包括分散化）开始进行得颇为一致。盟国的意图是使德国今后的工业规模必须限制在相当于1938年德国工业产量和生活水平的一半，使之沦为仅具三、四等工业国的经济潜力。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东西方对立的加深，美英放弃了德国非工业化计划，把德国的前途同欧洲的发展联结起来，转而采取扶植德国西部经济的政策。苏联则从德国东部取得价值500—1000亿马克（合125—250亿美元）的赔偿。它留给德国人的工厂、设备仅够用于防止当地的经济崩溃。至于民主化，东西方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它们在各自的占领区内走着完全不同的路。

在苏占区，苏联军管会于1945年6月10日发布命令，允许成立民主政党和自由工会。次日，由乌布利希等署名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号召书，要求在当前形势下，建立一个全德反法西斯的民主政权，一个给人民一切民主权利和自由的议会民主制共和国。继德共之后，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社会民主党也重建了。当时社会民主党内存在三派，苏占区的是以奥托·格罗提渥（Otto Grotewohl，1894—1964）为首的一派，它赞同德共的主张，拥护建立反法西斯的民主共和国。同年6月底、7月初，资产阶级性质的反法西斯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也相继成立。7月14日，共产党（KPD）、社会民主党（SPD）、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和自由民主党（FDP）结成“反法西斯联盟”，实现了人民阵线思想，这就是：在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通向社会主义民主。1946年4月21—22日，苏占区的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举行两党合并大会，改称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共产党主席皮克和社会民主党主席格罗提渥当选为统一社会党的两主席。4月22日的党纲中强调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统一社会党有意识地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模式建党，按照苏联的意图行事。在苏占区“反法西斯联盟”中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原主张土地、矿藏和重要工业国有化，并把基督教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自由民主党原主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权利，维护财产私有制，最终都接受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并对原主张加以“改造”。1948年初，又成立了两个新党：德国国家民主党和德国民主农民党，前者的目的是吸收那些未曾犯罪的前纳粹党员参加建设，后者的目的是推动农民同工人一道重建国家。这两个党无保留地服从统一社会党的领导。

在西方占领区，各个军政府在1945年9月至12月才相继发布允许成立民主政党的命令：允许成立符合西方观念的民主政党。共产党在西占区一开始就遇到其他政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的竞争，西占区的社会民主党反对任何与共产党合并的想法。西占区的共产党代表曾一度参加苏占区统一社会党的执委会，后来退出，以强调自己的“独立性”。但当它宣布无条件支持苏联的政策时，它的活动就受到了限制。^〔9〕在西占区社会民主党重建中起作用的有以奥伦豪埃尔（Erich Ollenhauer，1901—1963）为中心的流亡英国派，但对重建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以库特·舒马赫博士（Kurt Schuhmacher，1895—1952）为中心的汉诺威派。出身于西普鲁士资产阶级家庭的舒马赫，1918年加入社会民主党，1930—1933年任国会议员，是反对纳粹最坚决的人物之一，纳粹统治的绝大部分时间他是在集中营里度过的。盟国占领期间，这位幸存者坚信社会民主党负有领导国家的使命，但他坚决反对“红色专政”，摒弃任何使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组织上联合起来的主张。因此他和奥伦豪埃尔派完全一致。1946年5月11日，社会民主党在汉诺威举行第一次党代会，会上通过的纲领依然把社会主义作为当前的任务，但并不主张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它只声明资本主义社会需要改革和可以改革。当选为社会民主党主席的舒马赫，想要突破社会民主党作为工人政党的传统框子，认为争取中产阶级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因而主张保护商业和农业中产阶级，分散大土地所有制，把大工业、大财团、能源经济和交通事业国有化。政治上他主张德国只能是议会民主制国家；把被占领国分割的地区重新联合起来，参加欧洲一体化。社会民主党由于它的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历史传统，战后又主张融入西方国家体制，所以在西占区具有巩固的地位和强大的影响。

西占区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是由各个教派和社会集团联合起来的新政党，加入这个党的有先前的中央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德意志人民党和德意志民主党的成员，成为西占区最大的资产阶级保守党，它的组织遍布除巴伐利亚以外的各州，并与巴伐利亚的基督教社会联盟（CSU）自1947年起组成工作同盟，自1949年起组成联邦议会中的党团同盟。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1876—1967）很快就成为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决定性人物。这位出生于莱茵兰科隆地方的“强制性普鲁士人”^〔10〕、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任科隆市市长的资产阶级国务活动家，部分继承了德国历史上的世界主义－自由主义传统，受西方文化影响，坚定主张德国应向西方（首先是法国）靠拢，拒绝普鲁士主义、纳粹主义，也拒绝共产主义。希特勒统治期间在1933年和1944年两度被捕。战后美国人任用了他，他为制定基民盟的纲领作了决定性的准备工作。1945年9月参与创立基民盟。1946年3月当选为英占区基民盟主席。1950年10月20—22日的全联邦德国性的戈斯拉尔基督教民主联盟成立大会上，当选为该党主席。基民盟的经济政策，是以人的财产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为基点的，主张以新自由主义对经济进行间接的调节。在基民盟建党初期的社会革新方案中还存在一些基督教式的社会主义成分，例如1947年2月初制订的《阿伦纲领》就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不适应德国人民的国家和社会的切身利益，需从根本上加以革新；既要摒弃私人资本主义的垄断形式，又要反对以国家资本主义取而代之；既要保留迫切需要的企业主的积极性，特别是中小企业应受到特别的扶持，又要让企业中的雇员“参与企业领导”。但到1947—1948年，这种基督教式的社会主义成分被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倾向所代替，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1897—1977）等人提出的社会市场经济原则逐步取得主导地位。这个党不仅得到大资产阶级的热心支持，在依靠工资和独立的中产阶级中以及在工人中也有大批追随者。它在西占区（后来的联邦德国）得到近半数选民的支持。

西占区的自由民主党是遵循德国自由主义传统路线的资产阶级政党。西占区各州的自由党或派在1948年11月12日联合成为自由民主党，豪斯（Theodor Heuss，1884—1963）当选为主席。这个党的成员和选民主要来自工商业的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地位的工薪阶层，它的价值观是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反对一切集权主义，寻求现代工业社会中保证发挥个人力量的道路，拒绝任何社会化和经济民主的思想。自民党的这种新自由主义，后来很大程度上既被基民盟基社盟所接受，也被社会民主党所接受。

在德国实现民主化，实质问题就是建立起什么样的政体。在苏占区，明显地是在向一种中央集权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暂时尚允许某些私有制发展）、实行计划经济的、以苏联为模式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发展。在西方三个占领区，内部的情况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的走向，是向着一种以英美为模式、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础、实行议会民主制的联邦制体制发展。美国军政府在超越州界和区界活动方面最为积极。1947年3月继任盟国管制委员会美国代表的原美占区副军事长官克莱将军，在制订美国的占领政策和合并西占区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美国军政府原先的“限制性”方针被逐步取消，代之以把西德纳入一个正在形成的对抗苏联的国家集团的目标，并用重建的西德经济来巩固欧洲。1946年7月20日，美国向英法占领国建议，实行仅限于经济事务方面的占领区联合。这一建议首先在美、英占领区实现。这年12月初，美英两国外长签订了从1947年1月1日起生效的成立双占区协定。随着双占区中央机构职能的逐步形成，1947年6月10日，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成立了“联合经济区”，最重要的机构“经济委员会”是由各州议会派代表组成的间接的代表机构，它拥有立法权，对各管理局有监督权和指示权。在经济方面，西占区没有进行破坏原体制的重大改革，也没有对土地所有制进行根本的变革。任何社会化的行动均被中止。克莱将军的解释是，这些问题应留待将来自由选举产生的德国政府去决定。1948年2月，法国在美国的压力下，同意将其占领区合并，成立三占区，终于形成苏联的“东占区”与西方三国的“西占区”对峙的局面。德国向分裂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战后东西方大国在德国问题上从同盟走上对抗，或者说争夺的白热化，首先表现在1948年夏酿成的第一次柏林危机。柏林问题成为战后史上最奇特的、最有爆炸性的国际问题之一。

大柏林市原为德国首都。根据苏联同西方盟国之间的协定，大柏林市也由四国共同占领和管制；大柏林市的管理机构是“盟国城防司令部”，由苏、美、英、法四国城防司令组成，归总部设在柏林的盟国管制委员会领导。但是苏联利用西方盟国1945年7月初进驻商定的占领区之前，在独家占领柏林期间完成了柏林临时市政机构的建立。大柏林市分为四个管区，东部是苏管区，西部自北向南分别为法、英、美管区。由于柏林是被苏军攻占的，大柏林市又整个处在苏占区内，同西方占领区没有任何领土接壤，西方国家的军事人员要进入柏林，必须经过苏占区并受苏军的检查和监督，因此，苏联对柏林的影响比西方盟国要大。1945年9月，西方三国与苏联谈判进入柏林的通道问题，最后决定美、英、法三国占领区与柏林三管区之间的交通由三条铁路、两条公路、一条水路及三条“空中走廊”^〔11〕组成，此外禁止任何其他交通联络。东柏林的国家铁路局负责管理柏林西区的铁路以及柏林与德国西区的铁路联系，水路由苏联控制。西方三国在“空中走廊”上飞行可不必“事先通知”。西方国家当时对此并未感到有什么问题，他们把主要精力用于西管区的“改造”，首先是终止苏军当局在独占柏林期间所颁行的措施，例如禁止私人银行活动，解散垄断组织，建立受苏控制的大柏林市议会，批准德国统一社会党在整个柏林活动等，同时力图在西柏林建立一种同西部德国一样的政治、经济制度。1947年以来，东西柏林之间的邮政和货物交往已受到限制和监督。1948年2月开始的美、英、法、荷、比、卢六国伦敦会议，是西方各国在德国问题上协调立场的会议，6月7日发表的《伦敦协议书》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最终要成立西德政府。西方国家力图把西柏林同西德连结在一起并成为西德一部分的活动加快了。这就成了苏联的心腹大患。伦敦六国会议把苏联完全排除在外，苏联决定在柏林地区采取措施进行反击。1948年2月下旬，苏联占领当局突然宣布，禁止西方代表前往柏林苏管区出席德国人的集会。苏联驻德军事长官索科洛夫斯基元帅明确指出，柏林是苏占区的一部分，要将西方占领人员赶出柏林。这年3月20日，随着苏联代表的退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实际上名存实亡。这年4月份，苏美在西方占领区与柏林之间的交通限制问题上一度发生对抗，但引发柏林危机的直接导火线，则是西占区的币制改革。

1948年6月18日，美、英、法占领当局宣布6月21日起在德国西占区实行单独的币制改革，规定用“B记”马克代替当时流通的旧马克。币制改革“当然”也包括西柏林。苏联占领当局立即以西部德国和西柏林单方面的币制改革破坏了统一的德国经济并严重损害苏占区和东柏林的经济为口实，于6月18日午夜下令封锁柏林，断绝西柏林同外界所有的铁路、公路交通联系。6月23日，苏军事长官宣布苏占区和大柏林市实行币制改革，通行新的“D记”马克。这样，在柏林出现了两种货币。双重货币制在西柏林实际上一直存在到1949年3月。6月24日，苏联占领当局宣布彻底封锁柏林，切断了西柏林与西德之间的水陆交通，停止了苏占区对西柏林的煤、电、牛奶、蔬菜和其他食品供应。西方各国对此作出强烈反应。美英除了也对苏占区采取封锁措施，例如中断运往苏占区煤钢，限制同苏占区的贸易外，还接受克莱将军的反封锁建议：通过“空中走廊”采取规模空前的空运行动，在无法预见的期限内向200万西柏林居民供应生活必需品和西方三国在柏林驻军的一应需要。西方动用了927架飞机平均每天给西柏林空运6393吨货物。美国还把B-29型飞机派往德国，把载有原子弹的两个B-29型战斗机大队派往英国，作为“威慑力量”。“封锁柏林”事件轰动了整个战后世界，柏林的争夺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东西方关系间出现了紧张的战争气氛。

这场危机持续了近一年，到1949年5月苏联解除封锁为止。双方虽然都剑拔弩张，互不相让，但都相信，对方不会发动战争，不想在“冷战”时期搞一场“热战”，因此在幕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直到1949年3月份苏美两国驻联合国代表之间达成“基本谅解”。5月5日，莫斯科、华盛顿、伦敦和巴黎同时发布关于解除德国各占领区和柏林之间的限制的公报，公报宣布：自5月12日起，苏联解除柏林与德国西部以及德国东部与德国西部之间的交通、运输及贸易限制；美英法三国解除柏林与德国东部以及德国西部与德国东部之间的交通、运输及贸易限制；5月23日，在巴黎召开四国外长会议，讨论有关德国问题以及由于柏林形势而发生的诸问题。

“柏林危机”随着5月12日的到来结束了。但是大柏林市的分裂也同整个德国的分裂一样已无可挽回。危机期间，1948年9月，大柏林市议会分裂，议会迁到了西柏林。东柏林建立了市政府。11月，西柏林也选出了市政府。大柏林市的供应网、交通网乃至市区铁路、地铁等全分了家。柏林东、西部已正式分裂成为各自有立法、行政系统和货币制度的两个城市。1949年10月，东柏林成为民主德国的首都。而西柏林的地位问题依然是东西方继续争执的焦点，潜伏着第二次柏林危机和第三次柏林危机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