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第三帝国”的覆灭

希特勒“第三帝国”的极权统治及其战争行动，不仅遭到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的反对，而且也遭到德意志民族中反法西斯力量的反对。德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纳粹政权的“天敌”，是反纳粹统治的中坚力量；而德国的自由－民主派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不同政见分子也是反纳粹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希特勒挑起全面世界大战和开始灭绝犹太人行动之后表现就更加明显。德国人的反抗虽然总体上说是分散的，弱小的，未成气候的，但是他们的行动却向其他国家的人民表明，世界上还存在“另一个德国”，那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国，歌德和海涅的德国，贝多芬和莫扎特的德国，爱因斯坦的德国，一个爱好和平与主张国际友好的德国。这“另一个德国”不仅同法西斯罪行没有任何关系，而且真正拯救了德意志民族，使它在战后能继续生存下去。

纳粹党独裁统治的建立，使直至那时决定德国政治生活的形形色色力量销声匿迹了。纳粹国家表面上向世界显示其“铁板一块”的景象。但是，警察国家及其恐怖的统治工具，包括集中营的建立，首先是为了对付国内的反对派的。由戈林、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1904—1942，盖世太保首脑，德国保安总局局长）、希姆莱（党卫队全国领袖，盖世太保首脑，德国警察首脑，本土军司令）和卡尔滕布龙纳（Ernst Kaltenbrunner，1903—1946，奥地利党卫队领袖，德国保安总局与保安处首脑）等设计并建立起来的庞大血腥镇压机器本身，就证明德国人中有反抗者存在。抵抗活动的范围和人数很难加以确定。据不完全统计，从1933年到1939年战争爆发时为止，约有22.5万名德国反法西斯人士被判处共60万年的监禁和苦役徒刑。在同一时期内约有100万德国人长期或短期地被投入集中营。这个数字在此后的六年中猛翻几番，达七、八百万，当然这中间已包括了大量的外国人。

被镇压和取缔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建立了地下反抗运动，并得到流亡国外的领导机构的指导和帮助。德国共产党虽然对希特勒的上台缺乏思想准备，但对纳粹政权的本质本性却认识得最为清楚，因而从不抱有幻想。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人民阵线策略以及与此相应的德共布鲁塞尔会议决定同社会民主党人合作的决议，意味着以往把矛头针对社会民主党（所谓“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否定。在流亡的共产党人中产生了有威信的领袖威廉·皮克和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1893—1973），以代替狱中的台尔曼（坚持狱中斗争的德共主席台尔曼最终于1944年被纳粹法西斯杀害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共产党的人民阵线建议虽未获流亡国外的社会民主党中央的响应，但在德国本土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却在实践中联合斗争。1936年底在柏林成立了“德国人民阵线”，这是由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许多小组共同组成的。这个组织的“十点纲领”要求推翻希特勒独裁，释放政治犯，信仰与世界观自由，停止军备竞赛，没收大地主土地，银行、重工业及动力企业收归国有等。希姆莱当时就惊呼，这个反抗组织“活跃到极点”。同年在巴黎也成立了一个以作家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1871—1950）为首的德国人民阵线筹备委员会，在其发表的宣言上签名的有20位社会民主党人，14位共产党人，23位作家和知识分子，以及10位其他人士。1937年4月该委员会的《告德国人民书》中，提出“推翻希特勒”，“争取一个自由、幸福的社会主义德国”的口号。大战全面爆发后，德国本土出现著名的反法西斯人民组织“塞夫可夫－贝斯特兰－雅各组织”。塞夫可夫、贝斯特兰和雅各都是共产党人，他们把许多分散的反抗组织合并起来，仅柏林一地就包括30个大工厂中的组织，并和各地有着广泛联系。该组织的目的是要在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1944年9月18日三位领导人被法西斯分子处死。该组织是建立全国性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最大尝试之一。另一个影响很大的反抗组织是舒尔策－博伊森（Harro Schulze-Boysen，1900—1942）和哈纳克（Arvid von Harnack，1901—1942）为领导的左派社会民主党抵抗组织，前者是经济部高等参事，后者是航空部上尉军官。参加的人中有艺术家，知识分子，传统的保守主义者，也有坚定的共产党人。舒尔策－博伊森力图寻找一种“民族布尔什维主义”拯救德国，并成为反抗组织“红色小乐队”的首领；哈纳克1933年就成为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反纳粹小组的首领，1939年与舒尔策－博伊森合作，成了“红色小乐队”成员。该组织从抵抗、刺探军情到叛国活动兼而有之，这个圈子一直延伸到国防军最高司令部和外交部，其中一部分人同苏联保持经常的通讯联系。该组织的另一项任务是致力于把外国籍的强制劳工吸收到德国的反抗运动中来。1941年“红色小乐队”被摧毁。军事法庭审理此案，许多人被处决。舒尔策－博伊森和哈纳克也因“叛国罪”于1942年12月22日被处死。

救援受迫害的犹太人应当是反抗组织的重要任务，可惜在这方面经常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纳粹大规模杀害犹太人并非仅仅是一项恐怖措施：矛头针对政治反对派的；也不同于欧洲历史上出于宗教、政治或经济原因而猛烈爆发出来的对犹太人的仇恨；而是把犹太人作为“低劣民族”的代表，不问其是否构成政治因素，都予以消灭。这是一种反人类的无人性的疯狂行动。1939年前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由于移居国外和受迫害而减少一半以上。希特勒毫不含糊地声称，他打算通过战争彻底消灭欧洲犹太人。1942年1月30日，他说，战争的结局要么是雅利安民族被消灭，要么是犹太人从欧洲消失。1942年5月的一次桌边谈话中再次强调，过一定的时间必须把欧洲的犹太人统统肃清。在那些被征服的国家里，最早受到警察迫害的就是从德国逃出来的犹太人，他们成千上万地被押送到东欧犹太人区或被关进集中营。元首作出了“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决定。1941年7月31日，戈林授命海德里希具体执行。由保安警察和保安处的所谓行动队进行大规模枪杀。1942年1月20日，海德里希根据戈林指示召集“望湖会议”，提出最后消灭欧洲犹太人计划。引入了使用毒气这种不太引人注目的高效消灭法。早在1941年6月，希姆莱就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命令奥斯威辛集中营司令建立大型毒气杀人设施。从1941年12月起，切尔诺集中营，贝尔策茨、索比博尔、特雷布林卡、马伊达内克和奥斯威辛等集中营也都相继采用毒气法。在波兰的集中营“灭绝行动”的指示直接来自“元首办公厅”。究竟有多少犹太人和“无生存价值的生命”被消灭，人数无法准确断定。据1940—1943年担任奥斯威辛集中营长官霍斯（Rudolf Höß，1900—1947）交代，死于他的集中营的有250万人，还有50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纽伦堡法庭战后是以世界犹太人大会计算出的572万余人作为根据的。实际死亡的犹太人约在600万之数。灭犹行动不仅激起全世界人民的公愤，而且也激起德国抵抗组织和有良知的德国人的义愤。著名的保守派诗人恩斯特·维歇尔特（Ernst Wiechert，1887—1950）从他青年时代的民族主义倾向中清醒过来，勇敢地面对盖世太保，在慕尼黑大学讲台上讲述反纳粹种族主义的“永恒道德真理”。甚至一些政界官员和宗教界人物都加入政治抵抗活动，并提出“只有为犹太人大声疾呼的人才有资格唱圣歌”的口号。1943年2月，慕尼黑和汉堡的大学生组织用传单表示对“灭绝犹太人”的抗议。索尔兄妹（Hans Scholl，1918—1943和Sophie Scholl，1921—1943）及其慕尼黑大学的同学号召大学生起来推翻法西斯统治。他们包括支持他们的教授胡贝尔（Kurt Huber，1893—1943）都为自己良心的抗议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反抗运动终于影响到纳粹政权的高层特别是国防军高层。希特勒侵苏战争的失败和东西方反法西斯联盟的大反攻，促使纳粹政权内部离心力的加强，而希特勒的一意孤行，困兽犹斗，颁行“焦土命令”，欲把德意志民族整个拉下水，作他的殉葬品的行动，最终促使国防军内部的“政变派”采取行动。隆美尔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阿拉曼战役以来就深信，在军事上已无法打赢这场战争，只能求得过得去的停战与和平。他认为必须把希特勒除掉，但不主张采取暗杀暴君的做法。前陆军总参谋长贝克（Ludwig Beck，1880—1944）和继任的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Franz Halder，1884—1972）力主采取政变行动并表示愿意参加。德国军官团中的年轻上校冯·斯陶芬贝格（Claus Schenk von Stauffenberg，1907—1944）的加入使政变行动获得活力，推动了那些踌躇不前的人。冯·斯陶芬贝格参加行动，更多是出于宗教良知和对不人道行为的反抗。他同贝克以及力主政变的政治抵抗力量中心人物卡尔·戈尔德勒（Carl Goerdeler，1884—1945，前莱比锡市长，1934—1935年的物价检查专员）保持密切联系，对行刺作了周密的准备。冯·斯陶芬贝格肩负刺杀希特勒和领导柏林政变的双重任务。1944年7月20日在元首大本营的一个棚板屋里举行军事形势讨论会（而不是像预期那样在强固的地下避弹室里），冯·斯陶芬贝格把装有炸弹的公文包放在希特勒的近处。爆炸并不厉害。希特勒由于桌底挡板的阻隔只受了轻伤，而棚板屋则被气浪冲得四散。希特勒还活着的消息一传来，柏林的政变就崩溃了。惊魂未定的希特勒立即命令追踪政变行动的成员，侦查工作一直持续到战争的最后几周。希特勒和戈林等，准备大开杀戒，估计直接参与“7·20”事件的受害者数目为180—200人，从1944年初至战争结束时被“人民法院”判决处死的总计有4500人。冯·斯陶芬贝格和密谋集团的其他三名军官，在政变垮台时按军事管制法被枪毙。贝克被迫自杀。隆美尔被“赐”服毒自尽，而他并未直接参与“7·20”事件。军队现在应完全服从于党卫队的精神。希姆莱达到他的权力顶峰，他被任命为本土军司令官。“7·20”暗杀事件的失败导致了纳粹统治的最后强化，但这仅仅是灭亡前夕的回光返照。“7·20”事件虽然只是一次政变行动，但它却是国内国外反抗运动促成的“成果”，它的意义大概也就在这里。

1944年7月20日行刺希特勒事件：元首大本营被炸

希特勒和戈培尔直到战争的最后几周还抱着战争会出现转折的幻想。戈培尔的宣传还一再提到“决定战争的神奇武器”的出现已指日可待，以及苏联和西方国家间存在的紧张关系将使德国和希特勒的统治获得生机等。这一妄想于1945年4月28日最终地破灭了。人们从英国广播里听到，希姆莱向西方国家提出的“局部投降”的建议，遭到了拒绝。丘吉尔声称，必须向三大国（英、美、苏）无条件投降，“在三大国之间是和睦无间的”。而当希特勒拼凑的最后军事力量对柏林的解围努力失败后，希特勒就最终绝望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幕也是丑恶的场景：在柏林这个被炮火摧毁的城市中，他继续命令作毫无意义的战斗和迎接死亡，而他在地下室里却让宣传部的一名官员为他主持婚礼，与他的情妇爱娃·勃劳恩正式结婚，然后双双自杀。戈培尔奉命在他们尸体上浇上汽油，焚尸灭迹，逃避对人类犯下滔天罪行的责任。这一天是1945年4月30日。“第三帝国”实际上也在这一天烟消灰灭。

在希特勒自杀前几天，留下了一份口授的政治遗嘱和对国防军的最后“指责”，旨在造成这样的印象：战争是犹太人策划的，是总参谋部打败的，他自己是“背叛的牺牲品”。他解除了戈林和希姆莱的一切党政职务。戈林是因为在4月23日向死死躲在柏林地下避弹室里的元首“逼宫”，要求根据1941年6月29日的继任令接管德国的最高领导权；希姆莱是因为在4月23日未征求希特勒的意见就建议向西方国家局部投降。希特勒任命海军元帅邓尼茨（Karl Dönitz，1891—1980）继任德国总统和总司令，戈培尔担任总理。但戈培尔和他全家却都在柏林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邓尼茨认定自己的任务是执行不可避免的投降。意大利战线于4月28日投降，南德防线于5月4日投降。5月7日，在兰斯艾森豪威尔司令部里，约德尔将军（Alfred Jodl，1890—1946）代表德国向盟国全面投降，有苏联代表在场。一天以后，5月8日，经苏方要求，在柏林苏军司令部里，再次举行投降仪式。投降于5月9日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