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族民共同体”与“第三帝国”

魏玛时代的共和主义政论家和作家特俄多·莱莘（Theodor Lessing，1872—1933），在希特勒上台前就认定，希特勒是潜伏在魏玛庸人后面的暴君尼禄，并对希特勒信口雌黄的“纳粹理论”主要是所谓“族民共同体”理论作了诸多揭露。但是他当时并不知道，尼禄比之希特勒，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这个大巫一上台，就把莱莘本人也一并予以消灭。

“族民共同体”理论可算作纳粹理论体系的核心与基础。“族民共同体”的德文原文是“Volksgemeinschaft”。德文“Volk”一词在现代德语中往往被译成“人民”或“民族”，其实它具有一种特殊的涵义，即指一种以血统和乡土为基础的马尔克公社时期的部族民集团。^〔1〕在希特勒那里，“族民共同体”和“民族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是吻合的：把“族民”等同于“民族”，把“共同体”等同于他的“社会主义”，强调德意志民族内部的一致性，要求各阶层人士注重民族的整体利益，淡化或主动调节内部矛盾，共同对外，复兴德意志民族大业。

“族民共同体”理论导源于纳粹历史观。纳粹主义强调，世界历史的主线不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而是“血统对血统，种族对种族的斗争”。希特勒明确地把世界上各种人种划分为文明的创造者、文明的承袭者和文明的破坏者三大类，鼓吹雅利安－北欧日耳曼人是一切高级人类的创始者，是文明的创造者和维护者，是上苍赋予“主宰权力”的种族，而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则是劣等种族和文明的破坏者，应予淘汰和灭绝。希特勒强调说，地球上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是有限的，而各个种族的自我保存和自我繁衍的欲望却是无限的，因而导致了激烈的生存竞争，“世界不过是个适者生存、强者统治的丛林，一个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世界”。因此各个民族客观上就是命运共同体，必须“同舟共济”，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求强求胜。

为了完成保种保族的“使命”，纳粹党声称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即所谓“族民共同体”国家，它既非议会民主制的，也非君主制的，而是“民族的领袖国家”。希特勒把尼采的“超人哲学”思想运用到政治领域，提出由“民族精英”实行统治的领袖原则。领袖是“族民共同体”的人格代表和中心，他同“族民共同体”之间存在着种族血统上的一致性，和人格上结合的共基性。领袖是民族的利益及意志的代表者，有权对民众实行绝对统治。希特勒认为，他就是德意志民族这一优等种族的领袖之领袖，能最有效地表现和发挥民族意志和民族精神，能最自觉地意识到加强民族力量的三个要素，即所谓“种族价值”、“个体价值”、“自我保护的势能”，抵御削弱民族力量的三种人类“罪恶”：“国际主义”、“民主主义”、“和平主义”，他应该居于绝对的领导地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纳粹党提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领袖”的口号。

显然，纳粹的“族民共同体”不过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的、极端独裁专制的、极端反动的法西斯国家，可是它居然迷惑和吸引了德意志民族大部分芸芸众生。

希特勒是一个狂热的、歇斯底里的、魔鬼般的煽惑者。他的狂热不是出自对某种信仰的执着追求，而是产生于过度自信自己的伟大。他的煽动性演说既利用了德国浪漫主义传统中那种浅薄庸俗的哀婉，又利用了魏玛德国“中等阶级”群众多愁善感的情怀。当他奢谈所谓“荣誉”、“祖国”、“人民”、“忠诚”、“牺牲”这些抽象概念时，最能打动德国人的民族感。当他的声音由缓慢的男中音提高到嘶哑刺耳、语无伦次的嚎叫时，却使大量德国听众激动若狂。当他把自己打扮成假救世主，并在上台后不久的一次演说中宣称“第三帝国”已经来临时，集合在他旗帜下的群众真的把这个“留着唇髭的小个子”小丑当成了“上帝”。“第三帝国”^〔2〕原出于观念世界的千年太平说，即世界末日前一千年间耶稣当再来治世之说。12世纪的宗教思想家冯·费奥勒（Joachim von Fiore，1130—1202）把历史解释为一种上升的、相互衔接的三个国家或三个时代：“圣父帝国”（法律）、“圣子帝国”（福音）、“圣灵帝国”（爱和自由）。这一按顺序发展的三个帝国概念，被欧洲的社会神话和历史哲学逐渐固定下来。魏玛时代的保守的民族主义作家莫厄勒·梵·登·布鲁克（Moeller van den Bruck，1876—1925）在他的1923年出版的主要著作《第三帝国》（Das dritt Reich）中就把这种“救世说”变成了一种政治口号：他预言在神圣罗马帝国和俾斯麦帝国之后将从“种族魂灵”中出现一个“第三帝国”。希特勒只是暂时接受来作为蛊惑宣传的目的，以建立纳粹的“新秩序”：一个极权主义的“族民共同体”。

纳粹建立的“第三帝国”，是作为一个极权警察国家组织起来的。希特勒以闪电般的速度首先清除自己的政治对手，然后清除自己的政治伙伴以及一切可能挑战和分享自己权力的人。就在他上台后两天，1933年2月1日，政府的第一号文告称，总统兴登堡宣布解散国会，并定于3月5日举行新的选举。纳粹指望在这次选举中获得多数，排斥联合政府中的其他政党，“合法地”确立起一党统治的体制。2月2日，政府宣布禁止共产党的示威游行，警察搜查了柏林的德共中央委员会大楼。2月4日发布所谓新闻紧急法令，凡批评政府或政府措施的人一律予以严惩。2月22日成立了有5万人的所谓辅助警察组织，其中约有2.5万名冲锋队员和1.5万名党卫队员，解除了所有政治上不忠于纳粹党的警官的职务。希特勒政府在德国所有邦都建立了集中营，关押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工会干部、其他反纳粹主义者以及犹太人。这些人在纳粹的所谓“保护性逮捕”中遭到严刑拷问，往往惨遭杀害。

造成“第三帝国”的恐怖危惧气氛的大阴谋行动是1933年2月27日的国会大厦纵火事件。当时除了国会大厦会议厅在熊熊燃烧和在现场“逮”到一名前荷兰的“共产党人”范·德·卢贝而外，没有任何其他线索。普遍的看法认为，是纳粹当局一手策划了纵火事件。希特勒指望为即将到来的三月选举造成大规模的宣传声势，戈培尔想出了纵火焚烧国会这一一石三鸟的阴谋：既可进行竞选宣传，也可作为颁布独裁紧急法令的借口，还可把纵火责任加诸于共产党。戈培尔曾与戈林讨论过计划的细节：派柏林冲锋队队长卡尔·恩斯特带领10名冲锋队员通过现任德国国会议长戈林官邸地道潜入国会大厦，并在那里纵火。然后由戈林向警方“提供”线索，把事件搞成是共产党恐怖活动的一部分。^〔3〕事情果然如此。当希特勒赶到现场，同戈林同时讲的一句话：“这是共产党干的！”希特勒走向议长办公室时对戈林说：“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当官的共产党人个个都得枪毙。当议员的共产党人今晚统统得吊死。共产党的朋友要全部关起来。这也适用于社会民主党和国家的蛀虫！”希特勒政府趁机大肆镇压共产党。卢贝和德共议会党团主席恩斯特·托格勒均被指为纵火犯而遭拘禁。3月3日德共主席台尔曼被捕，3月9日当时侨居德国的共产国际西欧局领导人、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等人也以“纵火犯同伙”的罪名被逮捕。^〔4〕被捕的还有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著名人士。

国会纵火案给纳粹头子帮了大忙。大部分群众自愿或不自愿地接受了这是共产党叛乱信号的指控。希特勒趁机彻底废除了魏玛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国会纵火的第二天，2月28日，颁布了《总统关于保护人民和国家的紧急法令》，这项法令取消了公民自由和个人自由，废除了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不受非法搜查的自由、集会的权利、保障财产的权利，把“叛国罪”和“纵火罪”的惩罚由无期徒刑提升为死刑。这个被简称为《国会纵火案法令》标志着过渡到希特勒的“一体化”专政。

在白色恐怖气氛下进行的3月5日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了43.9％的选票和288个议席，这并不是希特勒和戈培尔所指望的全胜。但如果加上他们的民族人民党伙伴得到的8％的选票，就接近52％的选票，这是德国国会自1930年以来第一次出现的宪法多数，但这是微弱的宪法多数。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继续保有国会大党的地位，共产党虽比上次少得19个议席，但还是占有81个席位。3月9日，希特勒宣布取消共产党人的全部议席。3月14日，又正式取缔共产党，使纳粹党在总议席中的比例上升。希特勒虽仍可通过国会执政，但离他要求的独裁统治相去仍远。希特勒企图使国会通过一项授权法，使他获得独裁权力，彻底破除宪法。

3月21日，新开幕的国会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埋葬自己和宪法。纳粹民族人民党联盟向国会提出了“授权法案”（即所谓《消除人民与国家痛苦法》），这项法案要求将国会的立法职能转交给政府内阁，并允许内阁在认为必要时可以对宪法作背离；政府和外国订立涉及国家立法事务的条约，不必得到立法机关的同意。3月23日新国会对授权法案进行表决。武装的党卫队员封锁了会场，冲锋队员在场内走廊游弋监视，他们齐声喊着“我们要求授权法——否则当心挨揍！”的口号。在场的议员中，只有社会民主党人表示反对。党的主席奥托·韦尔斯（Otto Wels，1873—1939）是唯一敢于站起来面对褐衫议员威胁恫吓，不怕希特勒、戈林、盖世太保（Gestapo，“国家秘密警察”的缩写）的报复，宣称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授权法案、反对独裁专制。魏玛共和国最后一届通过选举的国会表决的结果，是444票赞成，94票（社会民主党人）反对，超过法定的2/3多数，通过授权法案。“授权法”使希特勒政府摆脱了议会的制约，拥有了独裁权力。1937年和1941年，原定四年期效的授权法任其延长，实际上成为纳粹德国的基本法。

纳粹－民族人民党联盟中的纳粹伙伴，由希特勒高踞首位，戈林统率警察，戈培尔负责宣传机器，很快压倒了它的民族人民党伙伴。1933年6月22日，政府以“反对国家及其合法政府的叛国罪”名义取缔社会民主党。7月7日，政府颁令把所有社会民主党党员赶出国会及各邦、市代表机构，一周后又没收了社会民主党的财产。在短短几个月中，近3000名社会民主党干部被逮捕。这是五月打击工会行动的继续。纳粹党最高领导给各级区领导的通报中，规定5月2日同时行动，取缔自由工会特别是全德工会联合会和全德自由职员联合会。工会的所有办事机构、职能、财产和金钱都交给5月10日建立的、由罗伯特·莱伊博士领导的“德国劳工阵线”这一纳粹强制组织。正当资产阶级政党在庆幸自己的存在时，打击也就接踵而至。纳粹党日益激烈地攻击“伙伴党”民族人民党，并胁迫其党员加入纳粹党。5月3日民族人民党党魁胡根贝格将党名改称“德意志民族阵线”也无济于事。6月27日，胡根贝格被迫退出政府，其议员被并入纳粹国会党团，“德意志民族阵线”被解散。6月28日，1930年起就已更名为“德意志国家党”的民主党宣布解散。7月4日，“德意志人民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自行解散。7月5日，前总理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1885—1970）被迫解散天主教中央党。这样，希特勒政府终能在7月14日凭借“授权法”颁布《禁止组织新政党法》，宣布纳粹党是德国唯一的政党，凡维持另一政党的组织机构或组织新政党者，将处以苦役徒刑。同年12月1日，希特勒政府又颁布《党和国家统一法》，规定纳粹党是德意志思想的体现者和国家的领导力量，它的机构是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纳粹党员如损害所负义务，不受国家司法机关审判。这两项法令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一党制国家，保证了纳粹党凌驾于国家政府机关之上并不受国家法律制约的地位。

同时，希特勒政府开始迫害德国的犹太人和清除一切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及其信徒。1933年4月1日宣布禁止犹太人经商。以后又禁止犹太人在国家部门工作（如任职员、教师和军人等），限制他们从事自由职业。稍后的所谓“纽伦堡法令”公布后，犹太人丧失了公民权；犹太人不得与雅利安人通婚；犹太人失去从事任何职业的权利。纳粹法西斯的罪恶目的是要把犹太人全部消灭掉。1933年5月10日，德国所有大学城公开焚烧图书，马克思、恩格斯、卢森堡、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的著作都被焚毁，海涅、曼氏兄弟、爱因斯坦、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和其他一些伟大作家和科学家的著作也被焚毁。成千的进步学者像爱因斯坦等都被迫停止工作。有自由思想和进步思想的人士都被逐出文教部门。希特勒要求把青年培养成“使全世界都望而生畏的青年”，“残忍的青年”，“要从他们眼睛里看出骄傲的神色和猛兽般独立的光芒”。

这样还不够。还需进行“营垒内部”的清洗。以往的盟友和伙伴，或者被踢出内阁，或者“杯酒释权”，授以荣誉职，置于一旁，前者如胡根贝格，后者如冯·巴本。纳粹党内部比较麻烦，不断有争夺领导权的斗争。1934年这种斗争在一部分纳粹领袖同冲锋队高层领导之间表现得最清楚。冲锋队的创建者罗姆，是希特勒的“亲密战友”，这时充当了争夺统治特权的急先锋。他接过了拥护纳粹上台而现在感到失望的广大中下层民众要求进行“第二次革命”的口号，并在冲锋队员内部掀起抵制大商号、交易所和消费合作社的运动，给垄断资本家和纳粹领袖施加压力。冲锋队头目们则乘机大肆攫取地方政府官员的职位。1933年底，几乎近86％的普鲁士市、镇长和近全部的普鲁士大城市的警察局长都成为冲锋队头目的“战利品”。冲锋队的特派员还掌管了部分行政部门，控制了市政府、新闻教育单位和市民大会。冲锋队的规模急剧膨胀，从1932年的40万人发展到1934年的250万人。

与此同时，冲锋队与国防军的关系也日益紧张。还在1933年2月，冲锋队同国防军就青年组织的管理权问题首次展开争夺。同年8月，冲突再起，罗姆提出以冲锋队为基础，建立新的“人民军”，把国防军降到只掌管士兵训练事务。1934年2月，罗姆提议成立新的政府部，领导国防军、冲锋队、党卫队、钢盔团、退伍军人组织等所有武装组织，并要求自任部长。最后则干脆提出以冲锋队取代国防军。与此相对应，国防部长勃洛姆贝格（Werner von Blomberg，1878—1946）则告诫希特勒，只有保持国防军的独立地位、不允许纳粹党直接插手军队事务和不准许军官加入纳粹党的前提下，国防军才能同纳粹党全面合作。希特勒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和争取垄断资本家和国防军的全力支持，决定“牺牲”罗姆，清洗冲锋队，压制“第二次革命”。6月21日晚上，希特勒着手布置力量。6月30日，他以罗姆准备在柏林和慕尼黑进行暴动为借口，亲自逮捕并处决了罗姆。党卫队奉命清洗冲锋队，杀死冲锋队各级头目一千余人。希特勒还乘机排除政敌。前总理冯·施莱歇尔将军，党内争夺领导权的最大对手格雷戈尔·施特拉瑟（Gregor Strasser，1892—1934），冯·巴本的秘书埃德加·容格（Edgar Jung）以及同希特勒有宿怨的人，加上毫无瓜葛的人，统统倒毙在血泊中。这一所谓的“长刀之夜”，使戈林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1900—1945）集中掌握了德国警察的权力，使希特勒成为权力无限的独裁者。冲锋队自此一蹶不振，其地位由党卫队取代。

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希特勒颁布《德国国家元首法》，规定将德国总统和总理的职位合并为一，由他就任“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拥有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权。国防军在勃洛姆贝格统率下向元首希特勒宣誓效忠。

至此，纳粹法西斯独裁统治体制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