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希特勒的上台与共和国的覆灭

研究希特勒上台的人往往想探寻到其中的某种“秘密”，其实，依我看来，并不存在什么神秘的东西。希特勒能上台的主要原因之一，乃是希特勒成功地把德国的法西斯运动——民族社会主义（纳粹）运动发展成一种群众性的运动，使纳粹党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成为德国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1920年纳粹党成立时党员不过数十人，1923年啤酒店暴动时已达5万多人，暴动失败后的1924年下降到1.5万人，1925年底为2.7万人，1928年10月扩大到10万人，1930年9月30万人，而到1932年3月党员已逾100万人，1933年1月为140万。当权后党员数的增加更不待言了。在国会选举中，情况也是如此。1928年5月20日的选举，纳粹党在全部3100万张选票中仅获81万张票，在国会491个席位中只占区区12个席位，到了1930年9月14日的选举中，甚至使纳粹党自己也大吃一惊，居然获得640万张选票，107个议席，而希特勒事先计划努力要争得的是50个议席。纳粹党在国会中从第九位一跃而为第二大党，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1932年7月31日的选举，纳粹党大胜，共得1375万张选票，占全部选票的37.7％，在国会中取得230席，轻而易举地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到这年的11月6日的新国会选举时，纳粹的狂澜第一次出现退潮，但仍获得1100多万张选票和196个席位。

为什么德国当时会有如此大量的人群涌向希特勒，这些人的社会成分究竟是什么？

我们在上面曾说过，魏玛共和国之所以能够勉强存在，不过是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处于一种暂时的势均力敌的境地。双方力量的消长就直接影响到共和国的存在，而决定力量消长的重要因素，乃是德国的“中等阶级”或“中间等级”——职员、官吏、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以及农民等的动向。1923年战后危机高潮时刻，“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一生积蓄都在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中荡然无存，群众在经济上遭到毁灭。也正是在这个时刻，希特勒认为他的时辰来到了。“我们不能再听命于一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决定的玩意儿上面的国家了。我们需要独裁”。但是这时掌握德国经济实权的“工业界”和“金融界”资产阶级还不需要希特勒，啤酒店暴动失败了。希特勒在狱中悟出一点，乃是不能通过武力去夺取台上统治者的权力，而是只有与他们合作才能取得政权。他从1925年起所采取的策略，就是“捏着鼻子走进国会”，利用共和国宪法提供的一切合法条件去争取政权，然后铲除共和国。

1925年后的魏玛共和国，政治局面一直极不稳定。社会的四分五裂，政党的纷争，激烈的阶级斗争，持续的社会思想意识的冲突，使国内所有阶级和阶层都没有一种安全感，其中对重新获得生活保证要求最强烈的是“中等阶级”。一方面他们对于共和国各执政党的不兑现的廉价许诺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其害怕因夹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而被激烈的斗争所碾碎——害怕他们的社会地位下滑（滑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和牺牲传统的生活方式。他们希望在一种“超越所有政党的政党”中寻求出路。而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正是标榜这样一个“人民的集成党”，他的蛊惑宣传和广泛的许诺，使他似乎成了民族的失望和恐慌的救星。当1929年从美国开始的像野火一样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大量“中等阶级”和失业工人开始涌向希特勒，希望从他那里得到“解脱”的满足和“安全”的保障。这场经济危机对德国是致命性的，它的产量从1929年到1932年几乎跌了一半。成千上万的小企业破产了。农民们不能偿还抵押借款。失业登记人数突破600万大关。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垄断资产阶级开始转而支持纳粹党。为什么？因为1929年开始的经济危机有与1923年危机不同之点。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生产过剩性危机。危机造成了世界市场容量的缩小，给所有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生活都带来影响。德国当时面对的是实力雄厚的美、英、法等国，这就决定它无法以“经济兼并”的方式去获取赖以生存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也就构成了德国在解决经济危机时易于求助于战争的特点。纳粹党鼓吹战争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所以成了垄断资本家在危机时刻理想的工具。

分析一下纳粹党党员的社会成分是颇能说明问题的。党员中妇女很少，但同其他所有政党相比，却有高得不成比例的青年人。1923年党员平均年龄28岁，几乎50％党员年龄在23岁以下。1930年所有党员中，工人占26.3％，职员24.4％，独立开业者18.9％，官吏7.7％，农民13.2％，其他职员3.4％，领年金者1.9％，大学生1.0％。1933年党员的比例分别为32.5％，20.6％，17.3％，6.5％，12.5％，3.7％，1.6％和1.2％。整个说来，工人约占1/3，新的“中等阶级”的官吏和职员约占1/3，其他“中等阶级”占1/3强。当然不能忽视，这三部分在业者在整个在业者中的比例是各不相同的。工人占德国在业者总数的45.1％，新的“中等阶级”只占20.2％，而独立劳动者包括领年金者、作帮工的家庭成员，占34.7％，因此，工人参加纳粹党的人数就比例说是少得多，主要是无组织的工人，而占相当高比例的是“中等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的社会集团和在业集团。同样不能忽视，纳粹党的“群众基础”，在所有非工人阶级政党中有着最高的比例，只有它才是具有同工人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革命进行抗衡的力量。

再看党的领导层的社会成分。最高领导层中除去戈培尔（Joseph Goebbels，1897—1945）和莱伊（Robert Ley，1890—1945）等个别人外，都没有受过大学的教育；一些人来自军官阶层、以前的士兵以及反革命志愿团战士等。在纳粹党的区（Gau）一级领导人中，基本上都未受完中等教育。纳粹党领导层中除少量出身于贵族外，大多出身于小资产阶级或中等资产阶级，但接受过士兵的或平民职业的培养和经历过“下层”的生涯。他们并不单纯代表一种确保资产阶级安全的固定利益。这是一伙野心家、阴谋家、蛊惑家、流氓惯犯、社会渣滓、反革命的“造反派”和利用群众运动的老手。他们掌握了一大部分小资产阶级群众和青年，建立了严密的群众性组织，发展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这就使真正统治德国的实权阶层和人物越来越寄希望于纳粹党和它的头子。

希特勒能上台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乃是纳粹党得到了受现存政权庇护的、旧帝国时期的权势阶层的青睐、纵容和扶持，这些权势阶层首先包括右翼保守政党、陆军军部、官吏和一些大地主、大工业家。

在20世纪20、30年代，几乎在欧洲所有国家都出现一种新形式的政治运动，其共同特征是法西斯——恐怖的极权统治的象征——作为标志。法西斯作为一种普遍的运动，是为了对抗由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的在欧洲普遍高涨的革命危机，对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威胁，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民主主义，主张极权主义和军国主义，极端的民族主义是其思想标志。纳粹党正是这样一个激进右翼的、君主主义的、反对革命的政党。它实际上也从不隐讳自己的这种极右立场。由希特勒正式宣布的党纲《二十五条》，就作了明确无误的表达。以往认为在《二十五条》和1925年首次出版的《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对德意志民族进行了广泛的许诺，掺杂着“社会主义”的要求，使纳粹主义涂上一层“激进的”、“革命的色彩”，因此不易看清其极右的本质。此话未免言过其实。当时看不清这种本质的大多属于心存幻想的“中等阶级”。希特勒给这些由于战争和革命而感到前景黯淡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所身受的不幸作出一个简单的解释：“犹太人”、“凡尔赛和约”和“十一月罪人”是万恶之源，从而力图把他们引向一场“复兴德国”的“民族革命”，而坚决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希特勒在“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幌子下，提出了建立所谓“民族的族民共同体”的口号。在这个“超阶级”的共同体中，集结所有的“民族利益集团”，在一个类似以往皇帝一样的元首领导下，消除“阶级斗争”和“冲突”，向世界攫取自己的“民族利益”，而把所有“非民族的利益集团”精心挑选出来，加以血腥恐怖的迫害，这些“非民族的利益集团”就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和犹太人。为建立这样一个“族民共同体”，民主主义的议会制是无法完成的，必须要有独裁的极权统治。很显然，纳粹党党纲中的“社会主义”要求，除了用来吸引和欺骗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外，还有一种特定的目的：希特勒是想用群众的力量，来平衡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力量，以确保元首的独裁专制统治。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法国的“波拿巴主义”的统治和德国俾斯麦的“仿波拿巴主义”的统治。纳粹纲领中的这种非实质性的“反资本”和“反地产”的条文在实际行动中是完全可以调整和改变的。事实上希特勒也正是这样做的。对于当时德国的左派和右派来说，希特勒的极右的立场是一清二楚的。

开始，纳粹党也像战后出现的几个右翼武装团体，如“钢盔团”、“前线战士同盟”和“志愿团”一样，受到国防军部的津贴。希特勒通过巴伐利亚军官罗姆（Ernst Rähm，1887—1934）等同国防军建立了密切关系。但纳粹党的发展却远较其他右翼武装团体为快。慕尼黑警察的大部分包括警察总监波纳尔博士都成为纳粹的拥护者。1923年初反革命志愿团秘密提供纳粹党一批武器，据希特勒估计，这些武器足够装备一个团。希特勒向国防军驻巴伐利亚最高司令长官“保证”：“除了同共产主义算账以外，将不使用这些武器装备。”这样一来，1921年8月成立的原本负责在纳粹集会上维持“秩序”的那些武斗队——“冲锋队”（SA）就演变成一支身着戎装的准军事化组织。冲锋队主要招募那些不能进入10万国防军的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旧军人和当时必须解散的志愿团中的军人。希特勒的这支“御林军”便开始在各种场合显示其“军事锋芒”。

正是政府中这些权势集团的纵容，使希特勒在啤酒店暴动失败后的审判中不但没有名誉扫地，反而被当成是“法庭英雄”。叛国罪原应判处无期徒刑，但希特勒只在兰茨贝格监狱中自由自在地度过八个月。1925年2月27日，希特勒重建因暴动而被取缔的纳粹党，重新确定他在党内的元首身份。纳粹党重新获得旧帝国保存下来的权势集团的秘密支持。右翼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在胡根贝格领导下同纳粹党“结盟”。正是在1924—1929年这一共和国短暂的“黄金岁月”，纳粹运动发展成为群众性运动，纳粹党的势力和影响越出了巴伐利亚，伸向全德国。

现在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乃是德国工业界，或者说垄断资产阶级在希特勒上台一事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该问题涉及三个不同领域：一是纳粹党究竟得到垄断资产阶级多大的财政支援？二是垄断资产阶级在希特勒上台一事上究竟起到何种作用？三是希特勒同垄断资本家究竟在什么问题上达成决定性的勾结？涉及财政数目问题无法作出稍微精确的回答，纳粹党的财务官在纳粹政权覆灭前夕把簿记付之一炬，来自工业界的秘密资助数目也就无从确定。从一般意义上说，直至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年代，除了少数垄断资本家转向纳粹外，多数并不选择希特勒而是支持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最早转向纳粹党的著名垄断资本家当数弗里茨·梯森（Fritz Thyssen，1873—1951），他是梯森钢铁王国的继承人和联合钢铁公司的董事长，在1923年参加了一次希特勒的集会后十分佩服希特勒煽动群众的能力和按军事准则行事。实际上，梯森对革命恨之入骨：战后的“红色恐怖”使他在狱中度过一些时日。他对共和国的能力不寄于信任，而是支持希特勒的独裁专政。1923年10月底，即在希特勒暴动前夕，梯森通过鲁登道夫捐助10万马克，分赠纳粹党和奥伯兰志愿团。另一名有名的纳粹支持者是鲁尔煤业大王艾米尔·基尔道夫（Emil Kirdorf，1847—1938），他因极端痛恨工会运动和法国占领鲁尔以及共和国对大工业家在1926年进行无数起搜查、没收、逮捕事件而同纳粹党接近。极大多数的大工业家这一时期在对内政策上还把德意志人民党、中央党等当作自己利益的代表，利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当纳粹运动在危机年代吸引了大批群众之后，垄断资产阶级看到该运动是一种对己有利的真正力量。他们预感到希特勒很可能控制政权，于是就纷纷予以支持以寻找自己利益的代理人。以梯森基尔道夫为核心的鲁尔钢煤托拉斯垄断集团开始成为希特勒的经济后台。从工业界垄断资产阶级方面的财政资助向纳粹党缓缓流来。但这种资助的总数看来不算多。这可以从两层意义上来说明，一是同纳粹党当时的金钱所需相去甚远，这从戈培尔日记中谈到的掌管党的财务的机构经济拮据情况中可见一斑；另一是垄断资产阶级在1932年总统选举中资助兴登堡和7月、11月两次国会选举中支持巴本（Franz von Papen，1879—1969，1932.5—1932.11魏玛共和国总理，无党派）的钱数要大大超过给纳粹党的钱数。即使1933年1月4日希特勒同巴本在银行家施罗德家中就组织纳粹参加内阁一事进行讨价还价的会谈以后，也还不存在一种设想的、垄断资本家系统的大规模“捐助”。这种“捐助”实际上是在希特勒成了总理后才出现的。这就说明，财政上支持的多寡并不直接成为希特勒取得政权的前提。问题的关键在于，整个工业界并不反对纳粹运动，他们的企图是想方设法能把纳粹运动抓到自己手中，控制它，使它成为自己的工具。这就引出第二个问题：工业界在希特勒上台中起到何种作用？

德国垄断资本家同希特勒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但它们之间也存在接近的“障碍”。这就是纳粹党党纲中的“社会主义”要求，主要是“打碎利息奴役制”、“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托拉斯国有化”、“没收土地、废除地租”等，这对大工业家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这一党纲在1926年的希特勒声明中还说“是不可改变的”。但在1928年修改党纲时却大大降低了“社会革命”的要求。希特勒懂得争取群众的重要性，他也深深懂得任何政治运动如果没有争取到国内有势力的、地位确定不移的力量的支持是很难取得政权的。希特勒开始积极讨好工业界。1927年由基尔道夫转给工业界，并在工业界中传播的希特勒的小册子《重新崛起之路》中，已把“社会主义”概念等同于“对人民的爱和对祖国的爱”。希特勒在修改党纲的声明中特意强调“没收土地”系针对“犹太人的地产投机集团”。这种“安抚”既受到垄断资产阶级的欢迎，也受到大地主的欢迎。希特勒多次同大工业家们秘密会面。1932年1月27日，希特勒在杜塞尔多夫工业家俱乐部发表的长篇演说，更是投出席这次会议的莱茵和鲁尔区300名垄断资本家之所好，成功地在德国西部工业巨头中间打开了缺口。只是垄断资本家的多数还在选择最能保护自己利益的政治体制：希特勒的独裁体制是否就比共和国的总统内阁制为好？到1932年7月止，工业界多数人还支持成立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统一政党。但是七月选举中纳粹党大胜和德国共产党选票的猛增，危机的延续和革命形势的加剧，各资产阶级政党因失去选民而几乎销声匿迹，政局的动荡和内阁频繁更迭，这一切不仅使上述的方针化成泡影，而且严重地威胁着垄断资产阶级和其他权势集团的社会统治。当时似乎显示出这样一种形势：或者共产主义，或者民族社会主义，两者必居其一。绝大部分垄断资产阶级倒向纳粹党。当1932年11月的新国会选举中纳粹党丧失200万张选票和35个议席，共产党的选票却增加到600万张，两个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选票总数已超过纳粹党200万张的时候，垄断资本家和权势集团慌了手脚。这才出现了1932年11月29日德国垄断资本家和大地主的代表人物上书兴登堡总统，要求任命希特勒为国家总理的非常事件。这是对总统直接施加的政治压力。前陆军首脑赛克特将军也明确表示：“非常赞同希特勒参加政府。”前皇太子致函兴登堡敦请总统授权希特勒组阁。他们一致认为希特勒是能够解决政府危机的唯一候选人。从1933年1月初起，组织纳粹政府的幕后会谈在不断进行。1月28日，魏玛末代总理施莱歇尔（Kurt von Schleicher，1882—1934）内阁向兴登堡提出辞呈，建议总统授权纳粹党组织新政府。可见希特勒上台并非像希特勒自己所吹嘘的那样是通过一场“民族革命”，而是被总统周围的幕后权势集团、陆军、大地主，当然还有垄断资产阶级在力量的调整过程中从“后门”塞进来的。垄断资本家是直接把希特勒推上台的主要力量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力量，因此不能说纳粹党是由它一手扶持起来并一手扶上台的。

问题的探讨还需进一步，即涉及希特勒同垄断资本家究竟在什么问题上达成决定性的勾结。上面所谈的主要限于双方之间本身利益的调整，但使双方真正的利益一致而“融成一体”的，乃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对外侵略扩张，虽然这两个问题被包藏在“民族主义”的画皮之下。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目标一直是含糊不清和极不确定的。在他的讲话中作为唯一不变因素的是要求独裁和消灭马克思主义。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直到1928—1929年是他的主要思想表现，但在危机的年代的讲话中暂时后退了，而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德国内部和外部失败的最终原因。1927—1929年讲话中几乎占1/3的内容是争取“生存空间”，而且明白无误地提出要占领东欧和俄国的领土；危机年代这一论调已代之为“扩军备战”和“战争”。1932年希特勒在杜塞尔多夫的“三百人会议”上讲话真正打动垄断资本家的心的就是这两点。

在危机年代，唯一能够阻止希特勒上台的力量是德国工人阶级。然而，德国工人运动却陷于可悲的分裂。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相互当成主要敌手，无法采取统一的革命行动，而垄断资产阶级却联合起来了。1933年1月4日希特勒同巴本秘密会谈组阁时确定的一条，乃是解散所有工会，将所有布尔什维克、社会民主党人和犹太人“驱逐出领导岗位”。可以这样说，垄断资产阶级和旧社会保留下来的权势集团，显然还常常把希特勒看作是来自社会低层的“暴发户”，不喜欢纳粹党的煽惑人心的做法和粗鄙下流的作风，但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对外侵略扩张这两个根本问题上，他们却是难兄难弟，相依为命了。

1933年1月30夜，纳粹党徒大规模的火炬游行，庆祝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

巴本终于说服了兴登堡。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正式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巴本任副总理兼任普鲁士邦总理，组织内阁。纳粹党的国会议员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1877—1946）任内政部长，国会党团主席戈林（Hermann Göring，1893—1946）任不管部长兼普鲁士邦代理内政部长。希特勒上台，标志着魏玛共和国的倾覆，德国历史进入一个黑暗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