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魏玛共和国的相对稳定

从1924年起，魏玛共和国进入了相对稳定时期，创造相对稳定局面的代表人物，是在鲁尔危机时期受命上台的德意志人民党主席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从1923年8月13日到11月23日，施特莱斯曼掌握了德国命运共一百天。在这段时间内，严重的危机威胁着共和国。结束鲁尔的“消极抵抗”，同巴伐利亚邦再度发生冲突，中央政府取缔萨克森、图林根的左派联盟政府，镇压汉堡工人起义和慕尼黑啤酒店暴动，同形形色色分离主义进行斗争以及稳定马克，这全都发生在施特莱斯曼执政时期。在这短短的一百天内，他更换了三个内阁。他开始组建的是大联合政党的政府，经过一次改组，最后社会民主党退出大联合政府，直到11月23日国会拒绝施特莱斯曼所要求的信任票为止。

但是共和国实际上已经离不开施特莱斯曼。这位小商人家庭出身的、研究国民经济学的战后德国政治家，很难确定他所信仰的究竟是什么，但从他所行动的、所追求的以及1926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来看，更多致力于同战胜国和解乃至国内民族和解政策，前提是确保共和国这个政治舞台。在他下台后的历届政府中，包括中央党的马克斯政府（1923—1925、1926—1928）、无党派的路特尔政府（1925—1926）和社会民主党的密勒政府（1928—1930），他都担任外交部长而且起关键作用，直至他1929年去世为止。相对稳定时期共和国的方针政策都打有施特莱斯曼的烙印。

施特莱斯曼的对外政策的首要目的是澄清德法关系中所存在的经济和军事问题，致力于消除德法“世仇”，让法国从鲁尔和莱茵兰撤军。施特莱斯曼在一种积极期待政策中确信，借助于英国和美国，赔款问题会重新加以考虑，并最终会促使法国人撤出鲁尔。他的指导思想是：一切都取决于能否恢复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权力地位。他在所有讨论德国赔款问题的国际谈判中，找到了美国金融信贷的真正支持。美国资本对德国财政的影响是在战后时期才增长起来的，从1918年美国接济食粮开始，发展到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达到第一个决定性的高峰。这个发展只是由于法国人占领鲁尔而暂受阻碍。现在美国资本迫切希望加强在德国的分量。1923年11月30日，与调整赔款问题有关的西方国家同德国协议召开专家会议，审议德国的国家预算和稳定德国币制问题，并提出相应措施的建议。这个专家会议于1924年1月14日在伦敦召开。会议起主导作用的是美国摩根财团的代表查理·道威斯，赔款问题也就称为道威斯委员会所制定的计划“道威斯计划”。

道威斯计划建立在下列原则之上：为了保证德国支付赔款，根据法国的想法，德国应该提供愿意支付赔款的保证。只是这种保证不再具有领土的性质，而是具有一般经济的性质。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帮助德国政府实行货币改革，以稳定通货；向德国政府贷款8亿金马克，以偿付赔款；德国政府则以关税、间接税、铁路和工业债券的收入作为抵押。关于赔款，计划是逐年增加的办法，在1924—1925年间支付10亿马克的利息，直至1928年，每年应付之数都有增加，从1928年起，每年支付25亿马克。付到哪一年为止，却并无规定。这些措施保证了德国经济免于崩溃。1923年底接任德国国家银行总裁的沙赫特（Hjalmar Schacht，1877—1970）把计划的总导向描绘为“使赔款问题摆脱政治上暴力措施的范畴，回到经济上可能的境地”。1924年7月到8月，伦敦会议通过了道威斯计划。参加会议的施特莱斯曼在会下同与会的新当选法国总理赫里欧达成某种谅解，法国保证在一年之内从鲁尔撤军。实际上到1925年7月，法国就交出了鲁尔区。

1923年底，德国政府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货币改革，决定发行新货币，以10000亿纸币马克兑换新货币1马克。饱尝通货膨胀之苦的德国人民欢迎货币改革。德国的经济结束了混乱的局面，进入局部稳定时期。从1924年起，德国经济开始恢复和发展起来。在随后的几年里，各种贷款源源不断地流入德国公私企业机构。借助于这些贷款，实现了工业现代化，生产方法合理化。到1928年德国工业资本已超过战前一倍多，重工业生产赶上并超过了战前水平。到1929年，国民收入已达到759亿新马克，为战前的150％。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农业、林业和渔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从1910—1913年的23％降至1925—1929年的16％，工业和手工业则从45％增加到48％；商业、交通、服务行业、公共事业从32％增加到36％。1928—1929年德国生产的工业品占全欧的1/3（苏联除外）。德国经济实力再次超过英法，在资本主义世界中仅次于美国。

但是魏玛共和国的这种“经济繁荣”却是虚弱的，不稳固的，缺乏独立的国民经济基础。首先，德国发财的人是一小部分，主要是垄断资产阶级，这不仅日益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日益加剧国际垄断资本之间的争夺。正当德国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领导力图把道威斯计划描绘成带给德国人美好生活开端的时候，左翼的共产党和右翼的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都对道威斯计划进行尖锐的攻击。前者认定接受道威斯计划就是“在历史上对一个民族所作的最大罪行”，就是为德国垄断资本掠夺利润而牺牲民族独立；后者则把道威斯计划比作“第二个凡尔赛和约”，是箍在德意志民族身上的又一根铁链。前者在经济本质问题上作了正确的揭露，后者在民族问题上作了极端民族主义的煽动。这也正是西方国家首先是法国面对德国工业复兴的主要忧虑。他们现在已经“同意”德国参加国际联盟，以便对德国作有效的监督，但在这以前，德国和协约国之间需要签订一些领土保证条约。1925年初，协约国照会德国，称德国违反解除武装条款，不打算按规定撤出莱茵兰第一占领区。施特莱斯曼推测得很对，延缓撤出莱茵兰的真正原因在于法国总的安全需要。随后他在致英、法两国政府的备防录中，建议在第三国的保证下，相互承认西部领土现状。1925年10月16日，在瑞士小城洛迦诺草签了一系列条约。德国为一方，法国和比利时为另一方，保证不以武力改变现有边界，英国和意大利为此承担了保证。这个保证条约通过德国同法国、比利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仲裁协定得到了补充。同时，法国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还缔结了一旦德国发动侵略就提供援助的条约。但是对德国修正东部边界的要求并未作出“保证”。1925年12月1日，洛迦诺公约在伦敦签订。西方国家试图使洛迦诺公约具有某种反苏的性质，遭到施特莱斯曼的断然拒绝。德国想使自己在西方国家和苏联之间取得积极活动的自由舞台。洛迦诺公约应当随着德国按规定加入国联而生效。事实上德国一直推迟到1926年9月10日才加入国联。德国要求在国联理事会占有一个常务理事的席位而产生了困难。一周以后，施特莱斯曼同法国总理白里安作私人会谈，建议用德国国家铁路债券来支持法郎已下降到战前1/10价值的法国，以换取立即撤出莱茵兰的让步；对归还萨尔兰和提前赎回那里的煤矿问题也进行了讨论。但是当时尚不具备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施特莱斯曼对外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为达到国家政治目的而付出经济代价：为了解放鲁尔而接受道威斯计划，为了解放莱茵兰而愿接受稍后的杨格计划，为了在波兰保全德意志农户而签订清算协定（放弃被割让地区20亿马克的国家财产）。但是他的国家政治目的并未达到。德国人的很大部分并不同情他的政策，也并未取得西方国家特别是法国的真正“谅解”。

其次，共和国相对稳定时期，正是德国经济典型的结构变革时期：重心日益从农业转向工业，也就是高一级的工业现代化时期。现代化的、高科技的工业在迅猛发展，而把另一个主要的部类农业远远抛在后面。虽然魏玛时期已开始着手农业经济结构改革，但并不能解决德国农业的根本问题，主要原因就是旧的体制基础没有触动，容克和农民的社会地位都极难改变。农业的不满情绪对魏玛共和国发泄出来了：容克贵族和农民转而反对共和国，他们把选票投给民族社会主义。

第三，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德国经济的复兴是与国际资本的扶持分不开的，尤其是美国资本大规模的源源流入。到1928年外国人（主要是美国人）已经掌握了德国1/4财富。德国经济不但被拉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而且受到美英法等国一定的控制。一旦国际金融环境突变，必然给德国经济致命的打击。1928年11月施特莱斯曼站在经济繁荣顶点上就曾预言：“在过去几年中，我们是靠借贷过日子的。如果一旦发生经济危机，美国要求偿还其短期贷款，那我们就要面临破产的危险。”不幸言中。一年以后，随着“黑色星期五”美国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的崩溃，德国立即跌入经济危机之中。

与这种不稳定的经济发展相适应，魏玛共和国的相对稳定的政治结构也出现了不稳定的变化。人们说，魏玛共和国是一个没有共和主义者的共和国，这种说法是对的。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支持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政党，都不是真正的共和派。原先未予触动的旧的社会权势阶层，包括国防军和军官团，都想方设法增强自己非共和的影响。1924年末，保守的政治势力已经开始对德国总统、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进行攻击。狡兔死，走狗烹，人们现在似乎不再需要他了，艾伯特被骂为“卖国贼”，理由是艾伯特参加过1918年柏林五金工人的一月大罢工，随即在马格德堡法院进行审讯。在这场所谓“匕首审讯”中，社会民主党领袖们都以“民族利益至上”为由为自己辩护。艾伯特的健康因这次审讯而大受损害，随即在1925年2月底死去。1925年4月26日，魏玛共和国选举出老牌军国主义分子兴登堡为继任总统。资产阶级各政党和社会民主党一起把选票投给兴登堡。于是德国的最高军政大权就落在旧社会权势阶层的代表人物手中。兴登堡自己说：“在我任职的一切困难时刻，我只看一看皇帝的照片，并问我自己：这位至尊的万岁爷将在这个问题上作何决定？”

共和国新总统兴登堡、国防部长盖斯勒（半身被遮）、冯·赛克特将军检阅仪仗队

到1929年，德国出现了经济危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共和危机。德国经济危机因具有一些特殊因素而更加尖锐。其中特别严重的是大量外债和巨额赔款负担。1930年德国的外债约为255亿马克，而赔款数则是一个无底线的空洞。德国政府表示无力偿还，要求修改“道威斯计划”。1929年2月9日，赔款问题专家委员会在巴黎开会，“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总经理欧文·杨格当选专家委员会主席。经过长达4个月的争论和讨价还价，最后通过杨格拟订的“关于赔款问题完整的、最后解决办法的建议”，这就是所谓“杨格计划”，1930年1月20日，与会各国正式举行签字仪式。德国外长施特莱斯曼因在1929年10月3日去世，他在草签了1929年8月31日“杨格计划”的议定书后，未赶上正式签约。

杨格计划规定要减少每年应付赔款数额，确定德国赔款总数为1139亿马克。这笔赔款规定按年分摊在57年内付清，平均每年为20亿马克。杨格计划还取消了协约国对德国的经济和财政控制。但是大经济危机最后使杨格计划落了空。1931年德国政府承认自己无力偿付而停止付款。1932年各国同意由德国一次付出30亿马克就算了结了它的赔偿义务。但是就是这个数目德国也没有再付。德国国内的革命运动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的纳粹运动的高涨，打断了1924—1929年魏玛共和国的相对稳定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