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魏玛共和国的战后危机：民族内争与民族外争

1919年2月6日在小城魏玛召开的国民议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共和国制定一部宪法。起草宪法的工作是由法学家胡戈·普罗伊斯教授主持的，在国民议会选举的次日，即1月20日公布了宪法草案。草案的宗旨之一是在德国建立一个实行地方分权的统一国家，因此提出把普鲁士邦打碎，把全国分成幅员大体相等的邦，它们不再具有国家的性质，仅仅是最高的自治机构。这实际上是对各邦的自治权作了较大的限制和削弱，因而引起不少邦特别是南德诸邦的反对。2月24日开始对修改后的宪法进行审议。直到7月31日国民议会才最终通过了宪法。8月14日宪法经总统签署后正式公布生效。因此，德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德意志国（Deutsches Reich）的成立，既可从1918年11月推翻君主制算起，也可从1919年8月魏玛宪法公布算起。

魏玛宪法正是在德国战败、霍亨索伦王朝被推翻、十一月革命行将失败的背景下产生的，这些时代因素不能不对宪法的内容产生重要影响。魏玛宪法又是近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最晚的一部民主宪法，它吸取了欧美各国宪法的民主精华，成为当时最有民主特色的宪法。在关于德国国体问题上，宪法第一条称：“德意志国是一个共和国”，“国家权力出自人民”。中央政府拥有与外国建交、建立军队、管理财政、发行货币、管理邮政、关税等权力。国家法律高于各邦法律。各邦仍可有自己的邦宪法、邦议会和邦政府。由各邦政府代表组成的“联邦参政会”仅仅是咨询机构，参与国家立法与行政事务。

魏玛宪法在政体方面贯彻三权分立原则，即国会、总统与政府、法院三权分立。国会是最高立法机关，国会议员由“年满20岁以上男女，依照比例代表选举制，以普遍、平等、直接、秘密之选举”产生。总统是国家元首，由全体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七年，可连选连任。总统有统帅军队、任免总理和文、武官员以及解散国会之权。宪法第48条特别授予总统“国家强制执行”权：当德国境内公共秩序受到扰乱时，总统在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届时公民基本权利“全部或一部停止之”。国家政府即内阁，由总理与各部部长组成，由总统任免，内阁成员必须得到国会的信任，否则需辞职。关于司法，法官地位独立并只服从法律，最高法院解释法律，裁决各种争端。

在人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方面，宪法明示“德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男女平权；废除贵族封号；公民人身自由、居住、通讯自由不得侵犯；公民有和平集会、组织社团及法团之权；人民有担任公职、受教育的权利等。在经济生活方面，宪法保障个人之经济自由，人民有工作自由，结合（指结成劳工团体）自由，契约自由，经营工商业自由，财产自由（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实行社会保险政策等。宪法中甚至载入“社会化”、“国有化”字眼和“工兵代表会”条款。

纵观宪法全文，它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几乎完善无疵的民主制度。但也不难看出，它所提出的种种民主权利并未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第153条就肯定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在德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都不曾改变以前，魏玛宪法主要起到了确保资产阶级－容克隐蔽专政的作用，内中一些大而无当的“民主”权利很快被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所利用。

年轻的魏玛共和国还必须为德国的战败承担责任。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幕。法国选择这一天是有意羞辱德国，因为它正是48年前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的日子。实际操纵这次会议的是法国总理克雷孟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美国总统威尔逊。这三个国家都企图利用和约掠夺德国，确立自己在欧洲大陆的霸权。法国为了打倒自己的宿敌，主张肢解德国，索取大量赔款并建立对德国的经济监督。英国出于保持欧洲的均势，不想过分削弱德国，美国在德国问题上支持英国。经过幕前的争论和幕后的讨价还价，三个月后才拟出对德和约的初步条款。协约国未经与魏玛政府协商单方面制定了和约初步条款后，立即通知德国代表团来巴黎，和会主席克雷孟梭对德国代表团说，“清算的时刻到了。你们向我们要求和平，我们同意把这和平交给你们”。协约国不允许对条约内容作任何口头讨价还价，只允许德国人在14天内递交书面意见。

在战后初期动乱不已的日子里，德国人对于他们战败的后果似乎还很少考虑，甚至还寄于幻想：他们有权得到一个公正的和约。1919年5月7日条约文本在柏林发表，几乎把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惊呆了。5月9日，德国代表团奉命照会克雷孟梭，说这种和约是“任何国家所无法容忍的”。5月12日谢德曼总理在群众集会上表态：谁签署这个和约谁的手就要烂掉！协约国仅在次要的条款上同意修改，比如上西里西亚领土从原来的割让改为公民投票，其他就原样发回。6月16日和会将条约文本作为最后通牒交给德国，规定七天之内如不答复，停战协定即告失效，协约国将采取实现他们的条件所必需的步骤！

魏玛政府从上到下反对和约，所有党派也都如此。艾伯特总统两次征询最高统帅部和兴登堡，陆军能在西线抵抗住协约国的进攻吗？最高统帅部表示：“武装抵抗是不可能的。”6月20日，谢德曼宣布辞职。翌日社会民主党人古斯塔夫·鲍威尔（Gustav Bauer，1870—1944）奉命组阁。在最后通牒到期前几小时，国民议会最终“赞同”签署和约。这样，政府被授权不加保留地签署和约。6月28日，新外长、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密勒（Hermann Müller，1876—1931）在凡尔赛镜厅代表德国签字。

凡尔赛和约除了把这次战争的责任全部加到德国及其盟国的头上外，主要内容有下列三方面：第一方面是关于领土和殖民地。德国放弃所有海外殖民地；并将近1/7领土“让还”给法国、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以及丹麦等（如把阿尔萨斯与洛林“归还”法国）；德国承认并尊重奥地利的独立；德国确认取消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此外德国的海外殖民地皆被英、法、日等国瓜分，包括中国的青岛被日本占领。第二方面是关于军事条款。规定莱茵河右岸为非军事区，德国无权设防；莱茵河左岸地区由协约国占领15年，占领费用由德国负担；德国陆军不得超过10万人（改称“国防军”），海军不得超过1.5万人；总参谋部及其他类似组织均应解散；废除普遍义务兵役制等。成立协约国监督委员会监督军事条款的执行。第三方面是关于赔款和经济条款。协约国达成协议，把赔款的具体细节交由协约国特别赔款委员会决定，但在1921年5月21日以前，德国必须付出200亿金马克^〔1〕的现金或货物（煤、牲畜、建筑材料等）；德国关税不得高于他国；协约国对德国输出入货物不受限制；易北河、奥得河、涅曼河和多瑙河等被宣布为国际河流。德国的赔款问题就成为战后德国同西方国家长期争执的重大事件。

整个看来，凡尔赛和约是一个掠夺性的条约。德国因和约一共丧失7万多平方公里领土和730万人口。特别是萨尔兰和莱茵河左岸地区被占领，使德国丧失了75％的铁矿，44％的生铁生产能力，38％的钢生产能力和26％的煤炭产量。德国人民在经受战争浩劫之后，又遭到了协约国的新的掠夺。

魏玛共和国是在革命中诞生的。十一月革命给社会民主党带来了民主选举权和比例选举制，也给其他“温和派”资产阶级政党带来了代议制政体。但是共和国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背上两大包袱：它取代了君主政体但坚决反对建立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它在经济上和其他政治方面基本上没有触动旧的德国，这就被以共产党为首的激进左派当成是“革命的叛徒”而加以坚决的反对；同时共和国取代了君主政体，在凡尔赛和约上签了字，承担了德国战败和赔款的义务，这就被极端保守的右派当成是“民族的叛徒”和“十一月罪人”而要加以坚决的颠覆。魏玛共和国赖以建立的政治基础，乃是社会民主党人同某些“民主的”、天主教的和自由的资产阶级政党结成一种广泛联盟。这些资产阶级政党被人们看成是“温和的中间政党”，而社会民主党也被人们看成是“温和的工人政党”。他们联盟的使命主要用来维护旧德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及其统治力量。大容克和大资产阶级（或称为“工业界”，“垄断资产阶级”）在革命的冲击下暂时放弃了政治统治而竭力保存社会统治。保守派既不接受和约，也不接受共和国；“国中之国”的陆军也不接受。保守派仍旧掌握着经济实权，拥有大工业、大庄园和全国大部分资本，他们的财富可以而且实际上用来资助败坏和反对共和国的政党和报纸，企图恢复战前的那种君主政体统治。实际上，共和国之所以能够勉强存在，不过是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受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同无产阶级（受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之间力量的斗争处于一种暂时的势均力敌的境地——工人阶级是分裂的，同样情况，资产阶级也处于分裂状态。双方力量的消长就直接影响到共和国的存在。战后四年中出现的巨大的革命危机和反革命武装颠覆活动此伏彼起，西方要求德国偿付数千亿金马克的惊人赔款以及法国对鲁尔的占领，使共和国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中。

首先对魏玛共和国发起冲击的是1920年3月来自极右翼君主主义派的卡普暴动。沃尔夫冈·卡普（Wolfgang Kapp，1858—1922）是东普鲁士的地方长官，并且是德意志银行监事，1917年就成立了极右的德意志祖国党，现在一心从事以暴力推翻政府、重建君主政体的活动。他得到军国主义者、国防军军官吕特维茨将军、鲁登道夫将军等的支持和一些德国银行家和大工业家克虏伯、梯森、斯廷纳斯、胡根贝格等人的资助。暴动分子开始行动的导因是国防部长诺斯克根据协约国的命令解散埃尔哈特海军旅和勒文费尔德海军旅引起的。3月12日晚，埃尔哈特率海军叛乱部队向柏林进发。次日凌晨，在吕特维茨指挥下，埃尔哈特旅、捷比利茨志愿军团和其他部队在柏林勃兰登堡凯旋门受到鲁登道夫等帝国旧官员的欢迎。就在同一天，3月13日，卡普、吕特维茨等率陆军数千人进攻柏林，暴动正式开始。

当暴动者向柏林推进时，在柏林的国防军高级军官们大部分同情暴动分子。在3月13日晚，由诺斯克召集的国防部会议上，与会的将军们除莱因哈特一人外，均拒绝发出对暴动分子射击的命令。作战局局长冯·塞克特将军（Hans von Seeckt，1866—1936）以“国防军不打国防军”为由拒绝执行命令。于是政府决定离开柏林并经德累斯顿逃往斯图加特。只有少数部长留在柏林，以便需要时与暴动分子进行谈判。暴动分子建立了以卡普为首的政府，宣布前政府已被推翻，国民议会已被解散，魏玛宪法无效，并宣布全德戒严。一切民主自由都取消了。罢工者将被判处死刑。在德国许多地区国防军都支持暴动分子。

在这关键时刻，德国工人阶级行动起来了，他们几乎不分派别地共同进行保卫共和国及其民主权利的斗争。卡普暴动当天，柏林工人用停止工作回答了叛乱。共产党、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全德工会联合会以及自由职员总联合会都发出举行总罢工的号召。3月15日，总罢工席卷全德。总共大约有1200万工人加入反对暴动分子的罢工统一战线。大部分的官吏和职员也加入罢工队伍。工人们武装起来了。在激烈的斗争中，卡普部队在许多地方被击败。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西部工业中心鲁尔区，德国共产党在这儿建立了一支被称为“红色鲁尔军”（约15—20万人）的工人武装，几天之内，就解决了暴动分子的队伍。德国工人阶级反对暴动部队的行动到处取得胜利。卡普政府不得不于3月17日逃出柏林，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才得重返柏林。卡普逃往瑞典，吕特维茨躲入容克庄园。短命的卡普暴动遂告终结。

留下来的是社会民主党政府结束总罢工和解散工人武装的任务。3月17日刚刚返回柏林的政府就宣布结束总罢工。鉴于人民情绪激昂，政府不得不在3月20日作出书面保证：严惩“政变”分子；解散所有反革命军事组织并成立工人纠察队；国家接管煤、钾辛迪加，在条件成熟的经济部门实现社会化。三天后，总罢工停止。3月24日，鲁尔区工人也停止了罢工，但“红色鲁尔军”并未放下武器。3月26日，鲍威尔政府垮台，次日由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密勒出任总理。密勒政府决定采取镇压措施。4月2日派遣2万国防军和志愿团部队开进鲁尔区，血腥地镇压了为保卫共和国而斗争的鲁尔工人。

接着对魏玛共和国进行冲击的是1921年3月来自极左翼德共领导的中部三月战斗。德国共产党自1920年2月在卡尔斯卢厄召开的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以来，努力使自己发展成一个群众性的党。1920年末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多数派的合并，是德国共产党发展成群众性的党的重大步骤。合并的党称为德国统一共产党（第三国际支部），党员人数由10万人增加到30万人。汉堡工人阶级的领导人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1886—1944）也通过这次合并成了德共党员，他后来还成为党的杰出的领袖。残留下来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少数派（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不久重新回到社会民主党内。德国统一共产党1921年1月发表公开信，向社会民主党和工会领导人建议采取共同行动，反对物价上涨和抵制残酷剥削，建议虽然遭到了拒绝，却获得德国工人的广泛响应。当魏玛政府把协约国要求的赔款完全转嫁到人民群众身上时，德国共产党在劳动人民中的影响就越来越加强了。这种情况表现在普鲁士邦议会的选举结果中。德国共产党得到121万多张选票和30个议席，这是很多的。然而党在以萨克森为中心的中部德国地区影响则更为巨大。在哈勒的梅塞堡选区，德国共产党得到了全部选票的62％以上，成为最大的政党。在汉堡，在台尔曼领导下，得到了6万张选票和17个议席。

德国中部就被魏玛政府看作是最大的危险策源地。他们特别害怕德国中部和西部鲁尔区的革命行动连成一气。萨克森省省长、社会民主党人赫尔辛2月12日在梅塞堡召集省议会、市长、保安警察头头、企业家、大地主等开会，要求对中部德国的工业区采取一种“树立国家权威的警察行动”。3月17日德国统一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由于对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和对共产党的力量和群众影响估计过高，党的主席布朗德莱尔（Heinrich Brandler）要求党采取直接的行动和进攻态势，提出了“推翻政府”的口号。3月19日在普鲁士内务部长、社会民主党人塞维林和赫尔辛的指挥下，拥有重型装备的保安警察1500人进入中部德国工业区（曼斯费尔德近郊），同时国防军部队也开入毕特费尔德、德立奇和桑格豪森。德国共产党中央和哈勒－梅塞堡地区领导在3月21日号召总罢工以对抗。几天之内总罢工几乎席卷整个中部德国。汉堡、劳西茨、鲁尔地区、图林根和其他地区也举行罢工和抗议。3月22日发生第一次武装冲突，武装工人与保安警察进行战斗。3月24日总统艾伯特宣布萨克森处于戒严状态，增派保安警察百人团和国防军炮兵。3月26—27日，政府军在击溃工人的殊死抵抗之后占领了埃斯勒本、赫特斯泰特和周围地区，两天后占领了工人的最后堡垒雷诺工厂。4月1日，德国统一共产党^〔2〕决定停止总罢工。大约6000名工人被捕，许多人被判处长期徒刑和监禁。“三月斗争”中断了德共卓有成效的群众政策的发展。但“不惜一切代价进攻”的极左思潮并未得到清算。

造成共和国危机的第三个浪潮来自协约国的赔款索求和占领鲁尔。在1921年1月举行的巴黎会议上，协约国赔款委员会规定德国应偿付的赔款总额为2260亿金马克，42年付清，每年缴付的数额规定为：前2年每年20亿金马克，此后9年每3年递增10亿金马克，其余31年每年缴付60亿金马克。德国的全部财富，特别是全部海关收入作为赔款的保证。德国代表想利用战胜国之间的矛盾，消极对抗。他们以“无力支付”为由，提议赔款削减为500亿，而且包括已付的200亿在内，余下的300亿还需把上西里西亚归还德国作为先决条件。德国代表的声明遭到法国的拒绝和驳斥，英美代表也表示不同意。法国外交部长白里安在法国参议院声称：“德国有支付能力。德国的大地主、金融巨头、大工业家都取得了巨大的财富。”因此协约国在1921年3月3日对德国提出最后通牒，限其在3月7日前答复，否则将对德采取报复手段。1920年6月上台的中央党人费伦巴赫（Constantin Fehrenbach，1852—1926）政府对此不予理会。于是西方国家在3月8日占领了杜依斯堡、杜塞尔多夫和鲁尔奥特等城，并建立起一个莱茵关税区，对德国其他地区输入该关税区的货物，征50％关税（后改征26％关税），关税收入上缴给赔款委员会。

1921年4月，协约国赔款委员会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战后经济危机的加深问题以及因此而来的德国同协约国之间在赔款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重新规定了赔款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协约国还规定了偿清赔款的具体日期。第一期赔款自5月5日起的八天内付清，否则协约国将占领鲁尔区。这一最后通牒引起了德国的内政危机，费伦巴赫政府倒台。中央党领袖约瑟夫·维尔特（Joseph Wirth，1879—1956）联合社会民主党、人民党等组成新的政府。民主党人、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在新内阁中起重要的作用。

维尔特－拉特瑙政府设法使国会接受了协约国要求支付赔款的最后通牒，因此避免了鲁尔的被占领，此举使他们遭到极端右翼势力的痛恨。新政府除了加紧向全国人民抽税外（通行税、消费税、保险税、资产税、煤税、木柴税、啤酒税、烟草税、营业税等），却不能使重工业家在赔款问题上作出任何承诺。维尔特政府不得不要求延期支付1922年初应支付的赔款，协约国便答应了。

维尔特和拉特瑙虽然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但他们对于民族的需要还保持清醒的头脑，他们除了竭力避免鲁尔被占外，还力图从外交上突破孤立状态。1922年4月16日，他们在热那亚附近的拉帕洛温泉区同苏俄缔结条约，标志着德国自战败后重又回到国际舞台。拉帕洛条约的最重要条款是：德苏双方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立即恢复外交关系，在最惠国待遇基础上建立相互贸易和经济关系。这种情况既难容于西方国家，也遭到极右翼民族主义势力的反对。6月24日拉帕洛条约的签字者拉特瑙在光天化日的大街上被恐怖组织“康苏尔”^〔3〕的成员杀害。另一方面，由于赔款的重担几乎都转嫁到德国劳动人民身上，从1922年起，劳动群众的生活更加恶化。物价和通货天文数字般地上升和膨胀。维尔特在偿付了第一次10亿金马克赔款后，财政完全崩溃，维尔特政府也于1922年11月下台。曾任汉堡－美洲轮船公司董事长的无党派人士威廉·古诺（Wilhelm Cuno，1876—1933）出面组阁。新政府走上公开抵制赔款的道路。

1923年1月初，协约国赔款委员会又一次在巴黎开会，讨论德国提出的延期偿付赔款问题。1923年1月11日，法国和比利时以德国不履行赔款为借口，出兵占领了鲁尔区。两天后古诺在国会发表演说，宣布实行“消极抵抗”政策，主要措施是拒绝开采和运输德国的煤，拒绝遵守占领军方面的一切其他规定，后来还加上以怠工破坏运输、袭击占领军等措施。古诺政府企图以此对法国施加压力，迫使法国在赔款问题上让步。

但是法、比占领鲁尔和古诺政府的“消极抵抗”政策把德国经济推入到崩溃的境地。鲁尔的被占领意味着德国损失了88％的煤，96％的生铁和82％的钢的生产。德国的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失业人数大量增加。政府财政状况急剧恶化。通货膨胀如断线风筝，扶摇直上。小业主和小商人纷纷破产。而协约国赔款委员会在法国的压力下，决定要德国每年必须支付36亿金马克的赔款。德国政府加以拒绝。终于引发了德国国内的革命危机。生活极度贫困的工人和广大人民，于8月12日开始发起总罢工，抗议内外资产阶级的剥夺。古诺政府在这一天倒台。8月13日，德意志人民党领袖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接任总理。他面对当时国内外的紧张局势，认为迫切的任务是结束鲁尔危机。这诚然是明智的决定。但这时战后综合危机的高潮已经到来。

1923年的战后综合危机可看成是对共和国的第四次冲击。危机不仅来自左翼的德国共产党方面，而且来自右翼的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方面。后者也企图利用当时的形势，推翻共和国，建立极端民族主义的大德意志国。

到1923年，德国的经济已经完全崩溃。这年1月法国占领鲁尔的一天，马克跌到18000∶1美元，到11月，再跌到40亿∶1美元。以后数字就以兆计了。德国货币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一生积蓄都荡然无存。人民群众在经济上遭到毁灭。他们并不知道，大工业家、大金融家、大地主在这场灾难中得到多少好处。他们在痛苦和绝望之余，大多把共和国当作这一切罪过的替罪羊。无论是极左翼还是极右翼的群众支持率都有很大增长。但是整个说来，当时的德国尚不存在推翻共和国的情势和客观前提。

1923年10月1日，共产国际根据德共负责人布朗德莱尔夸大工人群众的发动和武装程度的汇报，作出在四周到六周之内发动革命进攻的指示。德共中央成立了制定起义计划的常设军事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制造武器弹药，装备无产阶级百人团。从莫斯科派来了一个军事顾问小组协助制定从中央到地方的作战计划。鉴于在1923年上半年在萨克森邦和图林根邦按宪法程序组成了左翼社会民主党政府，或者说是“工人政府”以及它们迫切要求共产党人参加，所以德共就决定把这两邦的工人政府作为革命进攻的根据地。10月10日，萨克森邦总理、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律师埃利希·蔡格纳尔（Erich Zeigner，1886—1949）接受两名共产党人进入内阁，委以财政和经济部长重任，布朗德莱尔就任总理办公厅主任。10月16日，在图林根，也成立了由五名社会民主党人和两名共产党人组成的政府。这种“左派联盟”政府，是一种早期的人民阵线政府，它有可能成为建立全德工人政府的基础。因此施特莱斯曼政府也不能容许这两个政府的存在。艾伯特总统宣布全国处于“非常状态”，并援引魏玛宪法第48条第10款，即所谓“国家强制执行”，授权国防军采取行动。10月13日第四边防司令米勒将军下令解散萨克森无产阶级百人团。蔡格纳尔发表激动演说，反对“非常状态”法。驻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的国防军开始集结德国中部并向萨克森推进。10月20日，德共中央通过立即总罢工，打倒施特莱斯曼政府和建立工农政府的武装斗争的决议，并责成汉堡工人在10月23日起义作为全德起义的信号。第二天萨克森政府同萨克森企业委员会、工会和监督委员会的代表在开姆尼茨举行会议，由于意见相左，开姆尼茨会议促使德共中央撤销10月20日的关于总罢工和武装起义的决议。此时政府军队毫无阻挡地开入萨克森和图林根的中心地区。10月27日中央政府要求萨克森蔡格纳尔政府“辞职”，遭到拒绝。10月29日，国防军在德累斯顿解散邦内阁，次日蔡格纳尔“辞职”，31日萨克森邦议会“选出”一位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任总理，组成纯粹的社会民主党邦政府。几天以后类似情况在图林根发生。“工人政府”就这样夭折了。共产党的基层组织被禁止，无产阶级百人团被解散，几千工人被投入监狱。

汉堡就成了1923年革命运动的中心。在台尔曼领导下，对10月23日武装起义作了准备。他们没有得到起义延迟的通知，按规定时间开始行动。最初的行动没有遇到困难，因为汉堡没有驻扎德国国防军。在夺取警察武装以后，汉堡工人开始了三天的英勇战斗。就在这时，德共中央布朗德莱尔的停止武装起义的指示到了；国防军开到了；汉堡社会民主党领导同反共力量的合作加强了；德共由于在企业中扎根不深而未能发动起广泛的统一战线运动。共产党汉堡党委会认识到继续孤立战斗已无胜利希望，决定中止战斗，安全撤退，保存力量。这一工作在台尔曼领导下完成了。大约共有被盲目乱捕来的1000名劳动人民被判处苦役、徒刑和羁押。

德国政府集中力量封杀左翼革命工人的时候，右翼反革命势力重新形成并得到鼓舞，进而向共和国进攻。右翼反革命的巢穴在巴伐利亚。一个极端右翼的帝制派分离运动和一个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军国主义的法西斯运动是两股最重要的势力。前者的领导人是巴伐利亚行政长官、巴伐利亚人民党领袖冯·卡尔（Gustav Ritter von Kahr，1862—1934），他的目标是使巴伐利亚脱离德国，同奥地利和莱茵兰共组成依靠法国的多瑙联邦，因此德意志民族的大多数不支持他。后者的首领是阿道夫·希特勒以及老军国主义分子鲁登道夫，他们鼓吹的反犹太主义、复仇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吸引了各阶层的不少群众。希特勒鲁登道夫集团向往建立一个法西斯的“大德意志国”，并不附和分离主义。他们决定利用共和国危机，仿效一年前墨索里尼的“罗马进军”，用暴力夺取巴伐利亚的统治权，然后“向柏林进军”，在全国建立法西斯统治。

1923年11月8日晚，冯·卡尔等巴伐利亚地方长官出席贝格勃劳凯勒啤酒店举行的大型集会，希特勒率领数百名武装的冲锋队员破门而入，挥舞着手枪（据说朝天打了两枪）登上讲台，宣布“民族革命已经开始”。在同惊魂未定的冯·卡尔等人讨价还价一番之后，希特勒向集会者宣布推翻共和国政府，在慕尼黑成立全国临时政府，由自己任政府首脑，鲁登道夫任全军总司令，原驻军首领洛索夫任国防部长，冯·卡尔任巴伐利亚执政官，并声称临时政府将向罪恶的渊薮柏林进军，“拯救德国人民”。这就是著名的“啤酒店暴动”丑剧。

暴动组织得并不周密。冯·卡尔等当晚就趁着混乱逃离了啤酒馆。他们对这种“分赃”心怀不甘，回驻地后立即组织反击。第二天凌晨，巴伐利亚陆军和邦警察全线出动，控制市内各据点，并包围了被纳粹党徒占领的陆军部办公室。中午时分，希特勒鲁登道夫率领的战斗队伍的游行进军，遭到卡尔部队的开枪狙击，鲁登道夫当场被捕，希特勒逃逸后被拘捕，审讯后判刑五年，关押在兰茨贝格的看管监狱。他在狱中写成那臭名远扬的《我的奋斗》，从中我们也可以对希特勒的为人窥知一二。

1923年啤酒店暴动的主要人物，自左至右：彼尔内、韦伯、弗立克、克里贝尔、鲁登道夫、希特勒、勃鲁克纳、罗姆、瓦格纳

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是德意志人，但不是德国的德意志人，而是奥地利的德意志人，他出生在德奥边境因河河畔的勃劳瑙小镇，父亲是奥地利海关的小官吏。希特勒3岁就因父亲迁调至巴伐利亚工作而随家迁到巴伐利亚的帕骚市生活，直到6岁回奥地利。美丽的帕骚的德国式生活留给他极其美好的印象。小学里，希特勒可说是一名优秀学生，在林茨市中学里却成为经常不及格而补考、甚至留级的学生，他只对历史感兴趣，深受一位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历史教授的影响，成了德意志民族主义者：主张奥地利并入德国，组成大德意志国，反对多民族的奥匈帝国。

希特勒一直幻想成为一名艺术家或建筑师。18岁时去报考维也纳美术学院，结果名落孙山。他独自留在维也纳，闭门谢客，埋头读书，听听歌剧或在街头闲逛。他13岁丧父，19岁丧母，只能过一种半流浪生活，靠画素描、水彩画及出售卡片等偿付房租。他经常阅读一种《奥斯特拉》杂志，该杂志扯起一面字旗作为雅利安人运动的标志，充斥着神学、色情和种族主义内容，宣扬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是优秀人种，鼓吹排犹主义。希特勒的民族主义思想就进一步同种族主义相结合。希特勒的五年维也纳流浪生活为他的政治世界观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其世界观的主要内容为：种族主义、反犹主义、民族复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专制独裁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和超阶级的“族民共同体”思想。

1913年5月，希特勒怀着一种对大德意志民族的狂热情绪移居慕尼黑。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希特勒上书巴伐利亚国王，恳求加入德国军队，获准后“激动万分”。他在德军中当一名传令兵。离开军队时最高军衔是陆军下士。获得过一枚二级、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临近战争结束时中了英国毒气，双目暂时失明，住在医院里。他接受不了德国战败的事实，把德国战败的责任归咎于“十一月革命”，深信所谓“匕首神话”，即德军在战场上并没有被打败，而是背后中了卖国贼的匕首，这些卖国贼就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分子（他把社会民主党也算在内）。他也痛恨凡尔赛条约，发誓要打碎凡尔赛条约。他决定从政。

1919年9月，巴伐利亚陆军政治部委派希特勒去调查一个叫做德意志工人党的活动情况。这个年初才出现的、仅有50几名成员的默默无闻的小党，只是一个具有浓厚民族主义倾向和工联主义倾向的熟练工人政治组织，希特勒却决心加入这个小党，使它转航，作为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工具。他几乎立即就进入该党的领导集团，成为领导委员会的第七名委员，并得到党主席哈勒和德莱克斯勒的倚重。希特勒也就顺杆往上爬，立即推动该党就党名、党纲和其他方面进行改造。

1920年2月24日，希特勒在一个群众集会上宣布，将德国工人党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简称Nazi，纳粹党）。希特勒还公布了新的党纲，即所谓《二十五点纲领》。不久希特勒还为纳粹党精心绘制了党旗：红底白圆心，中间嵌个黑色的带钩十字。在德国，带钩的十字起源于古日耳曼人的日轮符号，希特勒现在拿来象征雅利安人争取胜利的使命。而黑白红三色，是原德意志帝国国旗的颜色，表示纳粹党是帝国事业的继承者，反对以黑红金三色为国旗的魏玛共和国。无论人们（包括纳粹党人）对党的名称和《二十五点纲领》作何种不同的理解，希特勒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定见，党名和二十五点纲领本身就是“大杂烩”，可作不同的强调和不同的解释，希特勒却可以此来争取各阶层的群众，特别是“中等阶级”和工人大众。希特勒也是在不同阶段对他的党名和党纲作不同的强调和改变的解释，他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谎。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自供：“谎撒得大，就多少总有一些东西会得到人们相信，因为广大人民群众受大谎的骗比受小谎的骗更容易……他们根本想像不到这样大的谎，他们不会相信世界上竟会有如此无耻透顶歪曲事实的大骗局，甚至在说破了之后他们还要怀疑犹豫，觉得至少总是无风不起浪吧；所以就是撒最无耻的谎，到头来总可以捞到一些令人将信将疑的东西。”一切都是为了夺取政权。1922年初，纳粹党发展到6000名党员，到1923年11月暴动前夕，增至5.5万名。人们原以为暴动的失败会是希特勒政治前景的终结，不期然他在1924年就出了狱，重新掀起纳粹运动，这真是德国历史和德意志民族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