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一月革命：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社会革命？
近代德国历史上爆发的最大的人民革命运动，当数1848年革命。这场革命被公正地判定为资产阶级革命。革命的主要任务：德意志的统一和建立资产阶级的单独统治没有获得解决，所以它是失败了。民族的任务是由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的道路加以补充完成的，民主的任务却由于专制君主政体的保留而没有完成。充当这次革命领导的资产阶级的分裂和资产阶级多数派（共和派）对容克阶级的妥协态度，是1848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整整70年后，1918年德国再度爆发大规模的人民革命运动，革命首先冲击着专制的君主政体，因此许多人认为，1918年革命只是1848年革命的继续，1848年革命中没有解决的任务现在又重新提了出来，因此从性质上看，它应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意见，主要是从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角度提出来的，他们热切希望把1918年革命中建立的魏玛共和国作为70年前革命的最终结果而加以赞扬。事实上，1918年革命同1848年革命虽有某种联系，但是它们在性质上却并不相同。客观上提到1918年革命历史日程上的主要任务，乃是推翻资产阶级－容克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一种具有德国特点的社会革命：在基本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上立即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由于这场革命来得匆忙，人们思想上都缺乏必要的酝酿和准备。君主政体虽然被抛弃，但资产阶级－容克的社会统治却被保留下来。因此，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意义上说，革命基本取得胜利，而从社会主义革命意义上说，这次革命是失败了。充当这次革命领导的德国无产阶级的分裂和无产阶级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对资产阶级和德意志民族的妥协态度，是1918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但革命本身，同1848年革命一样，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德国的工人和社会主义组织在革命爆发时分成三个主要集团，即社会民主党、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斯巴达克派，后两者是从原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的，三派间在1914年8月4日的政策问题和战争的态度问题上就存在着根本的对立，现在当他们占据了革命的整个前台，并为把革命引向什么道路展开了生死搏斗。
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是倍倍尔逝世后接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艾伯特和党的主要决策者谢德曼，虽然他们都是工人出身，但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阶级利益。他们完全不能从赞成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联系中获得解脱，他们不承认“终止国会内党派斗争”的政策，也就是保持“国内和平”的政策是错误的。他们根本不想同过去彻底决裂，这不仅因为他们是改良主义的社会党人，反对暴力革命还因为他们对德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民族传统和力量怀有深刻的信念。谢德曼在1918年11月底还把兴登堡元帅说成是“全国人民最尊敬的人”，而另一位社会民主党领袖A.克谢辛斯基则把兴登堡作为英雄来欢迎，宣布“兴登堡属于德国人民和德国军队”。他们怎么也不能从本国民族主义的历史回忆中消除德国军队的“荣誉”。社会民主党堪称是民族的工人派，它把持着老旧的组织系统和庞大的工会系统，控制着大多数的工人群众。
与此相对极的则是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代表的斯巴达克派。这是一个人数不多但却影响巨大的革命左派，旗帜上写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坚持国际主义立场。卡尔·李卜克内西在1914年12月2日帝国议会军事拨款表决时毅然说“不”，投了反对票，给左派的反战运动以巨大的推动。1915年4月左派创办《国际》杂志，由卢森堡和梅林任主编，得名为“国际派”。1916年初国际派出版秘密政治通讯《斯巴达克信札》（以古罗马奴隶起义领袖斯巴达克命名），由此得名为斯巴达克派。1917年作为独立的派别（有自己的中央组织）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原社会民主党内以考茨基、哈塞、威廉·迪特曼为代表的中派，从社会和平主义立场反对右翼领袖们公开支持战争政策，也反对国际派的革命立场。伯恩斯坦也经常站到该派这边。1915年12月21日帝国议会第五次军事拨款表决时，19名中派议员投了反对票。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则决定开除以哈塞为首的拒绝军事拨款的议员。随着中派内部左翼力量的加强，一个以莱德博尔（Georg Ledebour）、多伊米希和巴尔特为代表的左翼力图迫使中派领导同社会民主党决裂。1917年4月，中派建立独立社会民主党。当时组织上加入该党的还有斯巴达克派。在整个革命期间，独立社会民主党没有发表过一个代表整个党的行动纲领，外界难以判断它的主张。
社会民主党和斯巴达克派，代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极端。前者对德国容克－资产阶级制造的“民族历史”和“民族事业”怀有深厚的感情，而斯巴达克派则忠于世界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社会民主党追求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议会制度，而斯巴达克派则摒弃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议会制度；社会民主党拒绝任何形式的专政，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在内，而斯巴达克派则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福音和理想；社会民主党害怕暴力革命和流血，提倡所谓“个人尊严”，而斯巴达克派则对革命目标具有极大的热情，并不在暴动或流血面前却步不前。社会民主党恐惧地注视着布尔什维主义在俄国的胜利，认定苏维埃政权给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人权造成了灾难，而斯巴达克派则对列宁主义的成就感到兴高采烈，并把布尔什维主义制度作为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榜样来宣扬。而处在社会民主党和斯巴达克派之间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他们不同意社会民主党所致力的议会民主中带有那种浓厚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传统，更反对斯巴达克派所主张的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哈塞和考茨基都同样提倡一种所谓的“一般的民主”或“纯粹的民主”，这种民主的体现形式就是全民普选的议会民主制。
但是，无论是社会民主党还是独立社会民主党还是斯巴达克派，对革命的来临都没有思想准备乃至组织准备。
十一月革命是突如其来的。从全国范围看，这是一次自发的武力行动，既没有人作过详密的计划，也没有人予以统一的领导。整个社会上层，包括统帅部在内，都被吓得不知所措。社会民主党还一直以为政府的改组和“民主化”措施可以平息人民的愤怒。它的巨大的组织网和宣传网都在极力维护着现存制度。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右翼主流派正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攻击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上，用意显然在于告诫德国人民不应走俄国的道路；该党的左翼还在作“举行群众性罢工，以革命结束战争”的宣传，10月初成立了以巴尔特、多伊米希等为首的“革命工长组织委员会”，基本上控制了革命工长组织，但革命的到来却使他们无所适从。斯巴达克派尚未成为一个有广泛行动能力的独立政党，在工人群众中缺乏坚实的基础。它的活动更多具有宣传性质。1918年10月初，斯巴达克派在哥达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不来梅左派和汉堡左派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在前线和国内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努力把军队中自发性的反抗和工人的罢工结合起来，发展成武装起义。会议确认了争取立即结束战争、推翻德国帝国主义、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为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的任务。但是这些主张在广大工人和士兵中却鲜为人知或被接受。斯巴达克派及其领袖当时对社会民主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不调和态度和走“俄国革命道路”的主张也未得到德国多数工人和士兵的响应。革命不在任何派别手中，革命不在任何政党手中，因此工人阶级各政党和派别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并要使革命沿着自己的方向前进的斗争，就成为十一月革命的特点之一。这同俄国革命情况不尽相同。
1918年11月3日基尔水兵的武装起义标志着十一月革命的开始。起义水兵解除了军官的武装，占领了炮位，把大炮对准基尔城军官的住宅、车站和船坞。4日基尔工人也举行了起义。奉命前来镇压的士兵转到起义者一边。起义者抓住时机，建立了工人士兵代表会，与现政权对抗。5日全城总罢工，所有军舰上都升起了红旗，基尔城郊全被起义者掌握。局势变得如此严重，以致柏林政府慌忙由马克斯亲王和谢德曼等人签署一份呼吁书，要求水兵不要开始内战，一切都好“商量”。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之一诺斯克（Gustav Noske，1868—1946）火速赶到基尔，力图控制运动的发展，恢复秩序。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哈塞也到了现场。
1918年11月初威廉港和基尔港水兵哗变，拒绝服役，标志着十一月革命的开始
但是水兵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动揭开了革命的序幕。工人士兵代表会制定的要求是很有限的。诺斯克答应水兵提出的大部分要求。他被选为基尔水兵代表会主席，并同工人士兵代表会达成协议，由代表会任命他为基尔新长官。
然而，全国的局势是如此的紧张，以致基尔点燃的火花立即从一个城市蔓延到另一个城市。11月5日和6日，卢卑克、布龙斯比特尔、库克斯港、汉堡、不来梅等城市和西北沿海地区相继爆发革命。7日到9日，汉诺威、马格德堡、不伦瑞克、奥尔登堡、什未林、罗斯托克、科隆、德累斯顿、莱比锡、开姆尼茨、法兰克福、斯图加特也发生了革命，萨克森、符腾姆贝格、不伦瑞克等邦君主被赶下宝座。几乎各地都成立了工人士兵代表会，他们或者宣布接管地方政权，或者对政权机关实行监督。革命已成燎原之势。独立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迪特曼在汉堡大会上公开要求皇帝退位。斯巴达克派接管了社会民主党的《汉堡回声报》，谴责柏林政府的“民主化骗局”。
从整个看，十一月革命有三个中心，即北方的基尔、南方的慕尼黑和首都柏林。南方以慕尼黑为中心的巴伐利亚邦所发生的事件，具有更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更重要的后果。奥匈帝国向协约国投降，使巴伐利亚很可能遭到协约国的进攻。巴伐利亚人民直到最近还只知道德国在遥远的敌国土地上打了胜仗，现在骤然面临的前景使他们不再信任现政权。农民尤其渴望和平，他们对柏林中央政府严厉的经济措施已感厌烦。一方面巴伐利亚的和平运动日益壮大，另一方面巴伐利亚的分离主义情绪明显复活。人们盼望公开反战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出来领导并采取行动。该党几天以前还只是一个少数人的党，现在一跃而为左右巴伐利亚局势的党。11月7日，该党领导人艾斯纳（Kurt Eisner，1867—1919）抓住主动权，组成了“工人农民士兵代表会”，宣布巴伐利亚为“民主社会共和国”。代表会主席艾斯纳当选为临时政府总理。社会民主党迫于形势，参加了联合政府。一些著名的自由派和平主义者也被邀参加工作。国王被迫退位，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的统治到此结束。
库特·艾斯纳是一位犹太商人的儿子，在马尔堡大学攻读时，深受康德的伦理学的熏陶。1898—1905年担任柏林《前进报》编辑。1910年来到慕尼黑，当了一名自由作家。他起初支持社会民主党在战争问题上的立场，不久深信这是错误的，于是参加了独立社会民主党。1918年1月因鼓动工人罢工而被监禁，到10月中旬才被释放，并重新成为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艾斯纳是一位理想多于现实的政治预言家，热情的宣传家，诗人，深受人道主义伦理学的影响，相信人类之爱。政治态度上倾向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巴伐利亚新的临时政府11月8日的公告就打上了艾斯纳的烙印：允诺实现和平，召开制宪会议，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维持治安，政府官员保留原职，“宣布憎恶一切流血”。虽然从社会革命的观点看，巴伐利亚除了推翻君主政体，成立共和国外，并未改变什么，政权问题也未获最终解决，但艾斯纳在慕尼黑的行动，打击了分离主义势力，并推动了柏林的革命。
柏林的动向，就成为德国前途的决定因素。11月初，在柏林有两个问题突出出来，一个是停战谈判，一个是皇帝退位，这两个问题的相互联系就成为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占据关键职位的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基础。他们极力避免发生革命，希望和平地实现政体的转变。11月6日在宰相府举行的内阁成员、社会民主党及工会领袖、最高统帅部代表的联席会议上，艾伯特提出皇帝退位，保留立宪君主制政体以防止革命的建议，遭到最高统帅部格棱纳将军的拒绝，谈判搁浅。社会民主党领导在11月7日给马克斯亲王递交一份“最后要求”，限定皇帝在11月8日中午前退位。艾伯特在私下对马克斯亲王说：“我不想革命，我对革命深恶痛绝”。因此帝国政府接受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全部要求。可是皇帝本人不同意退位。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则把最后要求的期限延长到11月9日。
但是人民却不能再容忍现状继续下去。11月9日清晨，柏林起义开始。几十万人从各城区各郊区潮水般涌向市中心。人们举着“和平、面包、自由”和“兄弟们，别开枪”等标语和红旗，有的携带着武器。按照斯巴达克派、独立社会民主党和革命工长组织的共同商定，卡尔·李卜克内西带人去夺取皇宫，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1876—1960）带人攻打市政厅，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的艾米尔·艾希霍恩（Emil Eichhorn，1863—1925）带人攻打警察局。由于士兵和工人们一起行动，起义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到中午时分，起义者已经控制了柏林，包括皇宫、卫戍司令部和警察总局。工厂和兵营中纷纷成立工人、士兵代表会。旧政权迅速陷入瘫痪中。
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匆忙采取行动，一方面发出为时已晚的号召书：“总罢工！柏林工人总罢工！整个运动由德国社会民主党来作总的领导。工人们，士兵们，注意保持治安和秩序。社会共和国万岁！”另一方面，艾伯特、谢德曼等迫使马克斯亲王代皇帝采取退位行动，马克斯亲王还把宰相职务移交给艾伯特。艾伯特又立即以“帝国宰相”名义签发公告，说将考虑组织一个各政党都同意的人民的政府，“它的目标是尽快地给德国人民带来和平，并牢固地建立其已获得的自由。”虽然艾伯特本人一向是一个共和主义者，但他这时还没有建立共和国的想法。他想建立一个立宪君主国，保留君主政体，只是他认为必须由选举出来的制宪会议（国民议会）来对国家和政府的形式作最后决定。但是柏林街头和整个事态的发展推动着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逾越了自己确定的限度，迫使社会民主党还在制宪会议召开前就宣布成立共和国。以国会大厦为大本营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风闻斯巴达克派正在占领的皇宫中酝酿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时，感到必须抢在前头。下午两点钟，谢德曼走到国会大厦阳台上向下面广场上参加示威游行的工人、群众发表演说，结束时高呼“伟大的德意志共和国万岁！”艾伯特为此大发雷霆，叫道：“你没有权利宣布成立共和国。德国要变成什么，必须由制宪会议来决定。”两个小时后，卡尔·李卜克内西在皇宫阳台上向群众宣布德国为“自由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一天中经过两次宣布成立的德意志共和国，虽然肯定了对德意志帝国君主政体的胜利，但预示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前景。德国究竟是沿着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道路，还是沿着议会制共和国的道路，将进行一番严重的权力较量。
我们把从1918年11月3日—1918年11月9日中午看成是革命的第一阶段：革命取得胜利阶段；从1918年11月9日中午—12月21日看成是革命的第二阶段：革命向何处去？是无产阶级的工兵代表会制共和国，还是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制共和国？这里存在着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就是代表会与国民议会的关系，代表会与政党的关系问题。
在当时世界上已经出现两类不同的、对立的国家体制，一是西方类型的议会民主制，另一是苏俄类型的工兵代表会（苏维埃）专政。在这两种对立的国家社会组织形式的每一种之内，具体形成时又都有各种与体制相适应的可能性，其活动余地相当广泛，例如在西方议会民主制中，也可能纳入不同程度的计划经济、国有化，乃至存在某种代表会的共决权，但它不是统治机构，而是咨询机构。这种类型的国家制度，其主要标志乃是由表面上政治平等的公民们选出的代表进行多数表决来解决矛盾，实际上选出的代表绝大部分都是代表着有产阶级的利害，这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列宁在1917年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对议会民主的对立面作过描述。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不是获得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官吏、警察、军队的支配权，而是要打碎这一机器，用武装的工人阶级取而代之。无产阶级的统治工具是工人士兵代表会，目标是开创一个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化最终达到国家消亡的过程。这种类型的国家制度，其主要标志乃是用无产阶级专政解决矛盾。在这种类型的国家制度中，也可以想象并可能存在不同的统治机构，例如也可以存在某种制宪国民议会，但它只应是一个唯唯诺诺的听命机构，而不是决策机构。真正工兵代表会制度的标准是：选举权是阶级特权，通过选举任用一切官吏、法官和军官；不搞三权分立。因此，从迄今为止的历史经验看，不可能同时并存议会民主和工兵代表会专政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权。作为政治形式，它们不可能相辅相成，在思想上，它们则是互相排斥的。
究竟怎样才能确保工兵代表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机构？唯一的条件就是接受或服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苏俄的工兵代表会（苏维埃）最终只服从布尔什维克的一党领导。但是在高度工业化的德国，不仅资产阶级的力量十分强大，社会主义运动本身也是分裂的，工人阶级分裂成为对立的、相互争夺影响的几个政党。德国当时的工人占了一半人口，但仅依靠工资为生并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在革命时期还只是少数。大多数工人对于工兵代表会政权和国民议会的关系以及面临的抉择根本弄不清楚。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根本就没有为革命出过力。艾伯特因此力图争取独立社会民主党支持他那条选举国民议会重建新秩序的道路，并把工兵代表会掌握在自己手中，降为某种咨询机构。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对国民议会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在同社会民主党提出的组织临时联合政府——人民委员会的谈判中，要求将“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整个行政、立法和司法权力都交由选举产生、为全体劳动人民和士兵所信赖的人”。这显然是对议会民主制中分权和所谓人民自决原则的否定。社会民主党则提出了一个蛊惑人心的口号：不是“一切权力属于工人士兵代表会”，而是“全部权力属于全体人民”。联合谈判达成这样的妥协：先把政权交给工人士兵代表会全国代表大会，然后由这个大会在政治上作出原则性决断。
由社会民主党领袖和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组成的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自左至右：迪特曼、兰茨贝格、哈塞、艾伯特、巴尔特、谢德曼
参加第一届临时革命政府人民委员会的社会民主党人是艾伯特、谢德曼和兰茨贝格，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是哈塞、迪特曼和巴尔特，由艾伯特和哈塞担任主席，两人权力相等。就在11月10日人民委员会成立的当天，兴登堡和军队宣誓对它效忠。人民委员会接受了协约国提出的停战条件，次日签署了停战投降协定，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而实现了大多数德国人心目中革命的主要目标。在以后几天，各邦王朝的所有统治人物都纷纷退位，全国到处都成立各级革命政府。11月12日，人民委员会发布第一号公告，宣布了施政纲领。这个纲领虽然声称以实现社会主义为己任，但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内中根本没有提到消灭容克贵族、垄断资本巨头和军官团的政治经济特权。事实上，人民委员会从成立伊始，就处在社会民主党领袖的控制之下。人民委员会完全保留帝国时代的军事、行政机构和司法系统。社会民主党领导断然拒绝解除政府中资产阶级成员的职务；否定工人士兵代表会干预法院活动的权力。人民委员会是以恢复“秩序”、防止“极左派的威胁”和导向议会共和制作为主要任务的。
新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它的政治权力的来源，或者说，它是根据什么权利来进行统治的？谁授予它以统治的特权？在十一月革命的日子里，工人士兵代表会在德国到处自发地成立起来。俄国的苏维埃代表会这一革命工具的形式和名称被德国工人接受了。它们或者接管了行政权力，或者在多数情况下与现政府当局同时存在。德国的工兵代表会开始时是一种“独立”的力量，就其思想和政治路线来说，多数倾向社会民主党，但在革命日子里都程度不同地带有强烈的政治激进倾向。革命初期已形成一种特殊的思潮，似乎谁掌握了这些代表会，谁就名正言顺地掌握了德国的统治权。因此，社会主义运动的各翼都集中力量争夺对工兵代表会的领导与控制权。斯巴达克同盟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力图使工兵代表会成为无产阶级统治的政权机关，并使“一切权力归代表会”；而社会民主党则力图使代表会成为过渡到制宪国民议会的临时权力机关。
11月10日上午，柏林的所有工厂和部队都举行选举，被选出的代表会在当天下午在布施马戏院召开大会，这就是所谓“批准临时政府”的柏林工人士兵代表会代表大会，与会代表约3000人，成分复杂，士兵占大多数。大会在嘈杂声中通过批准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在选举柏林工人士兵代表会的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时，艾伯特坚持由同等数量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再加上两者总和的士兵代表组成。选出的由28人组成的“大柏林工人士兵代表会执行委员会”，其中7名社会民主党人，7名独立社会民主党人，14名士兵代表。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这样有名的人物都被排斥在外。这届柏林的工人士兵代表会代表大会实际上是充当着全国工兵代表会代表大会的职能，因而它居然有权“承认”人民委员会为临时政府，宣布德国为社会共和国，并使选出的执行委员会有着德意志社会共和国工人士兵代表会执行委员会的头衔。
此后的日子里，根据艾伯特的指示，军队中恢复了旧军官的指挥权。法令还规定所有工人必须交出武器，而与此同时，许多武装的军官团体、志愿队等反革命组织纷纷出现。以往所有的容克、资产阶级政党，在历经革命的最初惊恐之后，现在都披上了“民族的”、“民主的”和“人民的”外衣：保守党成了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民族自由党变成德意志人民党，中央党一个时期内改组为基督教民主人民党。他们一夜之间都变成拥护民主和共和国的角色，集结在支持艾伯特政府提出的“制宪国民议会”的旗号下，同“代表会政权”相抗衡。形势对斯巴达克派越来越不利。为了弥补自己没有独立政党的损失，1918年11月11日，斯巴达克派召开会议，决定改名为“斯巴达克同盟”，并决定在全国建立自己的支部。但是直到此时，斯巴达克同盟还是独立社会民主党中的一个独立派别，同盟成员在组织上还服从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卢森堡、约吉歇斯（Leo Jogiches，1867—1919）等领导人还幻想能在独立社会民主党中贯彻斯巴达克同盟的主张。
1918年12月16至21日，第一届全德工人士兵代表会代表大会在柏林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社会民主党人298名，独立社会民主党人90名（包括10名斯巴达克同盟成员），其他党派35人，无党派工人士兵74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都没有当选为代表。社会民主党毫无疑问地控制着这届大会。代表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把立法权和行政权全部交给临时政府人民委员会，直至国民议会召开时为止。成立了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代替大柏林工人士兵代表会执行委员会，但代表大会拒绝授权中央委员会“监督”、“干预”政府事务的权力。独立社会民主党因反对不给中央委员会以监督政府权力的议案，拒绝提名中央委员会的人选，结果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纯粹由社会民主党人组成，这使最终取消工人士兵代表会的行动变得简单易行。大会最后否决了关于工兵代表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以及清洗政府中的反革命分子等提案，作出一项具有决定意义的决议：定于1919年1月19日选举制宪的国民议会。这样，在工兵代表会还是国民议会这个政权的大问题上，代表大会作出了有利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决定。
从1918年12月16—21日到1919年1月19日，可视为革命的第三阶段，即革命危机和革命失败阶段。代表大会闭幕以后，社会民主党领袖开始向革命工人展开进攻。圣诞节前夜，政府企图解除拥护革命的人民海军师（3000多人）的武装，激战后政府的企图被粉碎。独立社会民主党人不得不因此退出艾伯特政府，以保持自己在工人中的影响。圣诞节后两天，艾伯特任命诺斯克为国防部长，统率所有武装，包括那些反革命志愿团，越来越多的反革命部队和志愿队集结在柏林周围。此后的日子，社会民主党领袖就集中力量对付革命的中坚、自己的左派兄弟斯巴达克同盟。
在这革命的紧急关头，斯巴达克同盟改组为德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关系。最终决定迈出这关键一步的主要是罗莎·卢森堡。在大多数由年轻人组成的斯巴达克派中，卢森堡较之其他领袖，确实是思想上更敏锐，个人品质更完美，政治上更成熟，因此可以说，对德国政局起重大影响的斯巴达克派的政策和基本路线是她制定的，并且具有她个人品格和思想的印记。1918年12月29日，在柏林普鲁士议会大厅召开斯巴达克同盟全国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全国46个地方组织的83名代表。12月30日，召开正式建党大会，大会通过决议，建立独立的政党，取名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同盟）。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卢森堡的政治形势报告《我们的纲领与政治局势》，她在报告中阐明党的纲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她批驳说，考茨基和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袖发展了一种议会式的社会主义，它是马克思学说的退化。她还提出了教育群众使其革命化的最好方法是政治性罢工；社会主义革命将随罢工的浪潮而到来；政治性罢工将成为革命的中心问题而把其他政治活动置于次要地位。大会通过了以卢森堡的文章《斯巴达克同盟想要做什么？》（12月14日刊于《红旗报》）为基础制定的党纲。党纲规定必须“用无产阶级的革命暴力，反对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暴力”，“革命的任务是武装顽强的劳动人民大众，掌握全部政权。这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是真正的民主。”纲领中提出了巩固革命的紧急措施：解除反革命武装，武装工人阶级；提出了政治和社会领域的要求：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全部政权归工人士兵代表会，彻底改革社会立法等。纲领的国际方面任务是：与其他国家工人政党建立联系，实现世界无产阶级的兄弟团结。
大会推举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为德国共产党的两主席；确定由斯巴达克同盟中央委员会行使党中央职权。1919年1月1日，大会正式闭幕。
从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卢森堡主义以及由此而制定的党的纲领和策略，是革命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却存在一系列的缺点，例如认为卢森堡崇拜无产阶级自发的革命行动（“自发论”）；阶级矛盾的尖锐发展自然而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崩溃论”）；不承认帝国主义时代尚存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以及缺少农民纲领等。这更多是以俄国革命胜利的模式经验来衡量德国革命失败的结局，并不完全切中卢森堡主义的命脉。最终导致斯巴达克同盟德国共产党失败的，并不是这些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德国大部分工人群众特别是士兵没有支持和拥护它，他们憧憬社会主义，但却害怕追求苏俄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德国工人运动中议会主义的传统和资产阶级的国家观念根深蒂固，大部分群众无法接受斯巴达克同盟的主张，大部分工兵代表会没有追随斯巴达克同盟，没有成为无产阶级的政权机关。斯巴达克同盟德国共产党一心以为，历史的进程对他们有利，世界革命很快就要实现，因而开始实行一种罢工、骚乱、巷战、起义的政策。结果道路是越走越狭，到1919年初，已经显得相当孤立。
德国共产党的成立使整个保留下来的旧世界感到惊恐。社会民主党领袖则攻击德国共产党破坏革命成果和煽动内战。德国究竟是走议会民主制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决战看来是无法避免了。艾伯特政府想诱使左派在这不合时宜的时机发难，然后以“保卫革命成果”的名义予以镇压。1919年1月4日，艾伯特政府强行解除左翼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艾希霍恩柏林警察总监职务，促使中派同左派联合行动。1月6日，柏林爆发旨在推翻艾伯特政府的总罢工。社会民主党则针锋相对，号召自己的支持者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政府决定把“恢复秩序”的任务交给诺斯克，委任他为柏林地区的司令官。诺斯克充分意识到其任务的不祥性质，说：“总得有人来当猎犬，就由我来担这个责任吧！”他在柏林郊区设立了司令部，主要依靠的力量是“志愿团”。他获得冯·吕特维茨等旧政府将领的合作。就在这时，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开始“软化”，坚持通过“和平商谈”解决冲突。但“一月战斗”实际已经打响。1月8日，艾伯特政府中断谈判，声称“总清算的时刻”已经到来，于是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工人遭到大规模的屠杀。1月15日，德国工人阶级的伟大战士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也惨遭“志愿团”杀害。就在这种气氛下，1月19日的国民议会选举保证了反革命阵营的胜利。3000万居民参加了选举，社会民主党获1150万票，165席，独立社会民主党获230万票，22席，其余54.5％的席位则为资产阶级政党所取得，共产党抵制了这次选举。制宪的国民议会于2月6日在小城魏玛开幕。2月11日国民议会选举艾伯特为共和国总统。两天后谢德曼出任总理，组织联合政府，社会民主党人公开同资产阶级联合执政。魏玛共和国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继一月战斗后，全国各地几乎都爆发了旨在保卫革命成果的战斗，但是这些战斗是孤立进行的，没有统一的领导，相继被镇压下去。巴伐利亚的形势也发生了急剧的转折。在1919年1月12日和2月2日举行的巴伐利亚邦国民议会选举中，艾斯纳和他的独立社会民主党遭到决定性的失败，2月21日艾斯纳本人也被君主主义者刺杀。巴伐利亚陷入一场极为动荡的混乱，到处出现了巷战。3月中旬，邦国民议会授权社会民主党人约翰内斯·霍夫曼（Johannes Hoffmann）为总理，与资产阶级政党组成了联合政府。艾斯纳的追随者和共产党人掀起倒霍夫曼内阁运动。霍夫曼政府在柏林政府的授意下，撤到巴伐利亚北部的班贝格。在慕尼黑，一些艾斯纳的追随者，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在4月7日宣布成立巴伐利亚工人士兵代表会共和国，他们组织了政府，宣布同俄国和匈牙利苏维埃团结在一起，反对艾伯特－谢德曼政府。共产党人没有参加这个政府，他们在坚定的斯巴达克派、俄国出生的犹太人欧根·莱维内（Eugen Leviné，1883—1919）领导下，成为争夺政权的另一个集团。4月13日慕尼黑驻军在霍夫曼政府的策动下发起暴动，推翻了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政府。共产党人领导工人总罢工，并拿起武器，最终击败了暴乱者。一个以共产党人莱维内为首的巴伐利亚工人士兵代表会共和国建立起来。柏林社会民主党政府决定对巴伐利亚工兵代表会共和国实行镇压。诺斯克下令两万大军南下，会同符腾姆贝格和巴伐利亚的反革命武装，开赴慕尼黑“恢复秩序”，4月中旬，莱维内组织的红军和赤卫队在慕尼黑以北的达豪等地同政府军发生激战，但已无法阻止政府军的进攻。5月1日政府军开进慕尼黑，他们在这场内战中犯下的罪行，是纳粹出现前德国历史上最悲惨的篇章。5月5日市内战斗结束。巴伐利亚工兵代表会共和国最终被颠覆。莱维内被判处死刑，6月15日被枪决。德国工人阶级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十一月革命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