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德国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

到1914年，欧洲两大帝国主义集团都在秣马厉兵，准备厮杀。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1〕组成的同盟国集团同法国俄国和站在其一方的英国组成的协约国集团都抱着争霸和扩张的目的，不惜一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工业化－现代化资本主义国家中膨胀起来的民族经济扩张力之间的世界规模的大碰撞。德国则充当了大战挑起者的角色。

暴发起来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扩张贪欲，已变成了争霸欧洲和世界的不可遏止的推动力，而普鲁士军国主义精神的体现者皇帝和总参谋部，恰恰给予这种争霸以武力保证。威廉二世和将军们迫不及待地想打仗，希望能利用一下陆军的优势，并想用庆祝军事胜利的欢呼声来掩饰国内工人阶级日益增强的不满。社会民主党老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生前就曾说：“你如果想了解德国，就必须抓住这样一个事实：德国，特别是普鲁士，是一个倒立着的金字塔。牢牢埋在地里的塔尖是普鲁士士兵头盔上的尖铁，一切都是由它托着的。如果人们不特别谨慎，总有一天这金字塔会倒下来，毁了它本身，连带还要毁掉许多其他东西。如果你能弄懂这金字塔是怎么倒下来的，你就已开始对德国有一点了解了。”

德国－普鲁士军人至高无上的地位，对战争与和平的特殊态度，以及黑格尔认为国家意味着“权力”而不是“福利”，这一切全都有助于人们形成这样一种社会气氛：一旦军人把战争发动起来，即使你不想战争，却也愿意跟着走。这种普鲁士传统在威廉德国当然不是新东西，但它在这一时期却恶性膨胀起来。这当中普鲁士国家史官特赖赤克的著作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说特赖赤克引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可笑的，但如果看不见他的政治和历史著作对德国人所产生的巨大心理影响，同样是天真的。特赖赤克广泛传播这样的观念：国家意味着权力，这种权力必须由一支组织良好的军队来体现，“必须认为战争是上帝规定的法则”，“那些提出普遍和平这一愚蠢概念的人表明他们对雅利安民族的国际生活毫无所知”。曾听过特赖赤克政治演说的威廉二世反应说：“在实践上，我只信赖和依靠上帝和我自己锋利的剑。”伦敦《泰晤士报》驻柏林记者瓦伦廷·奇勒尔（Valentin Chirol）爵士，谈到他和倍倍尔的一次就特赖赤克政治演说及其对战争歌颂问题的谈话，奇勒尔写道，在谈话过程中，一大队近卫军从他们旁边走过。倍倍尔说：“看这些傢伙！百分之九十是柏林人，百分之八十是社会民主党人！但是如果出现什么情况，他们会按照上面的命令把我或任何人枪杀。”他说“上面”时，用手指着皇宫。他继续说：“整个国家仍然陶醉在军事荣耀中，在一场大灾难使我们清醒之前，对这种情况毫无办法。”倍倍尔的话得到了应验，他自己创立的社会民主党在普遍的战争狂热中被卷着一起跑。许多人真心相信他们是在打一场反对“残暴的俄国熊”的防御战。这里起主要作用的是那种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传统，这种传统由教育、习惯和公共生活向人民反复灌输，成为一种有毒的民族主义。普鲁士容克军国主义把德意志民族拉下了水。

行刺奥王储的萨拉热窝事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线

1914年6月28日发生的、地区性的萨拉热窝事件居然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线。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团体“黑手党”成员、十九岁的中学生普林西普，刺杀了前来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检阅军事演习的奥国王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造成奥地利和塞尔维亚间的冲突。由于德国政府的推波助澜，冲突在一个月内就发展成一场全欧战争。德国除了极少数的和平主义者和革命左派外，全体德国人都一致支持帝国政府。战争开始后，各交战国人民都团结在国旗下支持政府，但宣布战争能受到如此热烈欢迎和节日般庆祝的，除了德国，没有第二个国家。德国工业家和政治家瓦尔特·拉特瑙后来回忆时不无感叹地说：“我回想，君主制军国主义意识在群众中是多么根深蒂固啊！”这种根深蒂固的精神状态是古老的德国历史传统的产物，这种传统由于19世纪末期出现的民族沙文主义而得到恢复和发扬。威廉二世8月1日宣称：“当国家投入战争时，一切政党应该停止争吵，我们大家都是兄弟。”这种民族主义热情的巨浪同样席卷了各党各派人士和各行各业的人们。马克斯·韦伯在1914年10月15日的信中说：“这场战争尽管极其可怕，但还是伟大的、了不起的。它是值得去体验的。”一直到战争后期，他才醒悟过来，开始怀疑自己过去所坚持和拥护的君主制军国主义所依据的政治前提是否正确可靠。帝国议会各政党达成了名为“国会内党派斗争暂时中止”的政治休战。根据这一点，帝国议会也在战争时期把它的权力让给军方。它批准了政府所要求的军事拨款后就休会了。议会第一大党团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8月4日也一致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党团发言人胡戈·哈塞（Hugo Hasse，1863—1914）在议会宣读了党的声明：“今天我们面临着残酷的战争现实和敌人侵略的可怕威胁，需要决定的不是赞成或者反对战争的问题，而是用什么必要的手段去保卫我们的国家。”不过他作了一点保留：“我们谴责一切并吞的战争。我们要求，一当我们的安全目标实现了，我们的对手愿意媾和了，就结束战争，缔结和约，以便与邻邦友好相处。”这种在全国激起的称之为“8月4日精神”的爱国浪潮，使军方看到，总参谋部动员计划中要求逮捕所有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那个部分不必执行。

1914年8月初柏林的普遍战争狂热

鼓动民族仇恨的宣传运动，像在所有交战国一样，在德国也很快展开。报摊上出现了印有口号的明信片，例如“一枪干掉一个俄国佬！”“一刀捅死一个法国佬！”“一脚踩死一个英国佬！”“一拳打死一个日本佬！”等等，社会民主党人集中火力向沙皇俄国开火，知识界和学术界则参加对英国连续不断的谩骂。经济史学家维尔纳·索姆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写了《商人和英雄》这部书，把这场战争解释为英国商业文明的实利主义、理性主义和讲求实际精神同德国英雄的、战斗的、勇敢的武士精神之间的斗争，“这就是为什么对我们富于军国主义精神的人来说，这场战争是神圣的，是的，它是地球上最神圣的事情”。九十三名著名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发表宣言，答复对德国军队破坏比利时中立挑动战争的指责，拒绝关于德国军队犯下暴行和违反国际法的指控。这些人物代表所有政党，也代表天主教徒、新教徒和犹太人。德国反战情绪起初只限于以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为中心的一小批革命者，以及几个和平主义作家和教授，包括当时尚不太知名的爱因斯坦。他们的反战立场是很可贵的了。

一切事情最后还是决定于战争。德国在战争初期的胜利引起的欢欣鼓舞气氛，使大多数德国人相信，在同年圣诞节前战争就会结束。只是由于德国军队未能速战速决，接着旷日持久的战争又带来紧张局势和厌战情绪，最后大多数群众才被争取到和平事业方面来。战争爆发时，小毛奇（Helmuth Johannes Moltke，1848—1916）任德军总参谋长，按前任总参谋长施里芬拟订的战略计划作战，施里芬伯爵提出速决战思想，必须避免两线同时作战，德国必须扑在最强大最有力最危险的那个敌人即法国身上，迅速击溃它。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西线进攻的计划未能奏效。在东线，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1865—1937），在8月26—30日率军击败俄国军队，战场转到俄国领土，兴登堡被视作“战时英雄”，晋升为元帅。尽管如此，东线也未取得决定性胜利。至年底，东西两线都陷入对峙状态。德国人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地位。1915年大战进入第二阶段。德军进攻的重点转向东线。5月初在哥里查－塔尔诺夫战役中俄军全线溃败，德军向前推进300英里，但未能消灭俄军主力。1916年德军进攻的重点放在西线。2月21日发生凡尔登战役，历时七个月，双方死伤数十万人。7月，英法军为牵制德军，对索姆河畔发动进攻，开始索姆河战役，历时五个月，双方死伤100多万人，战后西线再度陷入对峙状态。从5月31日—6月1日，英国在北海同德国进行大规模海战，制海权仍由英国控制。

战争的延长使最高统帅部成为德国实际的独裁者。1916年8月从东线调来的兴登堡鲁登道夫班子迫使皇帝解除法金汉的总参谋长职务，由兴登堡任总参谋长，鲁登道夫为第一军需总监。他们不但掌握军事指挥权，实际上掌握了一切重大的政治决策权。皇帝完全退居幕后，在大部分岁月，德国的真正统治者是统帅部里那位无情的、顽固的、精悍的军国主义分子鲁登道夫。他不满足于战争中的军事指挥权，他干预民政的一切重要方面。鲁登道夫断然拒绝服从政府，反而迫使政治领导人服从自己。帝国议会无论从其传统或者从其法律地位来说，都无法与最高统帅部的专制独裁相抗衡。只是到了战争结束后，德国政界领导人才敢于透露真相。魏玛时期的财政部长埃尔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1875—1921）1919年7月在议会中说：“有四年时间，德国实际上没有政治统治，只有军事独裁，对这一点，我们现在可以公开讲了。”

从经济、政治和心理上说，德国是不能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在历史上，普鲁士军队经常以漂亮的迅速行动赢得决定性胜利。弗里德里希大王进行的战争，1866年的七周战争，1870年的迅速胜利，都使德国人在1914年也指望速战速决。当这一希望落空时，厌战情绪就产生和蔓延；国内战时经济——军方把国家整个经济都组织起来为战争机器服务——带来的经济受控制和生活的大幅度下降，使反战情绪高涨起来；而当希望已经变得渺茫时，国内的党派斗争和人民的反抗就起来了。1917年战争进入第三阶段。2月德国实行“无限制潜艇战”，标志着德国的战争危机。

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接着退出战争，似乎给德国带来希望，但是美国因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而投入反德战争，绰绰有余地抵消了俄国退出战争的影响；1918年1月4日，德国强迫苏俄签订的掠夺性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似乎有利于德国在西线的军事行动，但是结果西线也没有带来胜利。经济困难，人民生活穷苦，上层的特权地位，权威者牟取暴利的行为，这一切都进一步扩大了贵族与下层之间、生活富裕的资产阶级与穷苦工人阶级之间的鸿沟。陆海军士兵对军官们的特权怀有敌意。这些因素在前线士兵和国内老百姓的情绪中反映出来。1917年8月，停泊在威廉港的“路易波尔特摄政王”号等舰上的水兵发动一次兵变，拒绝服役，被当局残酷地镇压，两位领导者水兵科比斯（Albin Köbis，1892—1917）和赖希庇茨（Max Reichpietsch，1894—1917）被判处死刑，五十多名水兵被判处徒刑。最后有组织的工人也开始反对继续战争。军事领导人这时决定把所有赌注都押在西线一场新的巨大攻势上面，这场攻势是1918年3月从圣康坦进击开始的，德国在西线倾其全力作孤注一掷，但被福煦元帅统一指挥的协约国军队以及大批来援的美国军队所粉碎，到8月份德国攻势完全失败，同盟国也相继垮台。到9月27日，鲁登道夫再也不能向政府保证“西线不会崩溃”了。他断言，政府必须更替，议会必须改革，要求立即停战的时机已经到来。

资产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从1916年起就加强了要求内部改革的压力。这时军事领导转向“改革”，决定性的因素却是军事失败的压力。只要普鲁士的军人贵族能使德国保持强大，战争获胜，那末作为俾斯麦创造的德意志帝国的基础容克－资产阶级的联盟就能维持，然而一旦军人当权的国家不再能提供人们所期望的军事保护，战争失利，资产阶级就会脱离这个联盟，开始发出进行议会改革的喧嚷。他们似乎又回到1866年自由派的资产阶级立场。民族自由党领袖施特莱斯曼（Gustav Stresemann，1878—1929）于1917年3月29日在议会宣称：“一个新时代要求有自己的新权利，现在到了开始整顿德国和各邦国事务的时候了。”他认为议会制度要比原先预料的稳定得多。最高统帅部的格棱纳将军（Wilhelm Groener，1867—1939）也感到不能不改革。思想比较自由化的巴登亲王马克斯被任命为宰相，社会民主党多数派、进步党和中央党的代表都被纳入他的内阁。马克斯亲王在1918年10月5日的帝国议会中说：“当和平到来时，不会再一次组成一个没有议会支持的，没有包括议会主要人物在内的政府。”新政府立即着手解除鲁登道夫的职务，由格棱纳将军接替，而“英雄”兴登堡还是不能碰的。修正宪法的一系列议案在10月2—26日间通过，28日由皇帝签署。规定宰相要对议会负责。各邦国必须按此模式实行民主化。这样，德国就“转变”成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而这一切当时主要是为了防止迫在眉睫的革命。新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和平。但是这种延误已久的“民主改革”这时已经不够了，而且也为时太晚。首先是和平没有到来，美国总统威尔逊要求德国皇帝退位，承认军事上的完全失败。劝说皇帝退位没有任何结果，而实现和平的愿望当时却是引起革命的潜在因素。当人们得知德国提出了停战要求而没有能实现和平时，这就使全国转向反对皇帝和皇太子，这两人已经给国家带来混乱和失败，现在又阻碍着和平谈判。这种意向的交互作用，终于导致了十一月革命的爆发。

人们已不能再容忍现状继续下去。1918年11月9日清晨，柏林起义开始。马克斯亲王不得不代皇帝采取“行动”，约在中午12时，通过通讯社宣告皇帝和皇太子从德意志帝国皇帝和普鲁士国王王位上退位，同时把自己的宰相职务交给社会民主党主席艾伯特，希望由他来“平息”革命。消息传到最高统帅部，威廉二世在高声叫骂“背叛，背叛”声中，仓惶出逃荷兰，霍亨索伦王朝就这样不光彩地结束了。现在整个旧制度的基础都站在社会民主党的背后，支持它并受社会民主党控制的新政府的庇护。德国军事力量在战场上的迅速崩溃，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垮台，使德国保守集团起初完全目瞪口呆。资产阶级集团不得不接受革命的现实。拥护君主制度的报纸收起了拥护王室的口号。他们向君主专制传统和霍亨索伦王朝挥泪告别，但却希望新的统治集团能给德国带来“光荣的和平”。没有发生任何为“皇帝和帝国”而采取坚定的反抗革命的事件。军方深信，如果军事领导人企图反对革命，广大士兵群众是不会执行命令的。正因如此，柏林的革命是在较少使用暴力和流血事件的情况下完成的。人们欢呼革命“取得了辉煌的、几乎是不流血的胜利”，但没有看到胜利的表层下掩藏着没有变化的基础。兴登堡和格棱纳领导的最高统帅部宣布对新政府效忠，除了看到当时反对革命是徒劳无益这一因素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对他们来说，保存军官团和军队作为将来复活民族主义德国的潜在工具要比效忠君主制度重要得多。他们最重要的目标是防止协约国军队进入德国从而找到借口完全摧毁德国的军事组织。要做到这一点，至少在目前应该接受革命的现实，与新政府一道作出某种安排。

1918年11月8日，革命前夕由政府派出的德国代表团来到贡比涅森林的雷通德车站，向福煦元帅宣读了停战协定，被福煦元帅拒绝了，他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限72小时内答复。11月11日，“新”政府正式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德意志帝国在由它挑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