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尼采、韦伯、爱因斯坦

我把这三位看成是德国科学强权时代时代精神的代表人物。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是杰出的德国哲学家，“超人哲学”和“权力至上论”的创造者。由于其极高的语言天赋，因而也被视作德国古典语言学家和优秀的抒情诗人。

尼采出生于普鲁士吕岑市的一个传教士家庭，自小受基督新教教育。中学时期，文学、音乐特别是古典语言的成绩十分突出。1864—1868年，尼采先后在波恩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学习古典语言。1865年接触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哲学后，转向哲学研究，1868年完成了博士论文，翌年在瑞士巴塞尔大学任希腊语言学和文学教授。此后他结识了著名的作曲家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一度过从甚密。1878年尼采与瓦格纳因思想观点上的激烈冲突而断交。1889年他在意大利都灵神经错乱，最终于1900年8月逝于魏玛。

尼采生活的时代，正是德国走上强权帝国主义时代，原先那些反封建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以及资产阶级民主原则，不再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尼采作为新时代德国资产阶级的预言家，企图塑造一种“新”型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行为体系。其早期著作受叔本华的哲学观点和瓦格纳的美学观点影响，但尼采试图把叔本华的悲观厌世主义变为唯意志论的积极进取。他的哲学观点，总的来说是一种非理性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他的重要著作有：《悲剧产生于音乐心灵》（1872）、《人性的、太人性的》（1876—1879）、《快乐的科学》（1882）、《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1883—1885）、《善恶的彼岸》（1885—1886）、《道德的谱系》（1887）、《反基督教》（1888）、自传《瞧！这个人》（1888）以及《获取权力的意志》（1901，译为《权力意志》或《强力意志》，不确）等。

尼采哲学首先是对一切现存的、传统的思想观念的反叛。他对容克－资产阶级统治的现状、矛盾和危机所带来的后果，对传统的现存思想、文化、道德、宗教，从“强者”的方面作了猛烈的抨击，并提出了他的所谓“权力意志论”和“超人哲学”。尼采总是坚持反对那个时代流行的价值，坚持创造出新的价值。因此他全面否定当时德国和欧洲社会的价值观念，认为传统的价值观既无精神、理性、思维，也无灵魂、意志和真理，全是无用的虚构。尼采把反传统的矛头直指基督教。他把宗教视作欺诳人类和束缚人类自由意志的枷锁，认为传统道德是一种建立在基督教之上的奴隶道德，善恶观念均是从保护弱者的角度出发，从而造成了人的顺从和谦卑的劣根性，压抑了人的生命力和强力意志。尼采从反基督教弱者道德出发，对一切不利于超人和强力意志产生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在《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中，尼采谆谆告诫人们，所谓的“上帝”及“救世主”，他们的说教无论多么慈悲和甜蜜，都是虚妄之词，不要轻易上当。他大胆地宣告“上帝死了”，从而推翻了人类心目中最完美的偶像，以及建立在这一偶像基础上的传统道德，为自我生命的意志的复活和“超人”的出现创造了前提。

上帝既死，诸神也不复存在，那么世界的本源是什么？世界又该由谁来统治呢？尼采引申叔本华的基本思想，把“强力意志”看成是世界的本源。所谓“强力意志”，是一种不受理性、传统观念束缚的、超出“善恶世界”的生命本能冲动的表现。比如生物界的同化和异化、物种之间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等，均是“强力意志”的表现。人本身就有追求食物、财产、性欲等等的意志，因此，在尼采看来，“强力意志”会生生不息，不知满足，不知厌倦，是一种巨大无比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推动了世界的前进。尼采所谓的“超人”便是具有这种强力意志的人。他们是少数出类拔萃者，是天生的统治者和天才的艺术家。历史的意义便是造就出“超人”，而使人类免于堕落和退化。尼采认为造就“超人”的首要条件是有意识地做好人种的进化工作。优良的家世和血统是造就“超人”的前提。造就“超人”的条件之二是利用战争，在战争中造就群众的主人。尼采赞赏马基雅弗利的权术主义，认为“超人”可以不择手段地利用一切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最后，尼采要求“超人”在智力和体魄上都经过超强的磨炼，永远有创造，有目标，有追求，永远高傲自负，居高临下统帅善恶。

尼采的“超人”思想符合19世纪末德意志民族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它否定了叔本华的人生虚无主义，就此而论具有积极、进取的一面。但尼采的“超人”蔑视和憎恨一切平凡的人，是极端个人英雄主义的体现。尼采的“权力至上”论和“超人哲学”被德意志极端民族主义所利用，成为“生存哲学”和“生活哲学”的基础。

尼采与传统的德国哲学家不同，其哲学著作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哲学论点往往以格言式的语言表达，因而被称为“文艺性的哲学家”。他生前在文学圈子和艺术圈子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其哲学理论对西方哲学和德国社会政治的重大影响，是在死后才产生的。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世界著名的进步论学者，现代西方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德意志社会学协会的创立者和领导者，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宗教、史学诸领域中都有独到的建树。

韦伯生于埃尔富特城。不久举家迁往柏林。父亲曾任柏林市议会参事和民族自由党议员。他的家是当地学者、商人、艺术家和政治名流的谈话场所，这无疑开阔了少年韦伯的视野。高中毕业后，韦伯就读于海得贝格大学法律系，后转学于柏林和格廷根。1889年完成了博士论文《论中世纪贸易社会史》；两年后又呈交了论文《罗马农业史及其对国家和私有权的意义》，获大学讲课资格。1893年任柏林大学教授，一年后迁往弗赖堡大学，1897年再回海得贝格大学。韦伯在大学里主讲法律、贸易法和国民经济学。1897年旅美后对社会学产生浓厚兴趣。1904—1905年，韦伯撰写了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详细探讨了宗教与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度中断了韦伯对社会学的研究工作，他先后受命负责一家乡镇医院的管理工作和关税委员会的研究工作，但在战争最后两年，他再次把精力转向撰写论文，这些论文在他身后结集为《经济与社会》。战后韦伯加入新成立的德国民主党，并成为魏玛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同时他一直在慕尼黑大学任教，直至1920年6月染肺炎去世。韦伯一生的著作很多，逝世后出版的著作约32卷，包括《论宗教社会学的论文全集》，详尽记录了他广博的学术思想和政治观点。

韦伯在19世纪末叶已观察到欧洲社会与文化危机，现代工业文明走上歧途，因而对现代世界未来前景的疑虑超过了信心。韦伯是带着这种悲观的社会情绪来论述他的社会进步观的。他是一位理性主义者，他不同情社会进化论，更反对历史循环论。他从另一方面对科学理性提出质疑，提出“实践理性”的合理化观。他对一直追求和推许科学理性的欧洲社会（特别是德国），现今成为非理性的、物欲横流的、争夺扩张的资本帝国主义，深表悲哀。问题出在哪里？韦伯发现，“理性主义”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含义，科学理性只是单纯的科学技术进步的认识观点，只是由少数学者或启蒙思想家首先把握后然后通过教育来促进知识的扩散的实践观。韦伯意识到，如果不能从社会行动主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去把握理性的本质，如果仅仅只从观念和观念的宣传活动中去说明理性主义，那么这种理性主义就根本无助于对社会及其发展作出任何有价值的解释，无助于理性或合理性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

韦伯毕生致力探讨的主题，是西方社会“合理化”及其前途，或者说是欧洲社会资本主义的品格及其命运。在韦伯这里，“社会进步”被“社会合理化”所代替。他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探求就是为了设计合理化的西方社会发展的模式，或者说，西方资本主义的合理化进程本来应该是如何的。在韦伯看来，这种以“天职”概念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精神的起源，同新教伦理有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正是信仰和理性的一次最成功的结合，完成了“实践理性”的条件。但是韦伯同样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不仅仅只是由于它后来才完全抛弃了原先的价值目标，更重要的是“新教伦理”这个价值合理性的本身性质，影响着欧洲合理化进程势必走上“非人性”的方面。韦伯在“社会进步观念”上是个多因素决定论者。他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目的只是想要证明宗教价值观对人们的经济行为有何种影响，证明新教伦理不同于其他宗教伦理，是西方（德国）所特有的，而并非对东方社会不发达的原因作探究（当时尚不存在“非西方社会的发展问题”）。但是当代西方的现代化学者，把它理解成为一个“韦伯命题”：韦伯通过论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起源之间的因果关系，阐发了“只有西方才能产生资本主义”这个基本思想；韦伯通过对中国、印度、阿拉伯诸东方国家的宗教研究，进一步阐明非西方社会由于缺乏“新教伦理”之类的内在因素，所以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由此他们认为，非西方不发达社会是无法自发现代化的，需要从外部输入现代化。事实上韦伯并未做过这样的“结论”。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是20世纪德国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世界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他在生前就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的科学巨人。

爱因斯坦出生于德国乌尔姆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和叔父合办一个电器工厂，使爱因斯坦较早地受到科学的启蒙。1896年，进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学物理，1900年毕业。两年后，爱因斯坦被伯尔尼瑞士专利局录用为技术员，从事发明专利申请的技术鉴定工作。爱因斯坦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科学研究。

还在1895年，爱因斯坦乘马车去瑞士途中突发奇想：如果有人以光速和光线一齐前进，是否将观察到光线乃是静止在空间中振动着的电磁波呢？问题一直萦绕在他脑际，使他坚信“绝对运动是不存在的”。1905年，爱因斯坦以论文《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法》取得苏黎世大学的博士学位。同年，他在物理学三个不同领域中取得历史性突破，特别是光量子论的提出和狭义相对论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概念，推动了物理学理论的革命。

《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推测性的观点》一文，把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1900年提出的量子概念扩充到光在空间中的传播，提出光量子假说，第一次揭示了微观客体的波动性和粒子性的统一，即波粒二象性。爱因斯坦在文章中用光量子概念解释了光电现象，推导出光电子的最大能量同入射光的频率之间的关系。由于他的光电效应定律的发现，爱因斯坦于1921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论运动物体的动力学》一文完整地提出了开创物理学新纪元的狭义相对性理论，它突破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提出光速在所有惯性参考系中不变，而且是物体运动的最大速度。相对论把空间、时间和物质运动联系了起来。由于相对论效应，量度物体长度时，会测到运动物体在其运动方向上的长度要比静止时缩短；而量度时间进程时，会看到运动的时钟要比静止的时钟行进得慢。这是相对论时空的基本属性，与物体内部结构无关。物理学所讨论的空间就由原来的三维再加时间一维的四维空间。仅仅由于没有考虑到加速运动，因而被称为狭义相对论，适用于除了引力之外一切物理现象。

《物体的惯性同它所含的质量有关吗？》一文中，爱因斯坦根据狭义相对论推导出重要结论：物体的质量与运动密切相关，运动速度增加，质量也随之增加，从而提出著名的质能关系公式E＝mc²，即物体的能量（E），相当于质量（m）与光速（c）平方的乘积。

1914年，爱因斯坦到柏林普鲁士科学研究院任职。1916年发表了著名的《广义相对论基础》，认为引力并非牛顿所说的力，而只是因质量的存在而引起的时空连续场的弯曲（形成的“引力波”）。这一设想被英国皇家学会科学考察队于1919年5月29日在几内亚湾普林西比岛所摄的日食照片和随后的计算初步证实。这使爱因斯坦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同年，爱因斯坦还在辐射量子论方面作出重大突破。1917年，他发表了论文《根据广义相对论对宇宙学所作的考察》，开创了现代科学的宇宙学。

从1925年到1955年这三十年中，除了关于量子力学的完备性问题、引力波以及广义相对论的运动问题外，爱因斯坦几乎把他全部的科学创造精力都用于统一场论的探索，但始终没能获得成功。直到临终前一天，他还在病床上准备继续他的统一场论的计算。在科学的探索中，爱因斯坦始终是无所畏惧、毫不气馁的，正是这种不畏艰难的奋斗精神，才使爱因斯坦创造了人类科学史上的奇迹。

作为伟大的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并没有把自己的注意力仅仅集中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他以极大的热忱关心社会，关心政治，热心于社会正义和人类和平事业。爱因斯坦一贯反对战争，反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对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为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国有九十三位科学－技术－文化界名流联名发表宣言，为德国的战争罪行辩护，爱因斯坦则在一份仅有四人参加的反战宣言上签名，随后又积极参加了地下反战组织“新祖国同盟”的活动。

1933年1月，希特勒纳粹党攫取德国政权后，爱因斯坦成了科学界首要的迫害对象。他不得不放弃德国国籍，接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赴美，继续从事反对战争（特别是核战争）和反对法西斯的社会活动和科研活动。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因主动脉瘤破裂逝世于普林斯顿。遵照他的遗嘱，不举行任何丧礼，不筑坟墓，骨灰撒在秘密的地方，为的是不使任何地方成为“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