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威廉二世与他的“世界政策”

德国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是德皇威廉二世。人们往往把1890—1918的德国称为“威廉时代”，不仅因为给这个时代定调子、定格局的是皇帝而不是宰相，而且因为这个时代贯彻一种“威廉主义”的方针政策，一种同俾斯麦时代的内政外交完全相悖的方针政策。威廉时代初期的内政除采取专制统治以维护容克－资产阶级的利益外，还采取“广泛的”社会改革，笼络收买工人群众，外交上采取所谓的“世界政策”，与英国等争夺世界霸权和重新瓜分殖民地。煽起民族沙文主义，采取激烈的扩张攻势，就成为这位新君主行动的主旋律。

威廉登上皇位时是一个二十九岁的年轻人。他早年受过英国教育，在卡塞尔大学和波恩大学学过宪法学和政治经济学，受到过时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后来在普鲁士近卫军中接受训练，受普鲁士军国主义精神和传统的教育，凝成一种刚愎自用、唯我独尊和崇信浪漫主义封建君主政体的性格。实际上这位高傲皇帝的虚假外表下却是一个敏感、动摇、胆怯和神经质的人。他经常用一种虚张声势的傲慢来掩饰内心的犹豫动摇。他总是全神贯注着自我，无法克服。他有一种色彩斑斓的个性，引人入胜。他还是一位健谈家，天生的演说家，比起能言善辩的俾斯麦来也并不逊色。每次演说都是“滔滔不绝”。他演说通常不用讲稿，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话语顺嘴倾泻而出。谁也不知道他结束时会讲些什么。他这种夸夸其谈、信口开河的作风常使大臣们尴尬，使外国舆论担忧。他还培养了从艺术、音乐到科学技术最新发展的广泛学术文化兴趣。威廉虽具有智能上的这些天赋，却像一个随意玩耍的人一样，缺乏起码的责任心。

在威廉二世身上，体现了封建浪漫主义同最现代化的思想特别是技术政治公民表决思想的混合。他迷信神秘的招魂术，却又是霍亨索伦王朝统治者中第一个与大工业家（比如克虏伯家族）交朋友并积极支持最新技术进步的人。这种古旧的封建浪漫主义同最先进的技术至上的结合，也许正是造成现代世界中“德国问题”的根源之一。威廉二世还从霍亨索伦家族那里继承了一种对奢华铺张与官场虚饰的喜好。他几乎每天都开一个化装舞会。十六年中他命令自己的卫队换了37次制服。他用这些来满足自己极强的虚荣心。他最高兴的时刻是有一群狂热的谄媚之徒向他高唱赞歌，大献谀词之时。这位在军队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皇帝，有着一种不安定的神经质，整天忙忙碌碌，到处出头露面。柏林《福斯报》计算皇帝在1893年一年中共旅行了199天。柏林人称他是“旅行皇帝”。威廉的家庭教师、喀尔文教派教徒欣茨彼得（Georg Ernst Hinzpeter）给他培养了一种注重形象、装饰门面的行事思维，他坚信上帝给自己的使命就是领导德国人建立伟大的功业，“上帝要不是还有更伟大的任务要交给朕，他是用不着对我们德意志祖国和人民费那么大的苦心的”。他深信自己是神之所选，负有神命，必须“以天下为己任”。“神命说”导致威廉二世强烈的独裁专制主义，他反对立宪主义和政党，“朕的意志是最高法律”。他宣称：“把德意志帝国锤炼出来的是士兵和军队，而不是议会决议。”他登上新皇位后的第一道圣谕，不像他的父亲那样题名为《致我的人民》，而是《致我的军队》：“我和军队是一体。我们天生来互相帮助，不管上帝的意志是要给我们和平还是风暴，我们都将站在一起。”这种普鲁士军国主义的黩武思想，不仅增加了德国自由派的恐惧，也增加了外国的疑虑。一位外国的外交官在1891年，即威廉二世上台刚三年，就曾作了这样的描述：

“他和哈姆雷特一样，身上存在着不同类型人物的胚芽，我们不能预见到哪一种胚芽将来会占优势，也不知道最后有一种胚芽长大时，他究竟是以其伟大还是以其渺小使我们惊异。

这位国君是多少不同类型君王的化身啊！今天，他是一个军人国王，戴着头盔，系着胸甲，僵硬笔直，只为检阅和演习忙碌，把调换卫队看得比一切国事重要，认为教练军士从根本上体现了举国一致，把军营纪律置于一切道德和自然法则之上，认为德国的光荣集中表现在新兵齐步行进时动作的绝对准确。突然，他脱掉军服，穿上工人的工装裤，于是他成了一个改革国王，只注意资本和工资问题，热衷于召开有关社会福利问题的会议，决心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兄弟的解放者载入史册。

〔接着他又成了〕廷臣的国王，热心俗务，浮华铺张，一心只求礼仪的漂亮豪华……但是说变就变！他又成了个摩登国王，一个19世纪的国王，认为过去的一切都是偏执顽固……决心借助议会制度来大建物质文明和工业文明，把工厂当作至高无上的圣堂，梦想着德国完全实现电气化……

有些人说他不过是一个渴望在报纸上扬名的年轻人；另有些人断言他不过是幻想力太强，有一种病态的想象力推动他去胡思乱想……；再有些人认为他不过是一个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而已，勃兰登堡小诸侯这一最幸运世系连续相继的国王们所交替具有的专制主义、神秘主义、军人主义、官僚文牍主义和独断主义等品质，全都集中于他一身，而且更加发展，表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我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喜欢活动、干着玩玩的人而已——我的意思是说，他这个人极爱动，在动中他异常强烈地领略和感受到无比的愉快，因此，他希望在我们这种文化所容许的一切形式中体验和享受这种愉快……

这就是使得这位德国皇帝成为一个极端有趣的人物的原因。我们在他身上看到，在这开明的世纪，一个凡人居然比任何其他术士、先知或圣徒都更积极地声称自己是、也显得是上帝的助手和密友……对他说来，没有做不到的事，因为他统率着两百万军队和全国人民，而人民只要求在哲学、伦理学和经典注释方面享有自由，只要皇帝命令他们齐步前进，他们就默默服从。”

威廉时代整个德国的特点，是灿烂辉煌的物质繁荣和军国主义、海军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的大发展。德国人的主要感情是对政治和工业成就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对未来的乐观展望。1913年威廉即位二十五周年庆典声势浩大，新闻界、学术界、经济学界、技术专家界一齐高唱赞歌，大献谀词，狂热歌颂，超过对以往所有德国皇帝。只有少数人发出不和谐音。电气工业家瓦尔特·拉特瑙就威廉时期繁荣的虚假性和脆弱性发出警告；尼采则从另一个角度对德国荣耀的真正力量和持久性表示怀疑；“左”翼《新观察》杂志发出悲叹：“现今（1908年）的德国人变得非常耽于声色，实利主义，而且几乎完全成了头脑空空的专业人员。他们已逐渐变得冷酷而实际，对一切不能立即增强经济力量的活动都抱怀疑态度。”皇帝把这些人骂成是“绵羊脑袋”和“阴郁的悲观者”。统治世界的梦想使威廉二世的扩张欲望不可抑制地膨胀起来。

威廉二世执掌国政后不久便实行了与俾斯麦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他一方面宣称“路线照旧”，一方面又命令“全速前进”。事实上，威廉二世正开始执行一条“新路线”，即“世界政策”。它主要代表了德国大工业家和大地主把德国从大陆强国变为世界强国的渴望，同时也混杂了思想界对中世纪大一统性质的德意志帝国的怀旧。“世界政策”的主要点就是殖民主义和海军主义政策。威廉二世得意地解释他的“世界政策”就是向海外扩展殖民地，掌握制海权，争霸世界：“德国的未来在海上”，“定叫海神手中的三叉戟（即制海权）掌握在我们手中”。德国从“大陆政策”转变为“世界政策”的背景，是由于德国工业的起飞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德国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市场和殖民地。这个后起的现代化工业强国不能容忍老牌资本主义工业国占有了最大部分的市场和殖民地，而只留给它一点残羹剩饭。德国统治集团叫嚷“缺乏空间”、“领土太小”，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制造舆论。1899年12月当时任外交大臣的布洛（1900—1909年任帝国宰相）在议会中公开宣称：“我们懂得，要是我们没有巨大威力，没有一支强大的陆军和强大的海军，就不会得到幸福……在即将到来的世纪中，德国人民不是当铁锤就是当铁砧。”布洛是威廉二世“世界政策”的积极推行者，他的“名”言：“让别的民族去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人只满足于蓝色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也要为自己要求阳光下的地盘”，震惊了国际政坛。从1891年起担任总参谋长的施利芬（Alfred von Schlieffen，1833—1913），90年代中期已开始埋头制订在欧洲东西两线作战的行动方案。1897年中，主张海外扩张的冯·梯尔皮茨海军上将（Alfred von Tirpitz，1849—1930）成为政府的海军大臣。他很快便制订出庞大的海军建设方案，并于次年建立了海军协会。他要求建立强大的舰队，同英国一决雌雄，从而实现“世界政策”。1898年帝国议会通过第一个扩建海军的法案。由于官方规定了“七年期海军预算”，这等于把议会对海军经费开支的监督权给剥夺了，因而引起自由派的反对，但最终法案还是以218票对139票通过了。两年后政府又提出第二个造舰法案，规定十七年中把舰队数量翻一番，也被议会通过。1906年、1907年和1908年，政府接连提出进一步扩建海军的提案，都被通过。梯尔皮茨和他的海军计划事实上成为德国“新路线”的至关重要部分。

威廉二世及其世界政策：我们的未来在海上

随着“世界政策”的推行和扩军备战的加剧，19世纪末发展起来的新形式的民族沙文主义，将旧形式的民族沙文主义、反犹主义以及H.S.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传播的新的种族理论结合在一起，呈现出膨胀的趋势。形形色色的要求向外扩张的殖民组织纷纷出笼。泛德意志协会的建立便是德国民族沙文主义膨胀的典型表现。这一组织的前身是成立于1891年的日耳曼总同盟。第一任主席就是上文提及的殖民探险家卡尔·彼得尔斯。1894年改组成一个汇集了大德意志帝国狂热鼓吹者的联合体“泛德意志协会”。直到1908年，恩斯特·哈塞（Ernst Hasse）一直是泛德意志协会的领导人。他的继任人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亨利希·克拉斯（Heinrich Class）。协会的宗旨为：1.联合世界上所有德意志人组成一个庞大的泛德意志国家；2.支持政府在欧洲和海外推行强权利益政策；3.主张由“伟大的德国”统治世界，并同一切阻碍民族发展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泛德意志协会的作家们常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的一部分、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扩大了的塞尔维亚、奥地利等包括在德国的领土之内。泛德意志协会是威廉德国进行沙文主义宣传最有影响的组织，它在企业界和政府要人中，以及侨居世界各地的德国人中都广有影响。它也是各种民族主义组织，如海军协会、陆军协会、殖民协会、青年德国同盟的总参谋部。泛德意志协会的领导人中有军界、工业界的重要人物，有国家官员、帝国议会议员以及大学教授。另外，许多重要报纸如《每日展望》、《德意志日报》、《莱比锡最新消息报》，以及《莱茵－威斯特伐利亚报》等都遵循泛德意志路线，连篇累牍地发表民族沙文主义文章，鼓吹泛德意志主义的理想。泛德意志协会有二十七个分会，散布于欧洲、美洲、亚洲、澳洲。这个沙文主义组织，狂热地宣扬反动的人种优劣论、德意志民族优越论。社会民主党人库特·艾斯纳（Kurt Eisner），在1914年《新时代》上对泛德意志主义者的重大作用，用了确切的评价。他说：“在德国，谁对外交政策路线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正是泛德意志主义者。在对政策的指导方面，他们的影响甚至比地主和资本家的强有力的团体影响还要大。在这段时间，他们的成就比德国所有政党和所有议会集团的成就加在一起还要大……从第一个海军议案到最后一个陆军法案，所有军备计划都是在泛德意志主义者手中制订出来的。他们是突击部队！”

在学术界，历史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也在宣扬德意志强权政策和世界政策。特赖赤克、A.瓦尔（Adalbert Wahl）等历史学家，把德国的世界强权政策看作是普鲁士－德意志政策的继续，认为正如过去普鲁士在同奥地利斗争中上升为德意志大国，在同法国的斗争中上升为欧洲大国一样，现在德国在同英国的竞争中也应上升为世界强国。瓦尔还为德国的殖民政策辩护，认为“德国需要殖民地就像需要每天吃的面包一样”。在瓦尔看来，殖民是为了给充满进取精神和活力的德国人提供一个活动场所，帮助创造一种新的、不那么平庸的德国人。特赖赤克的政治和历史著作则大有助于黑格尔“国家即权力”观点的传播。特赖赤克认为国家的权力必须由一支组织良好的军队来体现，而“战争”则是上帝规定的法则。

民族沙文主义的膨胀为威廉时代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根据和自我辩护的理由，成为统治者推行帝国政策的动力。19世纪早期的民族思想主要在于追求本民族内部的政治独立，而到这一世纪的晚期，民族思想却演化成为民族沙文主义。在普鲁士精神渗透下的德国，为证明其所谓的优秀民族的生命力和完成对世界政治和文化所负的崇高使命，大步地走上了扩张主义的道路。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矛头主要指向北非、亚洲（中国）、巴尔干和土耳其。1897年德国强占了中国的胶州湾，进一步攫取在山东建筑胶济铁路及开采矿山的权利，引起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1899年德国利用英布战争的时机，占领了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等小岛。1900年德国在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时特别疯狂。威廉二世在遣送德国军队到中国时所作的“匈奴演说”中狂叫：“不要宽恕，不要捉俘虏，谁要是落入你们手中，谁就是死亡。”此后为了同法国争夺北非的摩洛哥，德国于1905年和1911年两次挑起摩洛哥危机，把欧洲推向战争的边缘。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建造巴格达铁路，这条所谓“三B铁路”，经柏林（Berlin）－拜占廷（Byzantine）－巴格达（Bagdad）（三地地名都以“B”字母开头），不仅能使德国控制整个土耳其和小亚细亚，而且可以从陆上威胁英国在印度和埃及的统治，成为德国“向东方推进”的工具。

德国人在非洲的殖民政策，1896年《青年》杂志的漫画：“德国人来之前”和“德国人来了”

德国统治者还费尽心机，向人民灌输民族沙文主义，分裂工人运动。威廉二世对德国工人阶级的态度是采取镇压和怀柔并用政策：对社会民主党采用严格的控制和打击措施，对工人，尽量使他们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20世纪初，工业和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都有所提高，劳动时间一般为十小时。1903年3月帝国议会通过保护儿童法，进一步限制使用童工和对童工的无节制剥削。一部分工人上层的生活向“中等阶级”靠拢，开始支持政府的政策。工人这时众多的罢工斗争，主要局限于经济斗争。而社会民主党的大部分领袖也开始向民族主义方面靠拢，成为护国主义者。这实际上是德国第三个工业化高潮时期造成的德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得以使德国统治者放手去发动战争，争霸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