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会民主主义旗帜下的分歧和分裂

“非常法”取消后，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脱离了地下状态，重新取得合法地位，广泛开展工作，成为议会中最有影响的政党。1893年，全德工会联合会成立，合作社和工人文化教育组织也很快发展起来。一种在反“非常法”时期起指导作用的社会民主主义，也就成为“非常法”取消后时期党和工运需要遵循和发展的理论。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阶级内涵究竟是什么？却有着社会革命和社会改良的不同理解。从恩格斯（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就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指导者，特别是德国工人党的行为监护人）看来，社会民主主义首先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是为了实现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必要手段。虽然高龄的恩格斯这时也感受到时代的变化和德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剧变，并且敏锐地作出许多新的革命手段的设想和对策，但时代的主要矛盾没有变，因此必须坚持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从德国党内的改良主义派看来，社会民主主义就是改良的社会主义，通过和平的、合法的、议会民主的道路，建立阶级妥协的民族大家庭。容克－资产阶级统治手法的改变和工人阶级斗争环境的改变，助长了党内改良主义派的气势。这种情况在189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哈勒代表大会上明显表现出来。哈勒代表大会还委托威廉·李卜克内西等拟定新的党纲，准备提交1891年在埃尔富特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讨论。

恩格斯洞悉德国党的内部情况，对党内改良主义倾向的增长早就察觉到了。还在埃尔富特大会以前，他整理出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手稿，坚持在党的理论杂志《新时代》上公开发表，并在1891年1月1日和广大工人群众见面。恩格斯的深刻用意在于使广大党员和群众了解马克思的革命路线和原则立场，避免和克服党内重犯机会主义。特别是他看到，德国党内居领导地位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倍倍尔，对党内改良主义的滋长毫无认识，倍倍尔在1891年8月国际布鲁塞尔大会上公开“保证”：德国党“决不允许”机会主义留在党内。而就在这时，以格奥尔格·福尔马尔（Georg Heinrich von Vollmar，1850—1922）为首的改良主义集团，却正要党改变其革命路线。恩格斯需要随时敲响警钟。1891年中，恩格斯看到了威廉·李卜克内西等拟定的新的党纲草案，他立即写了《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又称《埃尔富特纲领批判》），批评党的领袖因害怕政府恢复“非常法”而不敢在纲领中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甚至连民主共和国的要求都不敢提出。纲领还散布有害的幻想，似乎可以通过和平的道路达到社会主义。纲领完全不提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异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恩格斯要求重新草拟新的党纲。接着恩格斯坚决反击福尔马尔集团的进攻。国会议员、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福尔马尔公开要求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改变对容克－资产阶级国家的敌视。“对邪恶的念头回之以拳头，对善良的愿望报之以感激”，这就是他的格言。他硬说德国皇帝陛下及其政府对工人阶级采取了“真正友好态度”，党“必须放弃对政府的不妥协政策”，支持政府对外扩张。福尔马尔企图使党的全部工作仅仅限于议会活动，而且按照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精神进行活动。他不顾党的原则，在地方议会里与资产阶级政党共同投票赞成政府的预算案。恩格斯把福尔马尔叫做“叛徒”，揭露这一伙人的观点同工人阶级利益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在党内建立一个真正的反党宗派联盟，构成社会民主党分裂的主要危险。在恩格斯的敦促和帮助下，倍倍尔挺身而出，给福尔马尔以坚决的回击。

1891年10月，党在埃尔富特举行代表大会，正式更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纲。这个党纲草案是由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另行起草的。考茨基出身于布拉格的知识分子家庭，1874年入维也纳大学哲学系学习，1875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80年代初作为赫希伯格的助手参加德国工人运动。1881年在伦敦初次会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此后一直受他们的指导和培养。考茨基熟读马克思的著作，可以背诵如流，自命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883年任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主编，写了许多通俗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小册子，如《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土地问题》等。1891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关，此后参加第二国际的领导。迄今为止，考茨基的理论倾向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就其实践倾向而言则是调和主义的，思想深处则憧憬着“民主”和“议会”道路取得政权。他所起草的埃尔富特纲领虽然消除了拉萨尔的教义，比较明确地表述了党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但依然没有提出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这就是明证。

但是把社会民主主义诠释为改良社会主义的思潮，却是一种时代的现象，它随着德国工业革命的完成和向帝国主义过渡而变得无法遏止。在德国，促成这种思潮的时代原因大约有三个。第一，由于工业化而促使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社会财富激增，这就使统治阶级有可能从巨大的超额利润中抽出一部分来收买工人阶级的上层分子。各地的市政当局每年拨出巨款“津贴”各种受其影响的“协会”、“工会”和合作社。在这些群众组织中，一大批专职领导脱离生产，领取高薪，成为“党官僚”、“工会官僚”，构成一个强大的工人贵族层，20世纪初，这个阶层的人数约有1.5万人，他们害怕革命，也反对人家革命，成为现存制度的社会支柱。第二，广大城乡小生产者大量加入工人队伍中来，但是他们并不彻底无产化，他们中的许多人仅仅作为“同路人”参加工人运动，却又认为共产主义是不可企及的遥远目标，因而热衷于点滴改良，阶级妥协，摒弃斗争，鼓吹博爱等等。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庸人观”，构成了德国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特别广泛深厚的基础。第三，19世纪晚期产生的各种资产阶级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大举进攻，例如马尔堡学派和弗赖堡学派宣扬的新康德主义；舒尔策－德里茨施等的庸俗经济学，认为可以通过工人筹款举办合作社来解救工人的苦难，达到“社会和谐”；由德国新历史学派教授组成的“讲坛社会主义”，鼓吹社会主义－改良主义，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组织，能调和敌对阶级关系，在不触动资产阶级利益情况下，可以逐步实行社会主义。这些理论体系，从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方面为德国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准备了条件。此外，俾斯麦时期的社会立法和威廉二世统治初期的“自由主义”政策和社会改革，也都起了很大的迷惑和欺骗作用。这些条件就使德国工人运动内部最早出现修正主义这一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恩格斯在世时，凭借他的威望和理论素养，尚能制止社会改良主义思潮的泛滥。1895年恩格斯去世，改良主义思潮就汹涌而来。出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人物竟然是“马克思主义者”伯恩斯坦。

爱德华·伯恩斯坦出身于一个犹太铁路技师家庭，曾任银行职员。1872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1878年为“苏黎世三人团”之一，在受到批评后，迅速转变。从1881年到1890年他担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主编，在恩格斯的帮助和督促下，著文宣传马克思主义。他通过《社会民主党人》报参与了党的领导事务，并在报上揭露俾斯麦镇压工人运动的“鞭子与糖果”两手政策，进而批判了为这一政策提供理论依据的国家社会主义；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批判党内残存的拉萨尔主义思想；同国会党团内的改良主义分子进行斗争，因而备受恩格斯的赞扬。伯恩斯坦为人深沉、现实，富于感受，善于探索，高谈阔论，兼有思想型理论家和现实型活动家的才能。他是党内最早感受到时代的变化和德国社会的剧变的领袖之一，90年代初他就在探索“非常法”废除后德国工人运动，还有国际工人运动的前景和新策略。英国费边社的渐进主义和德国资产阶级现代经济学派的工业化经济高速持续发展理论，强烈影响了伯恩斯坦。以往被压制着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现在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号下复活起来。他“断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理已经过时，要求对“传统观点”进行“自由批判”和“修正”。他不是像列宁那样在革命的道路上“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在改良的道路上“阉割”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不管他提出的论据和材料有多么真实。他成为新时代党内改良主义的继承人和代表。从1896年底起，伯恩斯坦开始在考茨基编辑的理论杂志《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发表五篇文章。在伯恩斯坦看来，垄断的出现，使资本主义具有“适应能力”；资本主义因而“有比过去所假定的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弹性”；先进国家中资产阶级“正在一步步地向民主制度让步”，“在一百年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了”。因此，他宣布：在这样的时代，“谈论（资本主义）社会长入社会主义并不是错误的”；对无产阶级政党“有最大意义的”不是“取得政权”，实现最终目标，而是进行“细小的工作”。伯恩斯坦得出结论说：“我公开承认，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我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无论这一目的是什么，它对我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样，伯恩斯坦就把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变成为社会改良党。他的“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公式，突显了修正主义的实质。1899年1月，伯恩斯坦将他的文章和理论集中成书出版，取名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他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等方面系统阐述了他的修正主义观点，形成一套完整的修正主义体系，体系的核心就在于不要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和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德国工人运动中以及国际工人运动中，自此便形成了以伯恩斯坦为首的右派社会主义派别，福尔马尔、奥埃尔（Ignaz Auer）、达维德（Eduard David）、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等都是这一派中有影响的人物。面对着右派社会主义派的进攻，党内立时形成了左派社会主义派，展开针锋相对的反击。左派主要由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组成，代表人物有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弗朗茨·梅林。党的老领袖倍倍尔在重大原则问题上都站在左派一边。威廉·李卜克内西则于1900年去世。

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弗朗茨·梅林、克拉拉·蔡特金

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1871—1919）是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儿子，革命家庭的熏陶使他从小就立志为革命而献身。1899年大学毕业后在柏林当律师。父亲去世的那年他正式加入社会民主党，已是一位引人瞩目的人物：由于他反对修正主义态度坚决，对军国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遂成为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名著《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明确提出，只有工人阶级战胜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全民族才能确保幸福与和平。1907年倡议召开社会主义青年第一次国际会议，并任社会主义青年组织国际联络局主席。从1908年起，他是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12年当选为帝国议会议员。他大无畏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成为一代革命斗士。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出生于波兰的犹太商人家庭，青年时代就是沙皇统治的坚决反对者，18岁开始过流亡生活，就读于苏黎世大学。1893年参加创立波兰社会民主党。从1897年到德国起，就积极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活动。卢森堡忠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一开始就站在反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最前列，站在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前列，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1905年底秘密回到华沙领导波兰民族解放运动。1907年在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同列宁并肩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虽屡遭迫害和监禁，革命意志却更坚强。被列宁赞誉为“革命之鹰”。

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1857—1933），出生于萨克森的乡村教师家庭，她是在反“非常法”的疾风暴雨时期加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1878），1882年流亡瑞士的苏黎世，不久移居巴黎，参加法国工人运动。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上当选为书记，她的演说《为了妇女的解放》成为工运史上的新课题。蔡特金的巨大功绩是她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开辟了新的领域：妇女工作。她使劳动妇女运动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力量，把妇女运动置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旗帜之下。她是社会主义国际妇女组织的书记，在她创议下，1910年定3月8日为国际劳动妇女节。蔡特金从一开始就站在反对修正主义的前列，坚持革命立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之一。

弗朗茨·梅林（Franz Mehring，1846—1919）就年龄而论，是属于老一代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就其思想和行动而言，却应属于新一代的左派之列。这位普鲁士军官家庭出身的历史学家和政论家，1866—1870年在莱比锡和柏林攻读哲学和文学史，接着在柏林当律师和作家，持民主主义观点。80年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891年加入社会民主党，任《新时代》杂志的编辑和发行人，后一度任《莱比锡人民报》主编，坚决反击修正主义的进攻。他经常通过撰写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论著和政论文章，驳斥右派的修正主义论点，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1913年同卢森堡一起创立《社会民主党通讯》，坚持国际主义的革命立场。

这个左派社会主义派也有它的弱点，犯有政治上和理论上的错误。他们对时代的变化和帝国主义的本质缺乏明确的认识，对修正主义是时代的产物也模糊不清。他们提不出一套新形势下的革命理论，以解决新形势下的革命实践问题。左派政治上和理论上的领袖是卢森堡，这位革命之鹰的主要错误是推崇无产阶级的自发革命行动；低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轻视农民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同盟军的意义；否认在帝国主义时代有实现民族解放战争和民族自决权的可能。左派在组织上很长时期内也没有同机会主义者决裂，没有建立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左派同右派一样，在党内和工人群众中都还只是少数派，多数党员和多数群众还留在中派考茨基那里持观望态度。

20世纪初期的考茨基，不仅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头号理论家，而且是第二国际的主要领导，面对着党内和国际内分裂为左右两派，考茨基扮演了貌似公允的角色，力图调和这场斗争。他口头上拥护马克思主义，但在反对修正主义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却是持“不偏不倚”的调和态度，鼓吹“不惜任何代价维护党的统一”。1900年第二国际巴黎代表大会上，左右两派就法国“社会主义者”米勒兰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一事展开激烈的争论，伯恩斯坦认为米勒兰入阁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第一步，卢森堡为代表的左派则认为米勒兰入阁是一种叛卖行为。考茨基以维护“国际统一”为名，提出一个折衷的决议草案，草案虽然认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是夺取政权的“正常的开始”，但又说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只是一个策略问题而非原则问题”。这个被称为“橡皮决议案”^〔1〕的草案最后被通过。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开始形成。正是在中派的掩护和调和下，右派势力日增。大战前夕，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中已占有110席，成为最大的议会党团，但是党的领导机构日益被右派把持，他们把左派从党的重要岗位上排挤出去。1913年，卢森堡被解除《莱比锡人民报》编辑职务。左派在党内日益失势，中派越来越靠拢右派。

1913年8月，社会民主党的老一代领袖倍倍尔去世，党的领导权落到右派分子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和腓力浦·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1866—1939）手中。倍倍尔的逝世使德国无产阶级失去一位最有威望、最受爱戴的领导者。倍倍尔终身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几十年来一直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前列，同党内、第二国际内的机会主义进行积极的斗争，有着巨大的功绩。由于他不了解时代的变化，没有能使德国无产阶级采取新的斗争形式和策略，仍拘泥于议会斗争的老方式，因而不能坚决地、有效地同修正主义斗争，但这并不损及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代表了德国工人运动中一整个“英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