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英雄时代”：反“非常法”的斗争

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把注意力放在德国工人运动上，他们认为，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已经从法国转到了德国。德国工人阶级在德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革命的年代里，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坚决反对普鲁士沙文主义者对法国的侵略，为国际无产阶级树立起光辉的榜样，同时，德国工人阶级最早建立起自己的独立政党——1869年的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这个党站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立场上，拥有优秀的工人阶级领袖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吸取英国和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经验和优良传统，在政治、经济、理论三条战线上同时展开斗争。

1871年德国的统一，为德国工人阶级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反容克资本统治的斗争奠定了基础。工业化的迅速开展和深入发展，日益造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工人阶级，德国的产业工人从1852年的190多万增至1894年的590多万，而他们的状况比英法等国要坏得多，工资低，劳动强度大，政治上毫无地位。工人的贫困和苦难提高了他们的反抗性和革命性。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党。70年代初，工人群众中普遍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和全德工人联合会（拉萨尔派）能够统一起来。两派合并的条件也已成熟：它们在德国统一道路上的重大分歧已经不复存在；两派的工人同样面临政府的残酷镇压，迫切需要团结。拉萨尔派的领袖为了不致在工人中完全失去影响，也不得不表示和爱森纳赫派达成“谅解”的愿望。

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德国工人把两个党派统一起来的要求，但向爱森纳赫派领袖指出：必须使拉萨尔派完全放弃其错误的观点，把统一建立在革命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基础上。他们曾不止一次告诫倍倍尔特别是威廉·李卜克内西：不要“拿原则做交易”；不要追求“不惜任何代价”的统一；工人阶级的妥协态度归根到底是害多利少的，“在有些情况下，需要有勇气为了更重要的东西而牺牲立刻的成功。”但是，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首先是威廉·李卜克内西却认为，此时此刻的首要任务是能够把两党统一起来，为取得工人阶级的“统一”，爱森纳赫派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观点上必须作广泛的让步。1874年社会民主工党科堡代表大会上，威廉·李卜克内西提出了“要统一，不要合并”的口号。在此后两党会谈中，爱森纳赫派的代表，对拉萨尔主义大开方便之门。1875年3月，党纲草案和党章草案在两党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党章草案贯彻了民主的组织原则，党纲草案则不伦不类，包含了拉萨尔主义的主要论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和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抄来，但往往又被曲解的命题。这时倍倍尔仍在狱中，得悉后表示反对。另一位爱森纳赫派领袖白拉克（Wilhelm Bracke，1842—1880）则致信党的委员会表示抗议。远在伦敦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报刊上得知两派酝酿合并的消息并看到了《纲领》草案，感到异常愤怒。他们不能坐视由自己培育起来的爱森纳赫派如此无原则地向拉萨尔派“投降”。马克思当即在《纲领》草案上作眉批式的批判，以《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为题，5月5日寄给白拉克和其他党的领袖（这就是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他们指出，一个党的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是“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一个机会主义的纲领，将会使德国工人运动在革命的根本问题上迷失方向。《哥达纲领批判》不仅给拉萨尔主义以全面的、彻底的批判，而且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对科学社会主义作出新的理论贡献。

马克思着重批判了哥达纲领对国家本质的歪曲。《纲领》把国家描绘成凌驾一切之上的独立组织，并用“自由人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的统治。马克思，还有恩格斯都明确指出：国家只是一种强力镇压自己敌人的暂时机关，所谓自由人民国家，纯粹是无稽之谈，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拉萨尔的“自由国家”不是别的，在德国就是容克－资产阶级专政的俾斯麦国家。马克思在批判“自由国家”论的同时，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的国家观及其时代：“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这可以说是马克思总结他全部革命学说的著名论断。

马克思重申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原理，批驳《纲领》中所谓“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和“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以达到社会主义这一拉萨尔谬论。马克思指出，剥削阶级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的国家也不会“自行消亡”，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在战场上争得自身的解放。

马克思在驳斥《纲领》中关于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将领取“不折不扣”的或“全部劳动产品”这一拉萨尔的庸俗分配观时，探索了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及其分配原则，指出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分配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只有发展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在《批判》的结尾，引用了《圣经》上的一句话：“我说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因为他知道，德国两党的合并已成定局，改变纲领的机会主义性质不仅为时已晚，也很难被两党的领袖所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5年没有公开批判《哥达纲领》，原因是德国工人群众的统一热情，他们在革命实践中对纲领作了共产主义的解释；而资产阶级营垒，也愚蠢地对纲领作了共产主义的解释，领会出其中所没有的东西。但是自此以后，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就成为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简明分界线。

1875年5月22—27日，73名拉萨尔派和56名爱森纳赫派的代表，代表25659名党员，在哥达举行合并大会，决定建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三名拉萨尔派领袖和两名爱森纳赫派领袖组成党的执行委员会，实权控制在拉萨尔分子手中。监察委员会由莱比锡党组织（倍倍尔领导下）担任。另由18名委员组成仲裁委员会，协调执行委员会与监察委员会之间的争议。这次大会确立了集体领导，通过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又称《哥达纲领》），列入了国际主义原则，通过了关于工会工作的提案。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出现了，而且以一种战斗性的姿态登上统一德国的政治舞台，但它却保有一个妥协性的机会主义纲领。只有少数爱森纳赫派的领袖得悉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他们秘而不宣，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口号下，掩饰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同改良的、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与分歧，并使这种“传统”一直保持在德国工人阶级的社会民主党内。直到16年后的1891年，在恩格斯的坚持下，《哥达纲领批判》才第一次公开发表。

两党合并所带来的“一时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德国工人运动迅速向广度发展并走向高潮。党员人数一年之内由2.5万多人增至3.8万多人。党报在1877年增至41种。拥有26个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并实现了统一。1877年议会选举中，社会主义工人党得到近50万票，12个议席。这些成就大大惊吓了统治阶级。正当德国工运发展势头甚健之时，俾斯麦已决定用暴力手段来摧毁党和社会主义运动。1878年10月，俾斯麦在议会中通过所谓“非常法”：凡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各种组织、出版物和集会都被封禁；政府可随时宣布“戒严”；可不按法律手续任意逮捕和放逐社会民主党党员。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

同拉萨尔派无原则合并遗留下来的不良影响和危险，在法令公布之初就突出地表现出来。党领导机构中的拉萨尔分子吓得晕头转向，他们强行通过党自行解散的决议。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在这种“突如其来”的袭击下，也感到不知所措，他们没有转入地下斗争的准备。一些党内的同路人、改良主义者则趁机跳出来兴风作浪。赫希伯格、施拉姆和年轻的私人秘书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受党之托在瑞士苏黎世出版《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年鉴》，这个所谓“苏黎世三人团”这时在年鉴上发表专文《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他们居然警告党，要党无条件服从“非常法”；鼓吹党不应是“片面的工人党”，而应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党”；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不应进行阶级斗争，而应尽情和解和博爱；要党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改良的道路”。“三人团”力图用“正义”、“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口号来代替无产阶级政党的唯物主义基础。与此同时，也出现一个盲动主义集团，以《自由报》编辑莫斯特（Johann Most，1846—1906）为首，要党采取密谋恐怖策略，要“立即行动！”他拒绝一切合法的斗争。

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又一次挺身而出，反击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帮助倍倍尔等领导人纠正错误，辨明方向。他们特别珍视党的普通党员在疾风暴雨下表现出来的坚定态度，指出普通党员的果敢行动真正拯救了党。1879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给德国党的领导人写了一封《通告信》，尖锐指出，苏黎世三人团一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冒牌货”，“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留在自己队伍中”，“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他们还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指出莫斯特一伙滥用“革命”字眼，蛊惑人心，别有用心。马克思、恩格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党制订了“非常法”状态下正确的斗争策略。他们指出：俾斯麦使工人阶级和平达到目的“这种说法遭到破产，并使运动走上革命的轨道，他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革命政党必须用合法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手段，团结并积聚力量，准备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柏林、汉堡和其他城市的工人党员，抵制“党自行解散”的错误方针，自动组成党的秘密地方组织，展开秘密活动。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转向正确的道路。他们着手恢复党的各级组织，开始地下斗争。

1880年8月21—23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苏黎世附近山冈上一座废弃的维登宫中召开第一次秘密代表大会。大会首先清算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经过激烈的斗争，会议把莫斯特集团开除出党，撤销“苏黎世三人团”担任党报编辑的职务。接着完成了党的领导重建工作。会上选出了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执行委员会，委托议会党团的执行委员会作为正式的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威廉·李卜克内西是党团执行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倍倍尔担任执行委员会司库，所谓党的“财政部长”和党的“组织中心”。维登大会的另一中心议题，是关于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和路线。会议对《哥达纲领》作了重要的修改：党不再只用一切合法手段，而要用一切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会议决定加强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的领导，大力展开宣传活动。维登代表大会结束了党的混乱时期，使党得到巩固，转入反“非常法”的斗争。

社会主义工人党展开广泛的地下活动，利用各种合法组织把党巧妙地掩护起来。秘密的工人协会常借郊游、晚会、文娱活动等名义进行政治活动。苏黎世（后在伦敦）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通过秘密的“红色战地邮局”机智地运入德国境内。在柏林和其他城市创立了地下印刷所，保证党的宣传品在工人中广泛传播。党员深入群众，进行日常细致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党员们充分利用罢工来反对剥削和恐怖统治；为死难同志举行葬礼以及为被放逐的党员送行，也常常变成反政府的示威游行。

选举斗争和议会斗争是当时重要的斗争方式。“非常法”时期的历次党代表大会都提出了进行选举斗争的任务，还为此成立了“中央选举委员会”领导这一工作。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积极参加了帝国议会、邦议会和城市议会的选举斗争。党员和有觉悟的工人群众，坚决抵制俾斯麦的“糖果政策”，拒绝政府的“保险津贴”和救济金，不让统治阶级腐蚀自己的斗志。在艰苦的岁月里，特别在1882—1883年的经济危机岁月里，把当时唯一的政治权利——一张选票投给自己的同志。党的著名领袖和活动家像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保尔·辛格尔（Paul Singer，1844—1911）等都是以个人名义当选为议员的。1883年，党采取议会内外相配合的方式向政府发起反击，也挫败了党内以前党主席、拉萨尔分子哈森克莱维尔（Wilhelm Hasenclever）为首一伙主张与政府妥协的活动。1884—1885年，党还迫使党团右翼（这时已形成多数）放弃支持俾斯麦的海外殖民政策。1899年5月，党领导了鲁尔10万工人大罢工。这次规模空前的行动，有力地打击了俾斯麦的“非常法”。由于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在80年代基本上执行正确的革命路线和策略，党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到1890年，即经历十二年的迫害后，党在帝国议会选举中获得143万张选票，35个议席，成为议会中最大的政党之一。就在这一年，德国议会被迫废除了“非常法”，俾斯麦也被迫下台。

德国工人阶级在反“非常法”年代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和取得的成果，是德国工运史上光辉的一页。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和平时代创立的成功的斗争策略，也成为国际工人运动宝贵的财富。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先锋，在1889年新成立的第二国际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