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拉萨尔和倍倍尔

德意志1848—1849年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同志们几乎全部流亡国外，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及其革命传统也都随之外流。在50年代的反动时期，40年代的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完全停息。在普鲁士的反动高压下，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才出现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民主主义是两股发展潮流的产物，一股产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代表的总的西方社会主义传统，成为革命的、国际性的社会主义；另一股发源于普鲁士内部，体现在拉萨尔身上，成为改良的、民族性的社会主义。

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生于普鲁士西里西亚首府布勒斯劳，父亲是一个有钱的犹太绸缎商人，崇信犹太教。拉萨尔无论是他出身的环境，还是他的家庭，比起马克思的情况来都更加犹太化。少年时代他就梦想成为犹太人的英雄领袖，日记中写道：“领导手执武器的犹太人争得独立，始终是我的愿望。”但是这种炽烈的犹太民族主义思想并未保持多久。1840年15岁的拉萨尔来到莱比锡，进入商业学校学习。他很快就开始憎恨自己的犹太出身以及因此加诸自己的负担和无权的地位，他说他恨两种人，犹太人和文人——不幸他两者都是。显然，拉萨尔对于犹太人受压迫的愤恨同他成为革命者有很大关系。这位本想领导上帝的特选子民走向胜利的年轻“解放者”，却成了领导无产阶级大众走向独立和政治斗争的“救世主”。拉萨尔走向革命，主要是由于个人的郁闷，而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由于理论的研究。他说：“如果我生而为王侯，我就要尽心尽力做一个贵族，而今我不过是一介普通市民的儿子，我将是这一代的民主主义者。”

斐迪南·拉萨尔

青年拉萨尔拒绝父亲要他去经商的劝告。他设想自己应该是一个“鼓动家、演说家、作家”，一个“伟人”，“要伸手去取王冠”。他以那终生成为其特点的英雄资质和戏剧性的悲怆情怀告诉他父亲，他已选择为人权而战斗来作为自己的职业，“因为上帝给了我力量，我感觉到了，这力量使我能战斗！能为一个高尚的事业而战斗，而受苦。”1841年秋，他进入大学学习，开始在布勒斯劳大学，后来转到柏林大学，攻读古典艺术、语言学和黑格尔哲学。这些后来就成为拉萨尔思想的真正根源。正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摆脱了黑格尔哲学时，拉萨尔却成了黑格尔哲学的热心拥护者。虽然后来拉萨尔力图用现实内容来充实黑格尔的概念，可是他从未摆脱过这些概念，因而也无法摆脱唯心主义哲学的基本概念。1844年拉萨尔经著名自然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的介绍，到巴黎研究与他的论文有关的手稿材料。在巴黎接见他的海涅描写道：“拉萨尔先生是真正的新时代的儿子，这个时代没有我们当年多少假装的并借以求得发展的自我克制与谦卑。新的一代要享受，要出风头。”

拉萨尔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是论述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但他的研究工作由于插手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案件而中断了。1846年21岁的拉萨尔打抱不平，出面维护遭其贵族丈夫遗弃和迫害的伯爵夫人，拉萨尔用他全部精力和热情为她打官司，他认为这样做是出于一种反对诸侯权贵的普遍原则立场。1854年他终于为她争得一大笔离婚费。这场花了八、九年时间，在三十六个法院打官司的诉讼案，被拉萨尔洋洋得意地视为“生平大捷”，他的声名也由此远扬。

拉萨尔并未因为这场争执而忘掉他的生命是寓于革命的。1848年8月，他投身于德意志革命浪潮，并宣布加入马克思的《新莱茵报》团体，自认是“马克思的学生”。但是他的所学和修养是无法掌握唯物史观的，他从来也没有越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这条线，他是作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参加这场革命的。1848年11月普鲁士发动反革命政变，拉萨尔因“号召群众武装暴动”被捕，经6个月的“审前拘押”，直到1849年5月，才又判处他6个月的徒刑。他就这样同普鲁士－德意志的激进运动共起命运来。

拉萨尔是参加1848年革命后留在德意志兰的极少数人中的一个。1857年他移居柏林，作为一个激进的报人和小册子作者积极活动。1858年出版其哲学著作《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里特的哲学》，不久又出版了大部头著作《既得权利体系》，这些用黑格尔唯心主义观点写成的著作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法学观点完全对立的，虽然受到普鲁士学术界的一些好评。50年代后期起，拉萨尔的社会政治观点也完全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观点相对立。1858年末他抛出的文学历史剧《弗朗茨·冯·济金根》，美化骑士领袖，断言“农民是反动的阶级”；1859年他以笔名发表了《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的小册子，就德意志的统一道路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他不谈德意志无产阶级的任务，只谈普鲁士王朝的利益，把奥地利看成是普鲁士的主要敌人，要普鲁士和法国结成同盟去击败德意志的奥地利。60年代初起，拉萨尔已经公开站在普鲁士国王的旗帜下，用尖刻的语调攻击资产阶级。因此，人们把他称为普鲁士“王家社会主义者”。拉萨尔还企图通过“攻击资产阶级”把普鲁士－德意志的工人阶级掌握在自己手里。

拉萨尔在等待革命来临的时机。在他看来，1862年春季，这个时机是到来了。普鲁士－德意志工人运动经历了十五年左右的低潮，重新高涨起来。现代工业工人运动也开始出现。普鲁士的专制君主同议会中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宪法争执”斗得正酣。拉萨尔在这个时候抛出他的小册子《工人纲领》，力图使工人相信，“工人等级”只有通过争取普选权才能改变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另外他在柏林作过好几次有关宪法问题的报告。他一语道破宪法的实质：宪法问题本来就不是法律问题，而是权力问题，一个国家真正的宪法只存在于该国的实际力量对比之中。他嘲笑进步党人关于宪法赋予他们权利的夸夸其谈。他称自己是“老革命”，“社会主义权威理论家”和“人民之友”。由于他的小册子和声名，莱比锡以及其他城市的工人组织，请求拉萨尔公开发表他的社会见解和行动步骤。1863年3月1日的《公开答复——致筹备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中央委员会》，宣告了他最重要的社会政治见解。《公开答复》奠定了普鲁士社会民主主义（及其政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拉萨尔投向了工人运动。

在这以后，拉萨尔的鼓动进入高潮。他告诉工人，要把“争取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一旦“工人等级”在议会中取得席位，就能满足他们合法的政治权益。他告诉莱比锡工人，社会立法对他们没有帮助，舒尔策－德里茨施的合作社计划对他们没有益处，只有成立由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才能改善“工人等级”的经济地位。1863年5月23日，十个城市的工人代表在莱比锡集会，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这是德意志兰第一个独立的工人政治组织。在会上，拉萨尔使自己当选为五年一任的联合会主席，并使主席在联合会中具有无限的权力。他把自己的改良主义观点写入联合会的章程中。这个组织发展得并不快，成立三个月后才共有900名会员，到拉萨尔死时也只有4600名会员。他希望成为群众运动的领袖，但群众的反响却稀稀落落。他于1864年8月28日在瑞士为一个女人与人决斗受到致命伤，三天后去世，他被埋葬在布勒斯劳犹太人的墓地。拉萨尔鼓动的历史功绩，就是他使德意志无产阶级脱离自发的、工联主义和合作主义道路，走上独立的政治斗争的道路。所以马克思后来说：“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十五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但他同时指出：“他犯了很大的错误。”我以为错误就在于他把自己一整套普鲁士社会民主主义观点——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观点灌输给刚刚走上政治斗争道路的德意志无产阶级，把他们领上改良主义道路。拉萨尔留给德国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用卡尔·考茨基（Karl Kautzky，1854—1938）的话来说：“如果可以把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起源看作是某一个人的功绩，那我们就得说，他是斐迪南·拉萨尔创立的。”换一种说法，拉萨尔是普鲁士－德意志兰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祖师爷。

在普鲁士和德意志兰，继承马克思革命社会主义传统的是倍倍尔。

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1840—1913）诞生于普鲁士的科隆多伊茨，父亲是一个普鲁士的下级军士。父母贫病交迫，相继去世，倍倍尔12岁时就成了孤儿，14岁那年结束了贫民学校的学习生活，在韦茨拉尔一个车工师傅处当学徒。他天资聪明，禀性活泼，酷爱学习，可是他少得可怜的工资已无法让他继续深造了。

倍倍尔是真正的工人阶级的儿子。他经历了艰苦的童年。1858—1860年春，他在南德、奥地利以及瑞士一带做流动的手工业工人，使他接触和了解德意志社会和现实。经过三年流动手工业工人生涯后，1860年定居于莱比锡并开始参加工人运动。由于他在工人组织中积极工作，才能超群，威信迅速提高，从1862年起，他陆续担任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和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的领导职务。他是由于拉萨尔的鼓动而开始转向社会主义的。倍倍尔在描述60年代初莱比锡的情况时说：“我不记得当时莱比锡有任何人了解《共产党宣言》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倍倍尔继续写道：“和当时成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大多数人一样，我由信奉拉萨尔转为信奉马克思。但在我们丝毫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我们读的是拉萨尔的著作。1869年末出版的我的第一本小册子《我们的目标》，就清楚地表现了拉萨尔对我的政治思想发展的影响。只是在监狱里，我才有空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直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们党才知道《共产党宣言》和其他著作。”

同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1900）的认识有助于倍倍尔转向马克思主义。出身于黑森邦基森市市民知识分子家庭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参加1848年革命后，逃往伦敦，居留到1862年。在伦敦，他认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并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这位脑中充满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革命家，对于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和革命专政的概念不易理解，经常发生抵触。1862年返回德国后，同拉萨尔集团发生联系，由于不满拉萨尔对普鲁士国家的吹捧和拉萨尔的专横独裁作风，愤而离开全德工人联合会。1865年，威廉·李卜克内西同担任莱比锡工人教育协会主席的倍倍尔相识，结下了毕生的友谊。倍倍尔从威廉·李卜克内西那里接触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交往无疑加速了倍倍尔由自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过程，并使倍倍尔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1866年倍倍尔加入第一国际。

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

倍倍尔从拉萨尔的信徒变成马克思的信徒，是基于倍倍尔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他不能算是一个理论家，但对现实政治和实际事务的细节却有敏锐的辨别力。他和威廉·李卜克内西对普鲁士国家和俾斯麦怀有深深的敌意。因此当拉萨尔的继承者施韦泽（Johann Baptist von Schweitzer）同俾斯麦不断勾搭时，他们就同拉萨尔的追随者们决裂，号召组织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政党。1868年9月，拥有1.3万会员的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在纽伦堡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倍倍尔以69票（仅缺2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大会主席，后又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联合会主席。大会经过激烈的争论，通过以第一国际纲领为基础的新纲领，并接受国际主义原则。纽伦堡大会向建立革命政党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倍倍尔是创建革命工人政党的中心人物。1869年8月7—9日，262名代表出席了爱森纳赫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大会。新党是在以下口号下组织起来的：“打倒宗派主义，打倒领袖崇拜，打倒口头上承认我们的原则而行动上背叛它的耶稣会会士。”社会民主工党就这样组织起来了。在那些年代，它的党员被称为“爱森纳赫派”（爱森纳赫在德语中意为“诚实的人”），有时也被叫做“诚实的人们”，以此与拉萨尔派相区别。该党通过的党章要求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铲除统治阶级，以阶级斗争作为工人阶级政治、经济解放的决定性手段，拥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党纲反对容克－资产阶级的军事国家，最近目标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这就可见，党纲基本上是建立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党纲中也包含一些明显的拉萨尔普鲁士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如“自由人民国家”，“国家资助的生产合作社”，给予工人“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等等。这也许就是普鲁士－德意志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本身具有的特点。

从1871年起，倍倍尔多次被选为帝国议会议员，他成长为一个强有力的演说家和议会雄辩家，一直是帝国议会中社会民主党人的领袖。直到1913年去世为止，倍倍尔坚持这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他的著作《我们的目标》（1869），《妇女和社会主义》（1883）和《我的生平》（1910—1914）都贯穿这一革命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