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俾斯麦的内外政策与俾斯麦的下台

统一后俾斯麦所制订的现代政策，根本上符合三个目标：维护国家的统一；确保容克的政治统治；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他的对外政策是一种带有强烈争霸欧洲的所谓“大陆政策”。70年代初期，俾斯麦试图进一步削弱乃至摧毁法国。1875年，俾斯麦政府制造了“战争在望”危机，绘声绘色地宣扬“法军进攻之危险”，准备发动侵法战争。但由于俄国和英国的强硬干涉，俾斯麦不得不暂时放弃进攻法国的计划。俾斯麦特别担心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俄法“联盟的恶梦”经常困扰着他。他开始采取一种“联盟体系”来防止欧洲其他大国特别是俄法之间的结盟。为此他力图“拉拢”俄国，阻止俄法接近；拉拢奥匈帝国，阻止俄国向欧洲西部和南部扩张；加剧英俄两大国在世界各地的对抗，把自己打扮成“仲裁人”，从中渔利。这就是俾斯麦的“均势外交”，他细心地编织着纵横交错异常复杂的外交网。1873年，俾斯麦促成缔结俄、奥匈、德三皇协定；1879年同奥匈缔结军事同盟，明显是对付俄法的，1882年意大利加入，形成三国同盟；80年代同俄国还签订再保险条约。于是我们就看到，在欧洲大陆，已出现两个对立的军事同盟：三国同盟和俄法协约。俄国根本就不再相信俾斯麦的“再保险”了。

从80年代起，德国开始向海外扩展势力。为了巩固在欧洲大陆上的势力，俾斯麦在殖民地问题上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他特别不愿意在海外殖民地问题上同英国再发生冲突。但是经济力量膨胀起来的德国资产阶级，不甘坐视其他国家纷纷霸占世界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汉堡和不来梅的大商业公司反应特别强烈。1882年，德国工业家和银行家建立德意志殖民协会（1887年改组为德意志殖民公司），广泛宣传扩张政策，鼓吹殖民侵略。1883年不来梅商人A.吕德里茨在南非盛产金刚石矿的安格拉·佩昆纳港（今吕德里茨港）建立第一个商业殖民地，1884年德国不顾英国的抗议宣布它为德国的保护地。同年，“非洲探险家”G.那赫提加博士在俾斯麦的授意下把多哥与喀麦隆地区变成德国的殖民地。1885年，另一位“非洲探险家”K.彼得尔斯占领了东非地区，建立了德属东非殖民地。按照桑给巴尔条约，这个殖民地一直向内伸延到坦噶尼喀，但把附近的桑给巴尔岛划出给英国，英国则把其占领的、靠近德国海岸的赫尔戈兰岛交给德国作为补偿。1885年，德国在南太平洋取得了马绍尔群岛和新几内亚东北部等地区，这就结束了德意志殖民政策的开端时期。德国人的殖民活动，到处都遭到英国人的排挤，德国海军力量这时还微不足道，无法与英国竞争。

俾斯麦的对内政策是用“普鲁士的军棍”打击一切他认为是破坏德国统一和威胁容克－资产阶级统治的势力和活动。首当其冲的是罗马教廷支持的德国天主教会及其政治代表中央党。早在北德意志联邦成立的时候，天主教会的报纸就同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方针唱反调。俾斯麦说：“调节这种音调的音叉应到罗马去寻找。”德法战争期间，罗马正式宣布教皇“永无谬误”，把一切反对教皇统治的学说以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列为“谬论”，这就使得德国自由主义力量和俾斯麦政府联合起来，对天主教会发动进攻。俾斯麦进行这场斗争的动机同民族自由党和进步党人不一样，他看到，自帝国成立之时起，一切反普鲁士的分离主义势力，包括巴伐利亚人、符腾姆贝格人、巴登人以及各邦分离主义者，加上波兰人、阿尔萨斯的天主教徒都聚集在教权主义的旗帜下，帝国内天主教的中央党，成了议会中最大的政治反对派。俾斯麦相信，通过打击德国的天主教徒来打击梵蒂冈，就能孤立并摧毁罗马－天主教会的传统保护者、教权主义的法国，确保同俄国和意大利的友谊。总之，天主教中央党的分离主义－反对派活动，对刚刚统一起来的德意志帝国是一种现实的威胁。

但是俾斯麦没有利用资产阶级自由这一武器，也未曾设法用现代立法来约束中央党。他本着用“旧普鲁士的军棍”打击一切不合自己心意的人和物。他还把现象当本质，向一般的天主教教会寻衅挑战，利用各种非常法令并且令人讨厌地插手教会内部生活，以致激怒全国所有信奉天主教的居民起来反对俾斯麦。中央党反而被迫拿起资产阶级自由这个武器，显得理直气壮，不可屈服。

1871年6月19日，《十字架报》发表一篇受命于俾斯麦的措辞尖锐的文章，对天主教“宣战”。7月8日，普鲁士文化部的“天主教处”被取消。11月，俾斯麦公布法令，把一切学校都置于国家监督之下。12月颁布帝国法令，规定教士不得在布道中谈论国事，否则予以逮捕或监禁。1872年1月22日，普鲁士文化大臣因不同意俾斯麦的教会政策被撤职。6月取缔耶稣会，逮捕了科隆大主教、波森大主教以及另外两个辖区主教，撤换了1300个教区的教士。俾斯麦对帝国议会议员说：“放心吧！我不会去卡诺莎的，肉体不去，灵魂也不去！”

在普鲁士，1873年5月颁布了一系列反天主教法令，称为“五月法令”，企图以断然措施“解决”天主教问题。法令剥夺了主教在教会内的大部分授职权，把教会教育完全置于国家监督下；规定教士必须在国家大学学习，作为从事宗教事务的准备；国家对教士的授职保有否决权。天主教主教们则集会抗议，呼吁教徒不要服从这些法令。这一斗争使党派情绪和宗教偏执都大为加强。1874年俾斯麦在帝国议会作了六次长篇演说，以挑衅的口吻迫使中央党应战。1875年2月教皇发布通谕，宣布全部普鲁士法令无效。5月，普鲁士政府进而制定法规：凡教士不服从新法令的教区，停发一切补助；取消普鲁士宪法中允许教会自治的条款；命令一切教团和类似教团的团体解散，只有宗教医疗救护团体除外。

这场历史上的政治悲喜剧，被民族自由党人、医生维尔肖称作“文化斗争”，说这是两种不同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搏斗。对自由派说来，“文化斗争”就成为自由主义的和科学的现代文化反对中世纪黑暗的斗争。自由派想趁此机会搞垮中央党，从而对分离主义以致命的一击。但是这些反天主教会的“行政”措施，只不过增强了天主教领袖的战斗精神，他们成了对抗政治迫害的“英雄”，得到群众的同情和支持。1874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央党从1871年的63席增至91席。俾斯麦看到这种情况，特别是看到国内工人运动的兴起，这是他真正的对手，再加上法国成了共和国，不再是天主教会的保护者，所以从1876年起他决定转向收场。他说，他必须至少走一段去卡诺莎的路。中央党和罗马教廷也决定妥协。1878年，“文化斗争”时期所颁布的反教会法大都废弃。俾斯麦同教皇之间互赠照片，并获得一枚教皇勋章。

“砰砰碰碰”——1875年的漫画讽刺文化斗争

这场长达数年的“文化斗争”，其实同文化关系不大。这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所进行的普鲁士帝国统治和反普鲁士统治的斗争，是普鲁士大一统主义精神和西南德中小邦的分离主义精神的斗争，是普鲁士大邦和西南德中小邦之间争权的斗争。由于普鲁士统一德国代表着历史发展的趋势，因而这场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统一与分裂、进步与倒退之争的性质。

接下来，俾斯麦不失时机地抓住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镇压来强化他的统治体制。日益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使容克－资产阶级深感恐惧。进步党领袖欧根·李希特尔（Eugen Richter，1838—1906）大声疾呼：同反对派斗争是次要的事，同社会民主党斗争才是主要的事。还在1873年，俾斯麦在联邦议会上就声言，对付“国际党”（他常这样称呼德国工人党）也要像对付世界性的“神甫党”（中央党）一样，有用严厉法令的必要。1878年5月和6月，连续发生两起开枪行刺皇帝的事，第一次子弹偏高三尺，第二次皇帝当场受了重伤。这两起事同社会民主党毫无相干，俾斯麦却硬是诿过于德国工人党，宣扬“赤色危险”。10月10日新的帝国议会在三读时以221票对149票通过由联邦议会提出的《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简称《非常法》），22日颁布后帝国政府便开动镇压机器肆意摧残工人运动。实行戒严，查禁报刊，封闭工会，解散集会，逮捕、监禁、判刑、流放、驱逐等一齐向社会民主党袭来。1881年《非常法》到期，俾斯麦操纵帝国议会使之一延再延，从延至1884年、1886年，直到1889年。在《非常法》实施的十二年中，有1300种党的出版物遭到禁止，33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900多人被放逐，1500多人被法庭判处入狱，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1878年5月11日，霍德尔行刺皇帝威廉一世，射出的子弹偏高三尺，未遂

但是，俾斯麦在1881年时就看到，光用“鞭子政策”是很难奏效的，需要辅以“糖果政策”改善工人的处境。这就是俾斯麦的社会立法措施。首先是劳动立法。80年代初，规定6天工作制，按时给工人支付货币工资，废除工矿企业中使用童工，被雇青工必须读完小学，劳动日不超过10小时等。其次是他的社会保险立法。1883年颁布疾病保险法令，保险费30％由雇主，70％由工人缴纳。工人患病期间，可从保险费中支取半薪和医疗费，死亡后支取丧葬费。1884年颁布工伤事故保险法，规定保险费全部由雇主缴纳；视工人受伤程度决定领款数目，死者家属可领相当亡者20％工薪的津贴。1889年颁行的残废和老年保险法，保险费由国家、雇主和工人缴纳，领者初为70岁，后改75岁。1887年社会保险费总额为近1亿马克，1900年增至近5亿马克，这一年领社会保险费的人数达500万人。

俾斯麦的社会立法开资本主义国家之先河，被人们讽刺地称之为“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这是俾斯麦自己当时也不曾想到的。这些社会立法在当时虽然要求工人牺牲一定的政治权利，例如领取救济金的失去选举权，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状况。社会立法并没有损害容克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反，这种“温和的手段”起到诱使工人离开阶级斗争轨道的作用。俾斯麦说：必须在恢复帝国健康的菜料中“加几滴社会主义的油”。所以说，社会立法当时实质上是《非常法》的补充手段。

当时绘就的俾斯麦的社会立法

1888年3月9日，91岁高龄的皇帝威廉一世去世，帝位由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 Ⅲ，1831—1888）继承，他登上帝位时已57岁，且是一个患喉癌而垂死的人。他只统治了99天，便长逝了。弗里德里希三世是德国自由派的巨大希望。他娶英国公主为后，熟悉英国的立宪政体并表示好感，对俾斯麦实行的普鲁士主义持批判态度。在他的顾问和密友中，许多是德国进步党领导人。他在1870年元旦的日记中写道：“甚至今天，我仍然认为，德国本来可以不用铁和血，而可以‘在道德上征服’别人，成为统一、自由和强大的国家……将来我们的崇高而极其艰难的任务，就是解除今天世人对我们亲爱的德意志祖国毫无根据的猜疑。我们必须表明，我们新获得的权力对人类不是危险的，而是福音。”但是弗里德里希三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普鲁士军官，而且把权威和威望看得极重。他在世时采取的唯一带有自由主义行动，就是把冯·普特卡默尔（Robert von Puttkamer）强行赶出普鲁士内阁。普特卡默尔1881年被任命为普鲁士内务大臣，是民主和自由分子最凶暴的敌人。《非常法》时期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搜捕和镇压都出自他的手。如果弗里德里希继续活下去，德国的历史进程将会如何？这样的问题无法讨论，他在王储的时候就是俾斯麦的政敌，但对“普鲁士主义”就不曾有过稍许的非议。俾斯麦当时就宣称，那种认为弗里德里希是自由派的奇谈会危及整个王朝，必须加以消除。确实，弗里德里希三世的“百日”统治，不过是德国历史中的小事件，人们很快就把这位难作定论的悲剧人物从记忆中抹去。

“领港员离船了”，上面是威廉二世，下面是俾斯麦。载1890年3月英国政治讽刺周刊《笨拙》的一幅漫画

弗里德里希的儿子和继位者威廉二世（Wilhelm Ⅱ，1859—1941，1888—1918在位），无论在性格上和政治上都与其父亲不同。他在1888年不止继承了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帝国的领导，还同时接替了铁血宰相俾斯麦。这两个意志坚强、独裁成性的人物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到1890年3月，双方的冲突只能以“年高德劭”、“声誉日隆”的俾斯麦“辞职”告终。虽然辞职的消息引起广泛评论，在政界引起一阵激动，倒并没有什么人感到惊异，许多人（特别是自由派）还表现出了一种宽慰感，没有一个人吭一声或举一个手指，要求俾斯麦继续留任。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 Ⅰ，1830—1916）给威廉二世的信中说：“俾斯麦伯爵和梅特涅不幸都未能急流勇退，在职的时间太长了。”

正当俾斯麦领导着德意志帝国进入世界强国行列之时，他本人却垮台下野。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不能归之于俾斯麦同年轻皇帝之间的勾心斗角。根本的原因在于工业化时代德国诸阶级之间的利益分歧和冲突。统一后的德国很快进入列强之列，基础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力量的飞速发展。俾斯麦就是凭借这样一种实力，在欧洲舞台上纵横捭阖，从中谋利。俾斯麦的大陆政策，是为了对付俄法的；俾斯麦的国内政策，是以《非常法》为主要标志的，据此对德国工人阶级进行残酷的镇压。但是俾斯麦的内外政策都没有取得成功。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遭到十二年《非常法》的迫害后，力量反而蓬勃壮大，并且成为帝国议会中最大的政党之一；外交上未能阻止俄法日益接近，在海外的扩张又到处遭到英国的排挤，容克－资产阶级日益不满于俾斯麦的领导。俾斯麦的专制的、独裁的、家长式的作风，越来越遭到所有人的反对，正是这样一种内外的打击，把俾斯麦从宰相宝座上倾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