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统一与社会结构的现代化

统一后的二十多年间，德国完成了工业革命。较之英法等国，德国的工业革命速度快，周期短，内容新，有其独特之处，显得更彻底，更深刻，更广泛，直接引起社会结构的大变化。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最为明显，反映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改变了工农业的比例。1871年德意志帝国领土上的人口为4106万，其中农村人口2622万，占63.9％，2000居民以上的城镇人口占36.1％，在这个意义上德国还是以农民为主的国家；但到1890年，帝国总人口为4943万，农村人口占53％，城镇人口占47％，已相去不多；而到1900年，在帝国5637万总人口中，农村人口2573万，仅占45.7％，而城镇人口已占54.3％，几乎同帝国成立之年倒了一个过。与此相适应的是德国国民经济中三个产业的就业结构和纯国内产品结构的变化。第一产业农业类的就业比例从1861—1871年占51％，到90年代占41％，而到20世纪初只占36％；第二产业工业类的就业比例相应为28％，35％和38％；第三产业服务业变化不是太大。而纯国内产品结构的变化，按1913年的价格计，第一产业70年代占37％，80年代占31％，到20世纪初只占26％；第二产业增长快，相应占32％，38％和42％；第三产业几乎无变化。如果从纯投资结构来看，问题更清楚。统一后的1871—1874年，总投资额为20.4亿马克，农业投资只占10.3％，工商业投资升至32.6％，铁路投资占23.8％，城市建筑投资占33.2％；到1896—1899年，总投资额为53.8亿马克，农业投资只占9％，工商业投资达54.5％。这个问题在19世纪末终于引起德国经济界和政界的一场广泛而激烈的辩论：德国应成为农业国还是工业国？1897年保守的国民经济学家卡尔·奥尔登贝格（Karl Oldenberg）发表演说，他把国民经济比作一所几层楼的楼房，底层是农业，最高层是工业，认为如果工业的发展超过了底层的承受能力，那就得用立在别人土地上的柱子来支撑它，这样的发展会危及国家的独立。许多持同样观点的国民经济学家如阿道夫·瓦格纳等，全都要求政府采取保护关税和支持农业的政策，而另一些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学家如卢哥·布伦坦诺等，则支持工业化。其实，问题并不在于政府采取什么政策，是支持农业还是支持工业？奥尔登贝格演说之错误就在于他把农业当成国民经济的基础，并力图恢复农业的优势，他没有认识到工业化是时代的趋势，现代化的中心问题是用工业生产力代替农业生产力，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工农业发展的比例是根据不同国家的国情和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形成的。

第二方面，是改变了轻重工业的比例，改变了生产资料部类同消费资料部类的比例。德国工业革命的特点之一就是把工业生产的重心从消费资料转向生产资料的时间提早，几乎在工业革命启动阶段就出现了，而在英法等国都是在工业革命后期才完成这种“转化”的。50年代生产资料的增长为76％，消费资料的增长为40％，就在这个时候，轻重工业生产的比重，两大部类的经济结构就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70年代后，德国的工业生产更是沿着这一趋势迅速发展。从19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初，德国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了近8倍，而消费资料的生产仅增长了3倍。煤、钢、铁的增长则尤显突出。

第三方面，是工业生产力诸因素中科学技术因素已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德国统一后工业经济跳跃式发展的根本动力乃是进步的科技，无论是向先进工业国学到的、引进的还是德国人自己的发明创造。据不完全统计，从1851年至1900年，在重大科技革新和发明创造方面德国取得202项，超过英法之总和，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这些科技发明与革新涉及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等各个领域，尤其是机器制造、化工、电气和光学等工业部门，形成一种科技化的生产格局。科技化劳动不会出现在工业革命前的农业社会，也不会出现在处于政治分裂之时德国的早期工业革命时期。科技化是德国工业革命完成的标志之一，也是德国现代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正因如此，德国的综合国力很快赶上和超过英国和法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科技化工业强国。

社会结构现代化的另一个标志是城市化。城市化是直接由工业革命和工业化促成的，或者说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创造者。在德国，城市化的开端似应从德国统一之日算起，因为统一不仅决定性地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胜利进军，而且为城市的发展消除了许多障碍。1871年，德国城市人口1479万，其中居住在10万人以上城市的人数约为196万，居住在1万人以上城市的约为315万，居住在2000人以上城镇的约为968万；到1910年（被看成德国城市化完成年代），德国城市人口3897万，占总人口的60％，相应居住的人数为1382万，868万和1647万。从此中可见，统一后的三十多年间，城市居民净增数达2418万；大城市人口的增加最为显著；而小城镇的遍布与人口的增加也是德国城市化的特点。

城市中如此增多的居民究竟从何而来？除了当地出生者外，主要是从近区或远区流入城市的农业劳动力。德国统一后开始真正的人口流动潮，总的趋势是从德国东、北部农业区转移到中、西部工业区。七、八十年代，德国以近距离人口流动为主，农业劳动力的主要流向是不越出省界或邦界的邻近城市，更多是家乡附近的小城镇。他们被家乡附近的城市或工业所吸收，转入城市的第二、第三产业。这种流动潮显得“平稳”，形成了德国城市化中特有的乡村城镇化的过程，使德国的小城镇星罗棋布。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据估计，几乎每两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参与了不同形式的近距离人口流动。群众性远距离人口流动潮，约出现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德国东、北部农业人口向高度工业化的西部鲁尔工业区的流动加快，鲁尔工业区兴起了一批人口在20万以上的大工业城市。德国人口流动的第三个特点是向国外移民的人数随着德国经济的高涨而不断减少。1850年时德国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有3个，这就是柏林、汉堡和慕尼黑，到1910年时，10万人以上的城市已经有45个。前十大城市的排名是：柏林（人口从1880年的112万增加到1910年的373万）、汉堡、慕尼黑、莱比锡、德累斯顿、科隆、布勒斯劳、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杜塞尔多夫、埃北费尔德－巴门。柏林已成为欧洲第三大城市和世界第五大城市。综合起来说，城市化不仅改变了城乡人口的比例，改变了整个国家的面貌，也改变了城市的功能和城市内部的结构，城市成为现代工业生产力的代表。城市化反过来对工业革命和工业化起促进作用。

统一和工业化促使德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大工业体系的确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广泛而又深刻地扩展到德国的每个角落，包括易北河以东的平原农业地带。容克全面资产阶级化了。资产阶级所有制和容克所有制往往是结缠在一起的。德皇威廉一世既是大地主，同时又是军火企业克虏伯公司的股东。俾斯麦家族参与创立证券交易公司。与此同时，一个现代工业资产阶级崛起，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它的经济力量已经足以影响俾斯麦的内外政策，而到90年代中，几乎已经左右了德国政局的发展。但是它在政治上却越来越贵族化，不仅有投资于土地和农业企业经营的，而且有以取得贵族封号为荣，力图跻身于贵族行列的。这一变化正是德国政治生活中出现的容克－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阶级基础。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涌现则是这个时期阶级结构的最大变化。统一前的60年代，德国的产业工人约为200万，分散在各邦或普鲁士各省的矿山冶炼中心，大部分在1—5个工人的小厂里劳动。统一后的七、八十年代德国工人的大部分属于家庭工业工人，在5个工人以上的工业企业中劳动的产业工人数1882年为410万，占就业工人数的45％。随着重工业、新兴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大企业、大工业中心的纷纷出现，大量家庭工业工人和农村劳动力的无产阶级化，流入现代工业企业，很快壮大了工业无产阶级的队伍。1895年在工业企业中劳动的产业工人数为590万，到1907年已达846万。越来越多的工人集中在50人以上的厂矿企业中劳动，在1000人以上的厂矿企业中劳动的产业工人比例也越来越高。另外一个趋向是工人队伍中出现了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分，八、九十年代的平均工资差距约为35％。但从整体来看，这个时期的德国工人阶级状况比同期英法等国要坏得多，工资低下，劳动强度大。工人的贫困和苦难提高了他们的斗争性和革命性，这也正是德国工人运动成为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工人运动先导的阶级基础。此外，德国阶级结构变化的另一特点是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社会分布面广的“中等阶级”或“中间阶层”，它不是传统的小资产阶级的概念，而是普鲁士式的德国工业化道路带来的一个社会实体，介于容克－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这些人包括职员（含企业经理、工程师）、官吏（等同国家公务员，包括行政管理人员、律师、公证员等）、中小商人业主、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集团（教师、教士、医生、艺术家、作家）、手工业者以及田庄农民等。这个“阶级”并不是随着工业化而不断两极分化终至消灭的，相反它是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和本身需要“创造”出来的。它的人数不可能有精确的统计，但从职员、官吏、知识分子等几个职业集团的就业统计数字看，呈一种上升的趋势。另外，平均大约有550万左右的农户是属于“中间阶层”的。根据一般估计，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德国“中间阶层”的人数占整个就业者人数的30％—40％，甚至超过产业工人的就业者人数比例。它的内部并无统一的利益要求，但对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和发家致富的利益主义却情有独钟。他们反对有损自己利益的任何障碍，最害怕自己落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因此，在无产阶级同容克－资产阶级的斗争和较量中，这个“中间阶层”的动向和倾向，就成为决定革命成败至关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