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一与工业化高潮

德国的统一或者说帝国的成立，对于德国经济和社会的直观影响是比较难以说明的。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认为，小德意志关税同盟这一德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载体”，在德国统一以前就已经存在；而作为对法国战争胜利结果的50亿金法郎的赔款和阿尔萨斯－洛林的占有，都是一些经济现代化中的非必然因素而应“严格地加以剔除”。著名的美籍奥地利国民经济学家J.A.熊彼得则认为，帝国成立本身意味着德国经济从某种桎梏中的“继续解放”和投资风险中政治因素的“继续变小”，从而促进德国企业主的投资热情和较前更大的努力生产。不过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帝国的成立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增长；帝国的成立是工业化所必要的政治先决条件。这些见解从历史发展的事实和现象来看无疑是正确的，但从经济和社会结构来看则显得不够深入。究竟德国的统一或帝国的成立在哪些方面对德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进程有直接的影响或间接的影响？有着短期的影响或是持久的影响？因为毕竟在整个俾斯麦统治时代，从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德国的经济和社会宏大的结构变化都打上了“统一”的烙印。

第一，德国的统一扫除了德意志经济发展中的最大障碍，加速形成统一的民族市场。帝国统一这只强大的“物质夹子”，不仅把帝国内部紧紧地夹挤在一起，让内部经济浓缩交融，把南北德经济缠为一体，而且被德国人当成“民族国家”而倍加重视。现在统一的作用与其说是针对以往的政治分裂，毋宁说是锻造一个经济上统一的民族市场。在帝国范围内，并不存在经济的南北落差，而是存在一种东西差别，在庞大的普鲁士内部起作用。加入帝国的南德各邦，在70年代置身于“自由贸易”还是“保护关税”的激烈竞争中，它们的工业实力和作用大多在这场竞争中大为提高，形成对普鲁士东部经济的优势。汉撒城市的海上贸易和造船业在德国国内市场销售额的提高，说明这个比较大的“贸易载体”所具有的优势，它同英国的贸易缩小了，在统一帝国的全力支持下，对海外贸易逐渐占有分量。西部、南部、汉撒城市的资产阶级，利用这种新的经济民族主义，在统一的内部市场上，刮起有利于己帆的风。如果说，政治上是普鲁士领导了德国，经济上却是普鲁士“融化”在统一的德国之中。统一成为德国经济现代化的巨大助力。这种具有统一价格、统一法规的经济一体化进程，造成德国经济现代化的巨大容量。

第二，帝国的成立，标志着普鲁士道路的最终确立。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的完成，为经济起飞打下深厚的基础。德国不同于英国，工业化的过程不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相反是在工业现代化的基础上，保护农业的发展，并在工业化中起相互促进的作用。“保护农业利益”虽然是为了照顾政权在握的容克阶级的利益，但农业和工业之间保持一种比较平衡的发展却是德国经济现代化的特点和优点。与大农业联系在一起的普鲁士领导层现在也基本上作为东部、南部和西部之间、农业区和工业区之间的“团结”民族主义的代表，执行一种新的重商主义。从这个角度讲，统一或帝国的成立对农业的现代化是有直接影响的。农业的现代化促进了土地高度集中，使农业耕作技术、农业合理管理以及农业机械化得以广泛实施，直接推动了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加速了农业经营中工业化的进程。1870年至1880年这十年是德国农田耕作史上的一个新开端：1878年农业有效使用面积达到最大限度，同时废除了休闲，过渡到特别集约的耕作；1867年至1881年间德国养羊业结束；棉花代替亚麻；煤油、瓦斯、电气代替植物灯油；制成人造黄油。德国农业生产的项目日益集中到谷物和蔬菜方面。1879年俾斯麦承认对农业实行了保护关税以抵抗大量谷物从东欧和美国涌入，1885年和1887年他又提高了关税。由于集约化、日益增长的关税保护和国家援助（为军队养马等），19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农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一方面表现在地租和土地价格上涨，另一方面更主要表现在整体农业生产增加到3至3.5倍，每个劳动力的产量增加到2至2.5倍，而人口增长到2.3倍。农业经济的这种发展，给德国工业化的发展注入强烈的兴奋剂，为发展工业提供了丰富的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原料、资金和充足的劳力。当然必须说明，德国的农业还是满足不了本国工业化的需要，80年代到90年代，德国从一个粮食输出国变成一个粮食输入国，德国的农业永远失去在整个经济中的优先地位。1893年成立的“农场主同盟”是容克农场主的组织，他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要求国家不断给予“救济”和“补贴”。

第三，统一的国家对经济的“保护”或者说对经济的干预表现得非常突出。这不仅是由于世界市场上竞争的特殊需要，更是出于军事、国防上的特殊需要。俾斯麦把确保帝国的统一和巩固欧陆之所得作为内外政策的根本出发展点，力图走一种“富国强兵”的道路，他把国家经济发展重点，放在扩充军备方面，特别是修筑堡垒和发展与军工生产有关的重工业部门。德国民族主义舆论界也不断强调，民族国家的统一必须依靠实力；要求把民族国家的经济、技术和军事实力都能增强到“预期”的程度。帝国军事专制制度造成了军费支出年复一年的扩大，直接导致克虏伯、施图姆等军火企业的大扩展。军事交通运输业和军需工业的膨胀，又带动了钢铁、机械、冶炼等一系列重工业部门的发展。应当承认，俾斯麦时代的德意志国家，“国家”是和“经济发展”沿着同一方向作用的。俾斯麦政府利用国家统一的有利条件，利用来自人民复兴国家的民族意识，因势利导，推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经济、教育和科技的发展。

第四，统一的帝国注重教育、科技的发展，注重系统学习英美法等国的先进工业化经验，从精神上保证德国经济现代化的快速进程。俾斯麦政府加强对教育的控制，颁布了一系列帝国教育法令。70年代完成了近代教育革命，实行强迫义务教育制。服兵役和受教育被视为公民的两项基本义务。这使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素养大为改善。在这个基础上，调整了中等学校的体制，大力开展职业技术教育，改革高等教育。德国成了世界教育界瞩目的中心，当时有志于数理研究和深造的人中流行一句口号是：“背上行装，上格廷根！”另外国家还瞄准那些对国民经济特别是对重工业和新兴工业的发展具有决定影响的科技领域，组织和设立许多科学研究机构，如国立物理研究所（1873），国立化工研究所（1878），国立机械研究所。俾斯麦本人对当时的尖端科技“电的进军”的意义并不理解（他问孙女，电真的有那么神奇吗？），但他却鼓励德国学子去学习和掌握德国尚未掌握的世界高新科技。德意志民族精神中的那种“系统学习”和“彻底精神”（或者叫做“彻底性”（Gründlichkeit））在新的工业革命层面上得到了新的激励和发扬。德国人在系统学习先进的基础上，完成了一项划时代的转变：把科学转向引用于生产。他们把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科学研究同生产过程联系起来，互相渗透，相互促进。德国的普及教育程度也许比任何国家都高。在第二帝国的德国，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甚至受到大富商大企业家们的尊敬。没有其他地方像德国大学那样出过那么多的哲学博士。这个时候的教育内容已同威廉·冯·洪堡的教育思想以及同古典人文主义时代的思想相去甚远，更倾向于对自然和社会的实际知识的掌握，而不是精神的、品格的培养。德国的大学和技术学院不仅是学习中心，而且在学术研究方面成了大企业集团的积极促进者。虽然大学仍由国家给予财政支持，但大学仍保持着高度的自治特色，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他们的“学术自由”原则，并且形成一种共识：科学研究和学术讨论必须独立于政治或宗教的偏见或影响之外来进行。先进的工业科技文化在德国站稳脚跟并蓬勃发展起来。一批作出开创性贡献的自然科学家涌现，如发现无线电波的亨利希·赫茨（Heinrich Hertz，1857—1894）和发现X光的威廉·伦琴（Wilhelm Rontgen，1845—1923）。鲁道夫·维尔肖是这个时代第一流的病理学家和卫生学的开拓者，创立了细胞病理学和未来的细菌学，他还是一位活跃的自由派政治改革家。实用科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是维尔纳·西门子，他集工程师、发明家、大企业家于一身，创立著名的西门子公司。1886年还创办国立物理技术研究院。当代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卡洛·M.奇波拉评论说：“正是德国人在19世纪下半叶对科学的偏爱使德国工业化比英国和美国工业进展更快。”

至于说到兼并阿尔萨斯、洛林和索得50亿金法郎赔款对德国统一后的工业化影响，显然也不能低估，它们可视为推动统一帝国新的工业化高潮的一种“突击性”基本助力。几十亿法郎涌入德国，不仅使德国偿清了国债，建筑了现代化的要塞和兵营，更新了武器和军事装备，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德国大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在1871—1873年这一世界经济繁荣波期间，德国国内的游闲资本及流通中的货币额都突然大增，引起了一个富于幻想的繁荣发财时期。各种股份公司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三年中的股份资本额大大超过统一前的股份资本总额。这种“滥设公司的狂热”，在世界经济进入萧条波期的1874年开始，遭到了劫难，投机大厦出现大崩塌。表面上看，德国的经济有所倒退，实际上这是一个有积极成果的净化过程和筛选过程。保留下来的企业、公司、银行等通过重组、兼并、扩大、优化和加强现代化管理等，成为德国新的工业化的坚实基地。这次破产证明德国是一个有能力在世界市场上活动的工业国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统一后的德国，在19世纪后半期，出现了德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和最令人惊异的经济转变。在大约30年时间内，德国经历了英国用100多年才完成的工业革命，将一个农业占优势的落后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高效率的工业技术国家。美国历史学家K.S.平森认为，直到1870年至1900年，德国的工业发展才形成一股真正的洪流，把这种发展速度的加快叫做“革命”是适当的。德国正是在这期间“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转变为以工业为主的国家，从一个‘诗人和思想家’的民族转变为以工艺技巧、金融和工业组织以及物质进步为公共生活的显著特征的民族”。评论至为恰当。我只想在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人口增加、城市普遍出现、生活福利增进和世界贸易扩大等）中突出“工业革命”或“工业化”这个主题并加以补充。“革命”本质上不是一种速度问题，而是一种质的变化，就是根本改变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使整个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都建立在工业生产力的基础之上。德国工业化速度惊人，多半是上述的以德国统一为主的几大助力推动所致。

在德国经济中，最重要的发展当数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这两个作为时代标志的行业。1875年石煤产量为3744万吨，褐煤产量为1039万吨，到1890年石煤增至7024万吨，褐煤增至1905万吨，几乎成直线上升，远超法国，稳居欧洲第二位。煤和铁的结合产生了欧洲最强大的钢铁工业。兼并阿尔萨斯、洛林带给德国采矿业的变化是巨大的。洛林褐铁矿蕴藏量估计为7亿吨，而帝国其他地方的总蕴藏量不过3亿吨。法国人没有太重视洛林褐铁矿石的价值，德国人却早有认识。当1879年德国人使用英国人发明的可从褐铁矿中将磷脱去的托马斯冻炼法后，德国的制铁炼钢业有一个新的飞跃。1875年生铁产量为203万吨，到1900年已达850万吨，而到1914年德国生铁产量为1400万吨，超过英国的最高生产水平1020万吨，德国生铁和冶煤业已跃居欧洲第一位。1875年德国钢产量约为35万吨，80年代采用托马斯吉尔克莱斯碱性转炉炼钢法后，产量倍增，1890年已达320万吨。十年以后1900年的产量又翻了一番多，为740万吨，居欧洲之冠，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产钢国。一个巨大的冶金工业体系开始形成。

一些作为“未来”工业时代标志的新兴工业，像电气工业、化学工业、光学工业等，得到最早的开发和扶持。电气工业的奠基人应数维尔纳·西门子和艾米尔·拉特瑙（Emil Rathenau，1836—1915）。西门子1866年制成世界上第一架大功率直流电机，完成把机械能转化为电能的发明，开始了19世纪晚期“强电”技术时代；1879年又发明了电动机，即把电能再转换为机械能；两年后在柏林建造了第一条有轨电车。拉特瑙从旅美回国时带回了爱迪生的电灯制造专利权，并于1883年创办了德国爱迪生公司。这个公司后来改称德国通用电气公司（AEG），它因1891年成功架设远距离送电网而名声远扬。通用电气公司依靠的是扩大民众消费和造成民众对电气产品的需要，西门子公司则更多地保存着传统的手艺人气质，反对投机。西门子曾骄傲地宣布：“我们不是商人。”他的方针是尽可能生产出最好的产品，加以宣传，然后等待买主。由于西门子在政府人士中有强烈的影响，统一后的二十年中基本取得控制地位。电气工业的发展是造成90年代后德国经济繁荣的基本因素。德国在广泛利用电力方面居世界之首。

化学工业包含了既广泛又多样的工业活动内容，而且与科学有着最密切的关系。化学肥料、合成染料、合成纤维、摄影器材等的发展在19世纪后期最为显著。被誉为“有机化学之父”的利比希（Justus von Liebig，1803—1873）奠定了德国化肥工业的基础。他的学生威廉·霍尔曼（Wilhelm Hollman）1864年自伦敦返回德国，创立了德国的染料工业。第一家染料厂，弗里德里希拜耳公司染料厂，90年代已是举世闻名的企业。随着焦油染料工业的繁荣兴旺，酸、碱和其他无机副产品的生产也得到推动。1877年德国占了世界合成染料产量的一半。总体说来，德国在世界化学工业中从一开始就独占鳌头，但它真正巨大的发展是在20世纪初以后，且大部分转向于战争。在这方面，科学、工业和国家政策配合得丝丝入扣，不仅使有机化学成为庞大的独立工业，而且影响现代文明的各个方面。

金融、银行业的快速扩大适应着新的需要；铁路、水路和邮电通讯的迅速发展，使原料和制成品得以迅速运输。铁路建造是带动五、六十年代工业革命的龙头产业，德国统一后进入了第二个铁路时代，再次出现兴建高潮。1870年德国有铁路18560公里，1890年增至41818公里，为西欧和中欧之冠。1848年时德国人只提到铁路是统一的因素，而今德国人把铁路当成是维护统一的因素。密密层层的铁路网把德国紧紧地箍在一起。1879—1880年，俾斯麦实行普鲁士铁路国有化，至1900年前后国有铁路已占很大优势。在国家力量推动下的铁路建造，猛烈刺激了钢铁工业、机械制造业、冶炼业的高速发展，并全面推进19世纪晚期德国新生产技术的采用和工业化的高潮。

德国经济现代化的这种跳跃性的快速发展，就是在上述讨论的诸多因素合力作用下促成的。但是德国的大工业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怎么在世界市场上崛起的，特别是德国大工业发展时期恰好处在1873—1896年这一世界经济长波振幅的大萧条时期，英国和法国的经济都处在停滞性的低谷，而德国却似乎未受“大萧条”的影响，反以惊人的进步超过英法这两个老牌的头等工业国，其内在的原因是什么？这需要从德国特殊的普鲁士式现代化道路中去找。德国在世界市场上出现得晚，它的大工业产生在40年代，通过1848年革命获得了初步的高涨，并且只是在俾斯麦的“白色革命”为它扫除了最严重的政治障碍以后，才充分发展起来。然而这时它发现，世界市场大部分已经被占据了。供应日用品的是英国，供应精致奢侈品的是法国。德国既不能用价格来击败英国，又不能用质量来击败法国。因此，只好循着已经走惯了的道路，首先是带着对英国说来太琐碎、对法国说来太低劣的商品挤进市场。德国人惯用的先送优质货样后交劣质商品的骗人手法，很快就在世界市场上受到了严酷的惩罚，很难继续施展下去，但是多亏萧条时期生产过剩条件下的竞争，也渐渐促使体面的英国人走上了降低产品质量的歪路，这就帮助了这一行里无可匹敌的德国人。这样，德国终于建立了大工业，并且开始在世界市场上起一定的作用。70年代和80年代德国的大工业几乎是专为国内市场工作的（制铁业除外），统一起来的国内市场和国内市场中各部门之间经济落差的“调整”把本国生产和所有大工业产品都“消化”掉，而且还不够。所以构成德国大宗出口的是大量的小商品，大工业至多为小商品供应必需的半成品，而小商品本身则大部分由农村家庭工业来供应。

这是德国特有的现象。统一后二十年来德国工业的发展需要作特殊的解释。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没有像德国有这样多的雇佣工人不仅是自己住宅的所有者，而且是自己菜园或土地的所有者；同时还有其他许多工人以租佃者的身份事实上相当稳定地占有和使用带菜园或土地的房屋。这是农业现代化的普鲁士道路（调整和赎买）造成的结果。同园艺业或小农经济相结合的农村家庭工业，就构成德国新兴大工业的广大基础。在大工业统治以前，家庭工业工人终究是过着某种程度上有保障的生活；但在大工业统治下，随着机器的采用，情况就完全改变了。这时价格已经由机器生产的产品来决定，家庭工业工人所得的工资就随着这种价格而跌落下去。但工人不能不接受这种工资，否则就必须另找工作，也就是说他们要抛弃小屋子、菜园和小块土地，成为无产者。家庭工业工人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走这一步。小屋子、菜园、小块土地和织布机仍然把他们束缚在陈旧的个体生产和手工劳动方式上。而资本家则尽量压低他们的工资。任何地方的工资都不像德国家庭工业中的工资低到如此地步。全家人从自己的菜园或小块土地上辛苦得来的东西，被资本家从劳动力价格中扣除了。工人不得不接受任何一种计件工资，否则就什么都得不到，而单靠自己的农产品又不能维持生活。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德国才具有在世界市场上销售大宗小商品的能力，“资本的全部利润都用扣除正常工资的方法榨取出来，而全部剩余价值则可以白送给买主。这就是大部分德国出口商品价格低廉得令人吃惊的秘密。”（恩格斯语）农村家庭工业工人的这种境况，也像秤锤一样压低了城市工人甚至大城市工人的工资，使它降低到劳动力价值之下。这样我们看到整个德国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都在西欧各国工人的水平之下。德国的大工业主要就是在残酷剥削工人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并崛起于世界经济舞台。

另一方面，由于家庭工业已经成了德国出口贸易以及全部大工业的广大基础，它广泛散布于德国，并且还一天比一天更广泛地散布开来，结果就把改革和赎买中出现的大批小农也卷入到现代的工业运动中来。小农为满足自己消费的家庭工业劳动，被机器工业的廉价产品所消灭，小规模的农业生产也日益遭到破坏。备受高利贷盘剥的小农不可避免地要破产，而不得不被赶到现代家庭工业中来。随着家庭工业的散布，一个个农民地区就相继被卷入现代的工业革命。这种由家庭工业造成农业地区的革命化，就使德国境内工业革命散布的地区要比英国和法国广阔得多。这就说明，为什么同英法相反，革命的工人运动在全国广大地区得到有力的传播，而不只是局限于中心城市。在法国，运动一向都是发源于首都，而在德国则是发源于大工业、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地区，只有当大多数小城市和大部分农村地区已经成熟到实行变革的时候，首都和其他大城市的胜利起义才有可能。

问题的第三方面是，这种散布广阔的农村家庭工业，本身不过是工业化变革的初始阶段，机器和工厂生产到一定时期同样会为它敲响丧钟。到19世纪90年代，随着德国工业革命的完成，丧钟就敲响了。作为德国决定性生产部门的家庭工业大量破产了，几乎整一半的小农被剥夺。家庭工业转化为工厂生产，农民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小地产转化为领主的大农场。因此我们看到，七、八十年代德国农业劳动力的流动潮主要是一种近距离的人口流动，只是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德国的农民才大量破产，出现了群众性远距离人口流动潮，从东部农业区流向西部工业区，流向大城市，并无产阶级化。

问题的第四个方面，我们看到，德国统一后的二十年间，其工业发展是处在以农村家庭工业为基础的低度水平线上，大工业本身主要是为国内市场服务的，为国内的经济所促进，基本上没有进入世界经济长波运动的大循环，因此它很少受到1873到1896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