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宪法争执”和俾斯麦上台

50年代以来，经济力量有了巨大增长的普鲁士，政治上却无所作为。普鲁士没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往往成为被耻笑的对象。意大利战争时期，普鲁士的“军事动员”完全是装装样子，起不了作用。霍亨索伦王室迫切感到要实行军事改革，恢复弗里德里希大王时代的所谓“光辉”，加强自己专制王朝的统治，对抗日益咄咄逼人的资产阶级的“参政”和“立宪统治”要求。

普鲁士新君威廉一世继承王位激起德意志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者很大的期望。1857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因神经错乱不能理事，由其弟威廉执政，次年10月7日被正式任命为摄政。1861年初，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去世，威廉登上王位。他为自己精心安排了加冕典礼。1861年10月18日一切都照1701年第一位普鲁士国王在柯尼斯贝格举行的加冕礼进行，以强调普鲁士的王家传统和在德意志兰、在欧洲的新地位。新统治者的明显特点是所谓“对基督教的虔诚”，“基督教”是“他生命的粮食，他痛苦的安慰，他行为的尺度”。这是一个平庸的人物，但头脑冷静，注重实际，善于用人，用人不疑。这同前王那种浪漫主义的神志不清恰好形成对照。从根本上来说，威廉一世是非常保守的，王权神圣的思想根深蒂固。他不喜欢普鲁士宪法中那些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条文，但他也感受到时代潮流的压力，感受到普鲁士君主政体的危机。他不喜欢《十字架报》集团，即以盖拉赫兄弟为核心的宫廷党，这些人是前王的密友，他们那种极端封建保守的原则已不利于保持普鲁士君主政体的统治。威廉一世更倾向于《周报》党人，该党出现于1851年，可看作是1848年革命时期德意志自由主义贵族一翼的继承和发展，其所持的原则同《十字架报》派不同，主张走英国式的议会制道路。现在，这个镇压1848年革命的“炮弹亲王”居然充当起普鲁士贵族自由派的“顾问”。还在威廉当摄政时，他任命了一个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内阁，其中《周报》党人占据重要地位。新内阁的政府纲领被当成普鲁士和德意志兰“新纪元”的开端。德意志的资产阶级和舆论界，都以为威廉已与过去决裂，而寄以无限的希望。在民族问题上，威廉强烈认为普鲁士负有统一德国的使命，但并不认为在其有生之年得见其实现。这就是普鲁士－德意志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者所寄予希望的人物的性格。

威廉一世首先就以“军事改革”来回答自由派们的“期望”。1858年的普鲁士军队尚是沿着近半个世纪前反拿破仑一世战争时期建制编建的，1814年9月3日立法和1815年11月21日立法将普遍兵役制原则引入普鲁士。1815年普鲁士有居民1100万，从这些居民中应征召4.2万人。他们在正规军或称常备军（野战军）中服役3年，在后备军（地方军）中服役2年，然后服国民自卫队第一征召役7年，第二征召役7年。到19世纪中叶，普鲁士人口增至1800万，每年按比例应征召6.5万人。然而由于经济原因，例如付钱免征，每年征召人数并未超过4.2万人，普遍兵役制有名无实。许多年龄较大的已婚男子是国民自卫队的动员对象，而2.3万个年轻人却不用承担任何军事义务。这种所谓的社会“不公正”尚在其次，霍亨索伦专制王朝主要看到国民自卫队已经越来越成为资产阶级的工具，甚至一些后备军（地方军）也成为资产阶级的“后备军”，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威廉一世于是决心实行彻底的军事改革。1859年他任命极端保守的容克冯·罗恩（Albrecht von Roon，1803—1879）为陆军大臣，负责这项工作。罗恩主张加强王权，扩大普鲁士兵力。军事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延长现役期，把后备军并入常备军，服役期3年，取消国民自卫队；把平时兵力从14万人增加到21.7万人。1860年，普鲁士政府要求邦议会同意拨款1000万塔勒充作军事改革之用。

罗恩和国王立即遭到普鲁士议会下议院的反对。议会中的自由派多数反对3年兵役期，要求减为2年；他们也反对为实行政府计划所需要的大量经费。作为反对派的自由派（稍后主要是进步党人），对于拥有一支精锐的武装力量以便实现统一德国方面的潜在必要性有充分的认识，在这一点上同军事改革没有矛盾，他们赞成将每年征召入伍的人数增至6.3万人，并主张建立一支普鲁士海军。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一个纯粹技术意义和军事意义的问题，根子在于政治。威廉一世对于1848年柏林起义的幽灵总是畏忌于心，他不信任国民自卫队，而把正规军看作是对抗革命的唯一忠实可靠的王位保护者。在他看来，组织严密的军官团，加上正规军和再次服役的正规军，是对付人民的自由和资产阶级愿望的最好工具，而国民自卫队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而反对派则认为国民自卫队是符合人民意愿、符合自由化政权的军队，这就是自由派和进步党人反对国王和政府改革的根本所在。国王与资产阶级的这种分歧，在1862年7月14日法兰克福来福枪兵俱乐部年度节日庆祝会上明显反映出来。在庆祝会上，舒尔策德利茨施说，德意志宪法问题只有“在武装起来的国家中的人民军队作议会的后盾时”才能解决。他表示：“如果我们看到你（人民军队）支持我们，我们的主张就有基础和前途。”威廉国王对这些话的评论是：“这就是了，他们需要什么现在已很清楚：军队要成为议会军队。但他们将会看到，军队到底是属于我还是属于你舒尔策德利茨施。”

虽然如此，普鲁士邦议会－资产阶级多数还是同意了以一年为期的军事改革拨款，但要求国民自卫队继续留在军队内部，以及将服兵役期由3年减至2年。政府对此不满，撤回法案，宣称只有国王有权决定军队的组成，下议院的职能仅在于投票通过必需的款项。政府已擅自把总预算中增加的900万塔勒拨作军事改革之用，尽管还没有任何法律批准它这样做。进步党议会党团1861年底向政府提出两点动议：1.由议会监督政府的经常开支；2.经费严格按照所要求并被批准的计划开支。政府不同意议会有此权力。但动议被通过，还否决了军事议案。这一结果导致议会被解散，重新选举议会。“自由派”的奥埃尔斯瓦尔德（Rudolf von Auerswald）内阁也因“行动软弱”辞职下台，“新纪元”正式结束。

德意志进步党的主要代表：维尔肖，舒尔策－德里茨施，蒙姆森

1862年5月的新选举使进步党获得更大胜利，议席从109席增加到135席，自由派中左翼力量也有所增加。这个自由派多数把军事改革的全部经费都否决了。新政府和新议会之间的僵局就这样存在着。罗恩这时倒有意在两年制兵役问题上向议会反对派让步，但威廉一世态度坚决，拒绝使国王的任何权力服从议会。罗恩撤回自己的妥协建议，向下议院公开宣战。资产阶级的主张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并在普鲁士形成新的革命形势。工人和小资产阶级都举行群众集会。形势对国王和政府是如此的不利，以致威廉一世已在认真考虑退位。可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只打算在议会中进行反对派活动，不想去积极发动人民群众反对专制王权。国王和政府很快又从惊恐中恢复过来，决计不理睬议会，进行无议会统治。问题是需要找到一个铁腕人物来实行这种统治。罗恩力荐他的密友奥托·冯·俾斯麦伯爵，劝国王召令俾斯麦来应付危局，解决宪法纠纷。

俾斯麦是一个资产阶级化的容克，具有极为强烈的功名心。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重视行动，讲究现实，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意志坚强，富有感情，性情暴烈，干劲十足的人。拯救容克阶级，拯救普鲁士君主政体，是俾斯麦政治思想的出发点，他把这种拯救看成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他是希望通过在普鲁士也实行一种自己当时还不明确的、特殊的立宪－代议制的道路获得这种拯救。这种“政治考虑”特别加强他要成为国家决策者的政治野心。在整个40年代，俾斯麦作为乡村容克，属于顽固的保守派，一个主张反动的“宫廷党”人。1847年6月，俾斯麦作为副代表在普鲁士联合省议会中，用他那同他硕大身躯不甚相称的高尖嗓音，肆无忌惮地攻击自由主义立宪主义要求，他要确保传统的社会制度，乃至保护领主裁判权和狩猎权，因此获得“铁杆反动容克”的名声。1848年革命时期，他准备在自己领地上组织勤王军，前往柏林镇压革命。在这个时候，俾斯麦对于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德国统一问题，并无多大感受。他既反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大德意志统一主张，也反对小德意志统一主张，因为这些主张都出自革命之门。他打起“铁杆普鲁士主义”旗号同“德意志统一”相对抗，强调普鲁士的特殊利益，“普鲁士就是普鲁士”。他在新闻界、联合会、群众大会和议会中，以及在《十字架报》上发表许多尖刻的、进攻性的演说和文章，反对同资产阶级自由派作妥协和协调，以取悦于宫廷党和国王。宫廷党头目路德维希·冯·盖拉赫称赞他是“我们宫廷党大本营中非常活跃和睿智的副官”，而当时人却把他叫做“封建等级制梦幻世界中的唐·吉诃德”。他的政治主张是亲奥、亲俄、亲法，一句话，是亲那些保证德意志兰分裂的势力。1851年5月，俾斯麦打破传统，被任命为普鲁士驻法兰克福联邦议会公使之职，成为当时容克中第一位普鲁士高级外交官。

普鲁士容克奥托·冯·俾斯麦

但从50年代开始，特别是就任普鲁士驻联邦议会公使以来，俾斯麦的政治思想有了明显的变化，即从一个极端保守派转变成一个现实主义的强权政治家。这种转变的真实内涵，乃是要求改变或放弃宫廷党一直坚持的“原则”，采取一种国家利己主义方针，建立普鲁士在德意志兰的霸权地位，以拯救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的统治。宫廷党在50年代继续奉行的“原则”，简言之，就是为了确保欧洲和德意志兰的旧秩序，必须维护维也纳会议决议、德意志联邦和俄国霸权下的俄奥普君主的保守联盟，以防止德意志革命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建立。从俾斯麦看来，宫廷党的这种“超国家”的、“超民族”的“原则”已经日益不符合“现实”的发展，特别不符合普鲁士强权利益的发展。俾斯麦本人已感到时代潮流的压力。维护宫廷党的“原则”，无疑是死守旧普鲁士这只下沉的船。他在法兰克福的外交生涯中，在同城市资产阶级紧密交往过程中，在生活形式的自由主义化以及目光转向世界性的开放中，日益感到现代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的增长是无法遏止的，资产阶级要求改革和参政的愿望也是无法消除的。他希望把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同普鲁士强权利益联系起来，主张对资产阶级作一定的妥协。从普鲁士的外部条件看，沙皇－梅特涅体系已经垮台，欧洲的民族民主运动正在发展。但普鲁士的外交地位却日益削弱，而削弱其外交地位的正是自己的同盟者俄国和奥地利。“奥尔米茨之辱”无疑给俾斯麦以重大刺激，普鲁士的发展受到奥地利和德意志联邦的紧紧束缚。这种外交中的羸弱地位将严重损害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在国内的统治。

促使俾斯麦作“现实主义”转变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50年代中以来，宫廷党政治势力日益衰退，自由主义贵族的《周报》党势力上升。内心主张改革的俾斯麦，曾希望更多地接近《周报》党，但《周报》党人把他看成是“无法合作的犹大”而排斥他。俾斯麦并不同意《周报》党人以英国为楷模的改革，认为这样会过分削弱乃至取消国王的权力，他所设想的改革是一种用立宪委婉表达的新的君主专制。俾斯麦比《周报》党人更多了解普鲁士君主政体的保守性，认定威廉亲王摄政王对《周报》党人的支持只是在有限程度上的，而普鲁士争取在德意志兰的霸权问题上，摄政王的看法是同他一致的。1856年俾斯麦在周密考察了普鲁士内政－外交状况后，提出了系统的普鲁士对德意志兰和欧洲的政策备忘录。这项政策的出发点是所谓“普鲁士国家利益”，要求把“国家利己主义”作为大国政策的“唯一健康基础”。政策的目标是普鲁士在德意志兰的霸权，第一步是取得北德意志霸权。俾斯麦认定，普鲁士的“强权政治”不仅符合普鲁士君主政体的利益，而且能够吸引资产阶级的兴趣和支持。他力图把普鲁士内部发展、壮大起来的民族力量引向争取普鲁士霸权，这项政策的“准星”是削弱奥地利，“炸毁”德意志联邦，把奥地利排除出德意志兰。

同奥地利开战—同拿破仑法国结盟—摧毁传统制度，这种主张同宫廷党的保守主义“原则”完全相对立。宫廷党头目对俾斯麦的“现实主义”和“物质主义”言论一再发出警告。1857年莱奥波德·冯·盖拉赫同俾斯麦的“信件交换”，演变成一场尖锐的论战。俾斯麦面对盖拉赫的责难，回答说人们“必须根据现实，而不是根据理想行事”，拒绝为“正统主义”而牺牲“普鲁士国家利益”。这场著名的所谓“原则政策”和“利益政策”之争，实际上只是在拯救和确保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统治的政策和方法上的分歧。保守的“正统主义”已经拯救不了普鲁士这只下沉的船。俾斯麦企图把君主政体和容克利益用“普鲁士国家利益”掩盖起来，吸引资产阶级和人民的支持。俾斯麦当时并没有考虑德意志的民族事业——统一。

约从1859年起，俾斯麦的政治态度再次发生转变，即从一个普鲁士的强权政治家变成德意志政治家。意大利战争时期德意志民族运动的规模使俾斯麦印象极为深刻，而且这场民族运动恢复了资产阶级要求民族统一的力量。据“德意志民族协会”领导成员翁卢（Hans Victor Unruh）的回忆，俾斯麦当时曾对他说：1.普鲁士的目标必须是“把奥地利从德意志兰中排挤出去”，由普鲁士统一德国；2.这个目标肯定得不到德意志中小邦的任何支持，普鲁士的政策在中欧也一定会孤立；3.对普鲁士来说，只有一个想见的同盟，“这就是德意志人民”。1860年俾斯麦在致“新纪元”政府首相奥埃尔斯瓦尔德的信中再次表达要利用“德意志人民的民族力量”的想法。

1859年3月，俾斯麦被免去长达9年的驻联邦议会公使之职，调任驻俄公使，1861年转任驻法公使。在这些任内，他已充分了解到德意志兰的东西强邻都反对德意志统一。他也很感失望，因为他未能进入权力中心。他把去彼得堡叫做“光荣流放”。尽管如此，俾斯麦仍不断地向摄政王、1861年即普王位的威廉一世上书献策，提供“拯救之道”。军事改革引起的宪法纠纷，为俾斯麦提供了良机。1861年7月2日他写信给好友、陆军大臣罗恩，提出王权只有通过掌握统一运动才能获得拯救。稍后他又当面对罗恩说：“只有迎合民族党的愿望，内部才有安宁。”这年夏天，俾斯麦在巴登受到普王长时间的正式召见，普王询问他拯救之道。这年10月，俾斯麦把自己意见最后加工成所谓《莱恩费尔德备忘录》，对整个形势和事务作了纲领性的说明。他说：“需要把德意志人民发展起来的力量比较严格地、统一地结合起来”，“在整个时代潮流中复苏的民族感情，同时连同确保反对外部进攻的要求，迫使我们走向比较紧密地统一德意志兰的目标”。1862年6月底，俾斯麦在访英时，已毫不隐瞒地向英国反对党领袖迪斯累里侃侃而谈：必须解散德意志联邦，使中小邦屈服，“在普鲁士领导下使德意志兰获得民族统一”。

俾斯麦的拯救之道中，存在一个要求普鲁士君主政体和资产阶级双方互相作妥协的内核：君主政体站到民族运动的前列来，内部作一定的立宪改革；资产阶级议会则放弃单独统治的要求。他设想创立一种德意志型的立宪君主政体，既能确保君主政体的统治优势，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资产阶级的愿望。他力图把小德意志民族思想、资产阶级经济利益同普鲁士强权利益紧紧结合起来；用民族运动包裹着普鲁士强权；用自上的改革来避免自下的革命；用外交上迎合小德意志民族党的愿望来改变内部状况。这种确保君主政体和容克统治优势的拯救之道，当时恰恰最为投合国王的需要。威廉一世在1862年时已显得完全走投无路。采取军事政变和武力镇压一定会激起自下的革命。他问女婿巴登大公：“还有什么办法？根据理性判断，路已经断了。你知道还有什么别的道路？”他害怕自己会步英王查理一世的后尘，上断头台。这年9月中，国王同意外交大臣发电报给在法国的俾斯麦，“立即回来”。9月18日罗恩用预先约好的暗语再发电报：“危机在继续，速回。”9月22日俾斯麦在柏林巴贝尔斯贝格宫同国王作了喜剧性的会面和谈话。当威廉一世确信俾斯麦是维护君主政体并愿同议会进行斗争时，他满眶泪水，决定“不退位了”，并且决定任命俾斯麦为首相。实际上在当时，俾斯麦的思路已远远超出国王所考虑的事。

俾斯麦一旦提出统一德国的使命，他就不能不站在德意志立场上来考虑问题，就不能不同以往的同道宫廷党保守派真正决裂，同所有阻碍普鲁士统一德国的势力相对立。他自己的命运，容克阶级的命运，普鲁士君主政体的命运，现在都同普鲁士统一德国连成一气了。俾斯麦是在1862年9月24日被任命为内阁临时首脑的，时年47岁。一周以后，9月30日他在对他抱敌视态度的普鲁士议会预算委员会上出现，作了颇为激动的讲话，这个滔滔不绝的、慷慨激昂的、有时夹着外语和语句不清的即席讲话，实际是俾斯麦在统一问题上的政纲。他要求普鲁士内部停止对抗，“聚集力量”，共同对外，不要再错过国际上出现的得以增强普鲁士力量的“有利时机”；同时用暗示言辞说：“只要看一眼地图就清楚，普鲁士瘦长的身躯不可能——这是我讲话的用意——单独地、较长地承担确保德意志兰安全的军备，这必须由所有德意志人来承担。我们不可能通过演说、联合会、多数决议来进一步达到目的——这是1848年和1849年的重大错误——而是不可避免地将通过一场严重斗争，一场只有通过铁与血才能解决的斗争来达到目的。”这篇引起极大争议的讲话是一篇精彩的、深思熟虑的、现实主义的政策讲话，有几点很值得注意，第一，德国的统一只能由普鲁士领导；第二，德国的统一必须凭借武力和战争手段；第三，用民族主义的口号来吸引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转移资产阶级议会对政府的对抗。这就表明，讲话的矛头完全是针对那些阻碍德意志统一的势力的。“铁血演说”表明俾斯麦已从一个普鲁士容克转变为德意志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