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一的前提

19世纪50、60年代，形成了德意志统一的前提。

第一个也是基本的前提，是经济的发展和工业革命高潮的到来。1848年对德意志社会来说是一个重要年代。从政治上看，革命基本上是失败了，德意志联邦恢复了，各邦诸侯加强了反动统治；普奥争霸加剧；加上沙俄作为欧洲霸主对德国分裂状态所作的“保证”，使统一远未实现。但从经济上看，1850年后却开始了新的飞跃。德意志的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软弱，在政治舞台上遭到失败以后就热心地去办大工业，从中求得安慰。德意志兰五六十年代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是快速，煤铁等重工业部门的产量平均每10年增加一倍还多，到60年代工业已赶上法国。另一个特点是，开始了规模宏大的工业革命，德意志兰在这期间的工业产值超过了农业生产的产值，并且最终地、完全地被卷入世界贸易。第三个特点是，除了短期的萧条外，经济一直处在繁荣状态。这些特点使德意志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和阶级力量的配置发生了决定性的、实际上是革命性的变化。

德意志资产阶级的力量增长最快，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尤为显著。普鲁士的重工业产量50年代时已占全德的一半以上。从1853—1863这10年间，普鲁士四个最重要的工业省中，年收入在2万到4万塔勒巨款的富翁人数从26人增为43人，1873年达到137人，而在那些主要的农业省份，其相应人数为4.9人和20人，这说明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已成为比容克阶级更为强大的阶级。而封建性的容克经济却处于破落状态，容克阶级的分化日益显著和加快。

50年代破产贵族的数目增加了，骑士领地转化为资产阶级性的地产的情况不断增多。1856年，12339个普鲁士骑士领地（即容克庄园），只有57％勉强维持“贵族生活”，一大部分容克日益懂得，只有把庄园建立在资本主义经营的基础上，才能逃避破产，并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站稳脚跟。到60年代中，普鲁士的“解放农民”，在法律方面基本上已完成。普鲁士封建性的和半封建性的农业就这样逐渐地、痛苦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农业。普鲁士的“赎免”，成为容克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手段。此外，容克从各地行政区的信贷所以及私人资本家银行获得贷款。这样，他们就有可能应用机器、农具和化肥，并且从事改良土壤的工作。工业革命和农业的资本主义化，使农业的产量大幅度提高。

容克庄园主要生产商品粮食和出口木材。容克还举办许多乡村辅助工业，食品工业和奢侈品工业也有广泛的发展。麦片厂和大磨坊成为农业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烧酒厂是容克经济的基本支柱之一，它们向世界提供廉价的土豆酒精。易北河以东的一大部分较富的容克把资金投入铁路建设（股票投机）。在普鲁士的其他省份，像西里西亚、莱茵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大地产主都转向重工业。这样，普鲁士的统治阶级就分化了。除易北河以东一部分受工业革命影响很小的容克固守原来的反动立场外，大部分容克开始资产阶级化。如果说他们还保持着强烈的封建观念和偏见，但他们经济生存的基础最终已变成资本主义的性质。他们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分歧不再是敌对的和不可调和的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也同国内市场、关税和世界市场紧紧联系在一起，而且支持自由贸易政策。德意志兰的统一对他们说来已不是无关紧要的事。另一方面，由于容克的经济基础遭到削弱，他们对国王，对普鲁士君主政体的依赖性增加，他们依赖王室给予津贴，赐给特权，维持统治，从而形成容克的所谓“忠君思想”，并在政治上死死抓住政权不放。

可以这样说：正是在19世纪50、60年代，普鲁士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基本上是封建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普鲁士社会性质的这种变化，实际上也决定了德意志社会性质的变化。在英国和法国，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最终完成社会性质的转变，而在德国和普鲁士则不同，是通过改革使社会性质发生转变，然后影响国家性质的转变。50年代初，普鲁士君主政体就不得不对资产阶级作出让步，否则就不能阻止资产阶级取得单独统治。1850年普鲁士政府保留了1848年12月5日的宪法，虽经反动的修订，但仍保留“人权和公民权”这一章；普鲁士虽然推行一种保守的“三级选举法”，但仍赋予选出的第二院（众议院）具有批准新赋税以及监督国家财政开支之权，这是资产阶级手中的主要权力，这个权力在1854年宪法失效时期也未失去。资产阶级在50年代通过掌管“贸易、工商和公共事务部”而获得参与政权，尽管是极其有限的。埃北费尔德古老的银行家族成员冯·得尔·海特（August von der Heydt，1801—1874），担任普鲁士贸易大臣一直到1862年，他既忠于霍亨索伦家族，又熟悉莱茵大资产阶级的愿望，充当大资产阶级同君主政体之间的协调人，俾斯麦把他叫做“财神叔叔”，说“这个人创造了钱，这是我们所需要的”。1851年5月12日，普鲁士公布财产所有者法，给予矿山企业以广泛的自治权；1860年矿山企业中封建官僚主义的障碍被明令取消；1865年国家通过通用矿山法，统一矿山法规，受到资产阶级的欢迎；私人银行在60年代初克服了国家的反对，在普鲁士立住了脚跟。1861年即普王位的威廉一世（Wilhelm I，1861—1888在位）甚至任命了一个带“自由主义”色彩的内阁。1866年冯·得尔·海特被任命为财政大臣，这是1848年革命失败以来的第一次。科隆和柏林的银行家，柏林、鲁尔、萨克森和萨尔兰的工业家以及上西里西亚的贵族，构成了大资产阶级的核心，渐渐成为国家的真正权力之所在。富有的企业家、银行家吸引着普鲁士的国家官吏，他们甚至在宫廷中和大官僚中收买自己的代理人。到60年代，普鲁士君主国已从封建的君主国变成资产阶级的君主国，它虽然由容克把持，经常同资产阶级在争权夺利方面发生争执，但也代表着资产阶级的一定利益。

容克的分化和资产阶级化，普鲁士－德意志兰社会性质的改变，是普鲁士统一德国的主要前提之一。普鲁士统一德国的代表人物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正是一个资产阶级化的容克，在他的家族和他身上，鲜明而典型地反映出这些转变。

俾斯麦出生在勃兰登堡阿尔特马克的舍恩豪森庄园祖宅，一个世代容克的家庭。两岁时随家迁往波美拉尼亚的克尼帕霍夫庄园。就其财富和社会地位来说，俾斯麦家族不是第一流的，但容克的那种专横暴戾作风在他身上却很明显（据说大学期间就与人发生过13次决斗）。俾斯麦的母亲来自有名望的资产阶级家庭，给俾斯麦诸多影响；俾斯麦在大学期间又受到资产阶级的教育和影响，但与此同时，他的阶级却在“时代的双重革命”——工业革命和思想革命——面前急骤地往下沉，他的家庭经常感到经济拮据，财源枯竭。新旧社会交替而迸发出来的历史经济政治的激烈冲突，在他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1839年俾斯麦抛弃候补文官职务，回波美拉尼亚自己的庄园亲自经营农业，1844年又经营舍恩豪森庄园的370莫尔根土地。俾斯麦改变了经营方式，在庄园上实行深耕，改进农具，作物轮种。他还专门去学校学习农业化学方面的知识。俾斯麦所经营的庄园生产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庄园的产品销往国内外市场，被卷入市场经济的漩涡之中。到50年代初，俾斯麦已经了解到如果不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容克阶级就将完全破产。他在给他的朋友、“宫廷党”头目莱奥波德·冯·盖拉赫（Leopold von Gerlach，1790—1861）的信中说，普鲁士必须及早同德意志兰发展着的各种“物质关系”打交道，“采取主动”。在这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俾斯麦同普鲁士最大的银行家之一、犹太人勃莱希罗德（Gerson Bleichröder，1822—1893）家族紧紧结合在一起，相互依赖，互相利用。60年代俾斯麦用国家的“赐赠”购得波美拉尼亚的法尔青庄园和附近的两个小庄园，通过自己的代理人不但经营林业，而且在庄园上开设砖瓦厂和石灰厂。1870年他的年收入已达15286塔勒，林业和庄园工厂的收入是其主要来源。一年以后，俾斯麦又得到著名的弗里德里希斯卢庄园（坐落在汉堡附近，2.5万莫尔根森林和2000莫尔根土地），经营规模倍增。他还通过银行家开始从事证券的投机买卖。俾斯麦同汉堡大富商的接近，远超过同他的容克同道的接近。俾斯麦经济地位的这种变化，也决定了他政治上的转变，他从一个同“宫廷党”立场一致的保守派，成为一个主张由普鲁士掌握领导权、一定程度上满足资产阶级利益的德意志统一论者。

普鲁士统一德国的第二个前提，是关税同盟扩大成为国内市场，小德意志地区（即不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兰）的经济同普鲁士逐渐“一体化”。

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有力地促进了小德意志地区的经济发展。从1834年1月1日起，在德意志3/4的土地上长串长串满载货物的四轮马车在过境时首次不纳通行税。从40年代起，关税同盟为保护自己年轻的工业，对内部采取自由贸易，对外部和外国采取一定的保护关税，这种被称为相对的自由贸易政策，受到大部分资产阶级和容克的欢迎。到1852年，除奥地利和个别地区外，所有其他各邦都已相继加入关税同盟。以普鲁士为中心的铁路网建立起来。铁路不仅把东部农业经济区同西部钢铁工业区紧紧联结起来，而且冲过各邦的边界伸向北海沿岸和南部山区，它以特有的威力闯入各种旧的生活习俗，使德意志兰的面貌发生重大的改变。当时的诗人就把铁路称为“德意志统一的结婚绶带”。

现代化交通线的建设（在爱尔朗根附近）

据统计，1850—1866年关税同盟地区工业总产量增加了一倍。这种情况使英国国民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得出结论说：“德意志帝国与其说是建立在铁和血上，毋宁说是建立在煤和铁上。”这话是颇有道理的。在关税同盟的发展中，普鲁士占有明显的优势。从各方面的研究来看，普鲁士的国内市场在50年代形成大致是准确的。普鲁士通过关税同盟使其他各邦的经济逐步纳入自己的市场，也是事实。各邦资产阶级已把普鲁士看成是自己在德意志兰的经济和政治代表，而普鲁士资产阶级也把确保关税同盟当成是自己的“生命”。正因如此，奥地利则力图拆散关税同盟。1852年，奥地利首相费·施瓦岑贝格（Felix Schwarzenberg，1800—1852）抛出计划，要求建立一个在奥地利领导下的大德意志－中欧关税联盟。许多中小邦诸侯表示“可以考虑”，却引起各邦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抗。他们对本邦政府施加压力，要求重申关税同盟条约有效。南部和西部各邦出现支持关税同盟的请愿风暴。资产阶级各行业商会和其他组织也行动起来。普鲁士的政治家中，首先是驻联邦议会的公使俾斯麦，对社会舆论施加各种影响，争取南德各邦支持关税同盟。普鲁士终于挫败了施瓦岑贝格的计划。在这场危机中也显示出，各中小邦已不可能奉行自主的政策，他们已经不再是以往的“第三德意志兰”那样一种同普奥鼎足而立的政治力量。

奥地利为什么不加入关税同盟？其他中小邦的资产阶级为什么拒绝奥地利领导的“大德意志－中欧关税联盟”？根本的原因是奥地利经济比普鲁士落后。50年代以来，奥地利的社会性质和国家性质也在逐步向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君主国转变，并在60年代中基本完成，不过应当承认，奥地利的现代经济发展水平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同普鲁士相比则要低得多，也弱得多，因此，它无法同普鲁士或关税同盟地区实行自由贸易往来或低关税往来，自由贸易和低关税将使奥地利的经济垮台。奥地利政府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几次想打入关税同盟，但都在“自由贸易”面前却步。它的贸易一向采取“内向”的方针，哈布斯堡家族把经济政策的重点放在自己的皇室领地：奥地利、匈牙利、捷克以及其他斯拉夫地区，而同广大的德意志诸邦间贸易联系反而少。奥地利有意为自己筑起高高的关税壁垒，不让德意志各邦的货物运入，实际上是把自己禁锢起来。因此，奥地利在德意志联邦中的力量主要来自传统的影响和政治上的多数，并无深厚的经济力量为后盾。资产阶级君主国的奥地利，在德意志联邦内充当了各邦分离主义势力的代表。与此相反，普鲁士在德意志联邦中的力量主要基于经济，政治上却显得孤立，大多数诸侯都害怕或反对普鲁士的霸权“一统”图谋。最终的结果是，中小邦的经济利益超过了对奥地利政治上的同情，他们都留在关税同盟中。到1865年，当俾斯麦同奥地利缔结贸易条约时，关税同盟已像对待外国一样对待奥地利了。德意志联邦内部最终形成了两个分离的国内市场。

到60年代，小德意志地区的经济基本上同普鲁士“一体化”。关税同盟地区形成了共同的经济生活，完善了共同的语言和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共同文化。德意志民族最终形成并得到巩固。经济的统一为政治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普鲁士统一德国的第三个前提，乃是沙俄霸权的丧失与俄普“同盟”的形成。

1848年以后，沙皇俄国仍然一直是德国统一的最大国际障碍。保持德意志兰的分裂是其既定方针。但在镇压1848年革命中深感自己力量有很大增长的普鲁士，却很想在全德取得支配地位，并在它领导下建立德意志各邦的联盟。1849年5月中，普鲁士、奥地利、萨克森、汉诺威和巴伐利亚的全权代表在柏林开会，讨论重新建立德意志联邦问题，会上普鲁士就推出自己的“联盟”计划。普鲁士政治家冯·拉多维茨将军（Joseph Maria von Radowitz，1797—1853）在会上提出具体的小德意志“联盟”计划。普鲁士把以前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约150名议员召到哥达城聚会，诱劝他们同意“联盟”计划。在拉多维茨的安排下，普鲁士、萨克森和汉诺威结成“三王同盟”，其他一些小邦也同意参加“联盟”。但是奥地利很快就腾出手来干预德意志事务，俄国支持奥地利，坚决反对“联盟”计划。

沙皇尼古拉一世来到华沙，同时把普王和奥皇召去，他以“仲裁人”身份裁诀“普奥争端”。他以国际活动中罕见的粗暴态度申斥普鲁士，说普鲁士是在玩弄“革命的把戏”，必须尽快收起。在俄－奥的压力下，拉多维茨被解职。1850年11月29日，普奥首相在小城奥尔米茨签订普奥条约：普鲁士放弃“联盟”计划，放弃在黑森选侯国的同盟协定，同意回到法兰克福的联邦议会。德意志各邦在奥首相施瓦岑贝格主持下开会，一切改革计划都被抛弃，旧联邦议会恢复了。这是当时军事上处于劣势的普鲁士含辱忍让的结果，因而被称为“奥尔米茨之辱”。普奥这两个德意志强权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

“联盟”计划可以看成是“自上”统一德国的第一次表现。计划的失败和拉多维茨的下台，标示着德意志的统一事务面临着国内外反动保守势力的联合反对，形势特别严峻。事情的某种转机发生在克里木战争之后。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是沙俄同英、法争夺巴尔干和近东霸权引起的一场火并，沙皇原确信他能得到德意志联邦的支持，事实却大为不然。奥地利在巴尔干和近东是俄国的“天敌”，沙俄的扩张同奥地利的利益无法相容。奥地利不仅不支持俄国，反而站在西方列强一边，踢了俄国一脚。奥地利出动军队，要逼俄国军队退出多瑙河公国地区。普鲁士持一种软弱的外交方针，采取所谓“中立”态度。沙俄惨败。1856年的巴黎和会规定黑海中立，俄国军舰不得停泊等，实际上堵截了沙俄向东南欧的扩张。这是沙俄在争霸欧洲道路上的重大挫折，失败不仅激化了俄国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动摇了它在德意志兰的霸权地位。奥地利在巴尔干和在德意志联邦内的影响都有所增长。现在在国内遭到威胁的沙皇制度，被迫在德意志土地上争取自己的生存，决心对奥地利的“忘恩负义”采取报复。50年代后期，沙俄对德政策发生变化，它在国际上勾结法国拿破仑三世，在德意志内部支持普鲁士，首先要打击的则是奥地利。

沙俄欧洲霸权的丧失与对德意志事务控制的松弛，客观上有利于德意志的民族统一运动，特别有利于普鲁士统一德国，如果普鲁士对这种形势运用得当的话。普鲁士在德意志兰的头号对手奥地利在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中被削弱，沙俄支持普鲁士继续打击和削弱奥地利；沙俄为了在欧洲重执牛耳，必须打通黑海，向东南方找出路，不得不和普鲁士“结盟”，支持普鲁士去对付法国。普鲁士容克政治家俾斯麦正是利用了这些有利的条件和形势。